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載政務App，任務派給小學生？

2026年1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政務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規范化管理辦法》。該辦法提出，不得強制推廣下載使用政務App，不得將政務App學習時長作為考評依據，不得隨意或重復要求基層填表報數交材料等。

這是切實為基層減負、把整治形式主義推向縱深的有力舉措，也是繼2025年下半年各地陸續關停政務App之后，國家層面正式出臺的關于政務App規范化管理的辦法。目前，已有地方迅速響應，如江蘇取消縣級及以下的政務App，彰顯了從上到下根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決心。

政務App并非沒有益處。從為基層治理和干部群眾提供方便、提供更加豐富的數據資源來講，作為技術治理重要載體的政務App無疑能夠發揮重要功能。但當前的基層技術治理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偏離了初衷。

近些年，筆者在中西部多個地方訪談了許多基層干部，切實看到基層干部為各類政務App所累。中部某省的村干部，對每做一件事都要在系統上錄入和填報感到不解，“事情處理好了就行了，為什么一定要錄入系統，留下痕跡”；前幾年，中部某省開展農村自建房摸排工作，因不符合系統提交的要求，基層干部反復修改、作廢表格，才勉強完成任務，其實數據與第一版并無太大差別，而且他們也不知道這些數據提交之后，作何使用；中部某鄉鎮在前些年進行廁改驗收，某村村干部請在此駐村調研的學生用4張照片應付了全村幾百戶廁所圖片的上傳……

一位基層干部說：“我們不怕錄入數據，我們怕的是反復錄入數據。還有一些工作，本來是網上辦案、網上生成記錄，為什么還要求我們填寫紙質案卷？”

還有中部某區直部門一位干部直言：“政務App如果致力于方便老百姓辦事，方便老百姓了解政策，肯定是非常必要的，但實際上政務App承擔的是宣傳領導檢查視察、宣傳單位部門各種成績或所謂創舉的職能，淪為橫向競爭的跑馬場。”

為了推廣各部門各層級自行開發的政務App，前些年，下載使用任務攤派到了多個層級、多個系統。“手搖計步器參與健康行動”“掛機參加學習打卡”“幫多位領導掛機積累學時學分”“給政務App做推銷員，下載任務甚至都派到小學生了”這些現象都不鮮見。因此，新規直接取消基層干部的“指尖上的形式主義”負擔，頗受基層干部的歡迎。

不過，在看到新規對于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的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應該有以下三個方面的警惕。

首先，警惕避責式技術回避，換言之，即警惕對政務App“一關了之”。基層治理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的深度融合，是大勢所趨，也是基層治理更加靈活高效的重要路徑。新規對政務App的規范化管理，勢必給部分單位、部門帶來“合規化負擔”，后者會因此陷入“做得越多問責風險越大的悖論”。各單位、部門應正確認識這種“負擔”和“問責風險”，因為從安全性和有效性來看，此舉能夠避免政務App的功能異化。

其次，警惕政務App的管理和使用權限上收加重基層的權責利不對等。該如何設置才更貼合基層治理需要、更方便基層干部群眾操作和使用，是政務App管理和使用權限上收之后，必須考慮的現實問題。用一個App“包打天下”，無論是技術支撐還是精準匹配，都存在困難。應該在統一管理和精準匹配之間、在多樣化需求和精簡系統之間，做好平衡、做到統籌兼顧。

最后，警惕讓技術治理為其背后的基層治理頑疾背鍋。以政務App為代表的技術治理只是實現更加高效的基層治理的具體手段，其本身并不必然成為“指尖上的負擔”，更不必然導致“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真正讓技術治理成為問題的，是基層治理的頑疾：如狹隘的政績觀，將各種復雜的具體工作簡化為脫離實際的數據運動，以形式上的創新使得技術治理在行政系統內部低效甚至無效運轉，給基層帶來形式主義負擔；再如因部分官員惰性和部門壁壘，困于“數據填報任務一派了之”的路徑依賴，給基層帶來反復填報的工作負擔。

總而言之，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如今還需更進一步推向縱深。

（作者系湖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發于2026.2.9總第122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把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推向縱深

作者：陳文瓊

編輯：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