此人文武縱橫、屢建功勛，主席稱“軍中良才”，一生充滿傳奇

“軍事上過硬，政治上合格，是軍之良才。”

這是毛主席對他的評價，不光如此，聶榮臻元帥也對他評價頗高，他就是我國的開國上將，朱良才。

接下來，咱們就一起走進那段歷史，看看這位“軍中良才”的人生，究竟有多傳奇。

1928年，28歲的朱良才背著簡單的行囊，跟著朱德、陳毅的隊伍往井岡山走。在此之前，他還是湖南汝城一所小學的教書先生，平日里拿著課本教孩子讀書，后來見著家鄉的農民運動鬧得火熱，心里也燃起了跟著共產黨干革命的念頭。

上了井岡山后，朱良才的日子過得連軸轉。組織上讓他當紅四軍軍部秘書，白天伏在油燈下寫文件、整理戰報，字里行間都得透著對部隊的清楚了解；到了晚上，他又得揣著槍去連隊當黨代表，跟著戰士們一起練刺殺、摸夜路。

誰也沒料到，這個握慣了毛筆的教書先生，沒多久就把軍事訓練的門道摸得透透的，戰士們都愿意聽他的，不光因為他講戰術有條理，更因為他跟大家同吃糙米飯、同睡稻草鋪，沒一點“官架子”。

后來，井岡山的風聲突然緊了。敵軍趁紅軍主力去湘南，派了4個團來攻黃洋界哨口。

朱良才帶著1連的72個戰士守在這里，哨口就那么窄，山路上全是石頭，他們索性把大塊石頭堆成掩體，又在必經之路埋了密密麻麻的竹簽，連砍來的松樹都掏空了，填上鐵砂和火藥做成“松樹炮”。

敵軍一輪輪往上沖，石頭、松樹炮輪番招呼，可架不住對方人多。正著急時，有人想起部隊還有一門繳獲的迫擊炮，就3發炮彈。朱良才趕緊找迫擊炮連的戰士商量：“別打零散的敵人，瞄準山下敵軍集結的地方，說不定能鎮住他們！”

第一發炮彈沒響，第二發還是啞彈，戰士們手心都攥出了汗。直到第三發“轟隆”一聲炸在敵群里，山腳下頓時亂了套：敵軍以為紅軍主力回來了，趁著天黑撒腿就跑。后來毛澤東寫下“黃洋界上炮聲隆”，朱良才和1連戰士的名字，也跟著這場勝仗記在了井岡山的歷史里。

1930年，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的關鍵戰：龍岡戰役打響了。

這時候的朱良才已經是紅三軍9師的政委，跟著師長徐彥剛帶兵執行迂回任務。那天夜里，他們借著月光繞到敵軍后方，摸著黑突破了幾道防線，直撲國民黨軍前敵總指揮張輝瓚的指揮部。戰士們沖進去時，張輝瓚還在屋里打電話，沒等反應過來就被活捉了。

打掃戰場時，戰士們發現了一個“稀罕物件”：帶著天線的電臺。大伙圍著看新鮮，朱良才卻注意到旁邊站著個戴眼鏡的年輕人，正是電臺臺長王諍。

他走過去遞了杯熱水，跟王諍聊起天：“我們紅軍跟國民黨不一樣，不為當官的打仗，是為了讓老百姓能吃上飽飯、不受欺負。你這技術，在我們這兒能派大用場。”王諍看著眼前這位說話實在的紅軍政委，又想起國民黨軍隊里的勾心斗角，最終點了頭。

就是這臺電臺，成了紅軍的第一部電臺，王諍后來還牽頭建起了紅軍的無線電通信隊，幫著部隊打了不少勝仗。

1937年，西路軍兵敗的消息像塊石頭壓在每個人心上。朱良才跟著右支隊往祁連山里鉆，走了一個多月，身邊的戰友越來越少，有的倒在雪地里就沒再起來。

山里比井岡山冷多了，草根樹皮早被挖光了，他只能蹲在雪地里，用凍得發僵的手指扒開硬邦邦的牛糞，把沒消化的苞谷粒一顆一顆摳出來，靠著這點東西撐著往前走。

逃亡路上，馬匪的騎兵總在山梁上晃。有一回，他剛繞過一道山溝，就聽見馬蹄聲噠噠響。情急之下，他看見坡下有群羊，趕緊沖過去鉆進羊群，把身上那件破羊皮襖裹緊，連呼吸都放輕。羊群的膻味混著雪水味，倒成了最好的掩護，馬匪在坡上掃了幾眼，沒發現異常就走了。

最難忘的是過蘭州黃河鐵橋。那時候橋上全是國民黨兵，端著槍搜來往的人，就怕漏過散兵的紅軍。朱良才正發愁，看見個國民黨軍官帶著幾個挑夫過橋，他趕緊湊上去，幫一個挑夫拎起沉包袱，腰彎得低低的，假裝是跟著的雜役。

過橋時，有個兵用槍托碰了碰他的背，問“你是干啥的”，他故意裝得結巴：“老、老總，俺是幫官長挑東西的。”直到過了橋，他才發現后背的汗把破衣服都浸濕了，手還在隱隱發抖。

等他終于摸到援西軍在鎮原的駐地，剛往門口挪了兩步，眼前一黑就栽倒了。戰士們把他扶起來，才發現這“叫花子”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后來稱了稱，一個大男人，竟然才80斤。

1938年，朱良才調到晉察冀軍區當政治部主任。那地方是敵后，鬼子老來“掃蕩”，大家日子過得都緊巴。1942年，鬼子的“大掃蕩”讓根據地鬧了糧荒，連樹葉都成了寶貝。

有戰士在村里摘樹葉，朱良才知道后，連夜寫了條訓令：部隊要摘樹葉，得離村子15里地，老百姓能吃的榆葉、柳葉，一片都不能碰。

阜平的老鄉們聽說這事，第2天一早就扛著竹筐去摘樹葉，捆成一捆一捆的往軍區送。有個老大娘還揣著兩個烤紅薯，塞給戰士說：“孩子，別跑遠了，俺們給你們摘夠！”

朱良才摸著那些還帶著露水的樹葉，跟身邊的人嘆氣道：“你說咱老百姓多實在？有他們跟咱一條心，還怕打不贏鬼子？”

他還愛找身邊的英雄故事。狼牙山五壯士跳崖的消息傳來，他立馬叫戰地記者去采訪，后來《晉察冀日報》登了他們的事跡，不少小伙子看完就來參軍，說要跟五壯士一樣打仗。

還有“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冒著槍林彈雨救傷員，把自家口糧省給戰士，朱良才專門讓人把她的故事印在《子弟兵報》上，邊區的婦女們都學著她做軍鞋、照顧傷員，軍民的心貼得更緊了。

1955年，授銜儀式上的紅肩章格外醒目。55歲的朱良才接過上將軍銜命令狀時，右臂不自覺地蜷了一下，那是1931年反“圍剿”留下的舊傷，陰雨天總隱隱作痛。

當時他正擔任北京軍區政委，管著軍區的政治工作，可誰也沒想到，3年后他會捧著申請書找到組織，說要把崗位讓出來。

那幾年他身體實在差，右臂伸不直，偏頭痛犯起來得靠止痛藥頂著才能開會。組織上勸他“邊治病邊工作”，他卻擺著手說：“我這個正職要是老請假，工作肯定受影響。年輕人精力足，讓他們上，比我撐著強！”

1958年，他成了新中國頭一個主動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開國上將，沒要任何特殊待遇，收拾東西時就帶了一箱子舊文件和幾件換洗衣物。

退下來的朱良才也沒閑著，反而拿起筆，想把井岡山的老故事寫下來。寫《朱德的扁擔》時，他怕記錯細節，揣著筆記本跑了好幾個老戰友家。找到譚政時，兩人坐在小板凳上聊到天黑，他一筆一畫記。

初稿寫好后，他還專門寄給朱德看，朱德回信笑著說“你連藏扁擔的地方都記得清”，他又照著回信改了兩處，才放心投稿。

可發表時，編輯問他作者名，他卻說“不用寫我，能讓娃娃們知道老紅軍的事就行”。以至于這篇課文印了幾十年，好多人都不知道作者是他，直到2001年他的口述文章發表，大家才恍然大悟。

不光對自己要求嚴，朱良才對家人同樣嚴格。他給家人立了規矩：公家的東西一點都不能沾，他的專車除了辦公，誰也不能坐。

妻子李開芬在軍區機關上班，哪怕下大雨，也披著雨衣騎自行車去，從沒想過搭丈夫的車。有回小兒子上學要遲到，想坐他的車，他蹲下來跟孩子說：“這車是國家給爸爸辦公用的，咱們不能搞特殊，以后早點起就好。”

1989年他臨終前，拉著子女的手說：“我沒什么值錢東西留給你們，但有一樣得傳下去：對黨的忠誠，比啥都金貴。”

從戰場上的硬骨頭，到讓賢退崗的老將軍，再到寫故事傳遞紅軍精神的老人，朱良才一輩子都沒搞過特殊，卻把“忠誠”二字，刻在了骨子里，也一代代傳遞給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