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作鵬的待遇得到改善，上級指示：生活上有資格吃好！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華北夜里，氣溫已逼近零下。李作鵬坐在不足八平方米的小屋里，軍大衣裹得緊緊，豆油燈搖晃，他卻怎么也咽不下眼前那碗發(fā)酸的高粱米飯。桌角還放著一封寫了一半的請示——他想把“伙食太差，影響健康”這幾個字寫進報告，卻又覺得難以啟齒。

隔離審查已經(jīng)持續(xù)三個多月。對這位曾任海軍副司令、身披中將軍銜的老兵而言，眼前日子既陌生又刺目：每天三頓戰(zhàn)士灶，飯硬菜咸，盆里總飄兩片白菜葉，讓人想起二十年代贛江邊的流亡歲月。可那時他二十出頭，硬饅頭配冷水也能咽，現(xiàn)在年過六旬，長期高血壓、胃潰瘍，身體迅速“干癟”下去，短短數(shù)周掉了十多斤肉。

李作鵬并非矯情。新中國成立后，軍隊高級干部仍沿襲著供給制，煙酒茶皆由后勤統(tǒng)配。出海檢查，軍艦的伙食往往比岸上還好，水兵喜歡的“糖醋魚”“紅燒肉”，他也常附著嘗一筷。一朝風云突變，優(yōu)待不復，他這才真切品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滋味。

捱到一九七二年春天，情勢出現(xiàn)松動。四月初，幾位負責看護的戰(zhàn)士悄聲議論：“聽說上面來電，說黃、吳、李、邱可以‘生活上要照顧’。”李作鵬心里咯噔一下，不敢自信，又怕捕風捉影，于是按捺不住寫了新報告，語氣卻放軟：“最近體力下降，難以參加學習和勞動，望照顧膳食。”

五月，變化落到實處。駐地警衛(wèi)連騰出一間十六平米的小屋，土炕臨窗，又加了熱水瓶和半新的棉被。最讓他驚喜的，是門口多了一位臨時炊事員。每天早五點，灶間飄出熱面湯味；午間，小鍋里煲著排骨冬瓜；晚上還有一盅花生豬蹄湯。菜金標準一下提到每天六角，這在那年頭可算不菲。豬肉八毛一斤，魚五毛，多數(shù)干部一個月才見一兩回葷腥，而他頓頓能配點肉食。

“老李，想吃啥盡管說。”炊事員端來一碗熱乎乎的白米飯，略帶山西口音。李作鵬捧著飯碗，沉默半晌：“我就圖個胃里踏實，不想鬧脾氣了。”一句話，道盡辛酸。

當時負責看守的干部事后回憶，上級電報中的句子頗為直接：“四人均系老一輩革命者，生活上有資格吃好，有條件吃好。”這話傳到耳邊，李作鵬并未高興得失態(tài)。他不過在心里默念：贛中農暴、中央蘇區(qū)反“圍剿”、平型關、遼沈、平津……自己幾十年里頭扎進槍林彈雨，若說資格，確實掙來的。

有意思的是，小灶只風光到一九七三年初。那年二月，警衛(wèi)干部突然通知：統(tǒng)一回大食堂打飯，電扇、涼席也得上交。李作鵬不吭聲，默默搬回硬板床。兩個月后，命令再度反轉，小灶恢復。外界風向如何，他無從得知，只覺日子像風向標，說變就變。

時間推到一九八零年。那場萬人關注的特別法庭開庭，李作鵬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被判刑。翌年，獲保外就醫(yī)，安置于太原某療養(yǎng)院。一向喜歡北方干燥空氣的他，靠喝濃茶、聽戲曲消磨漫長歲月。晚飯桌上偶爾仍見紅燒肉，但再也提不起當年那股子“吃好”的底氣。

一九九九年夏末，李作鵬回到北京，與子女同住。彼時的他已滿八十五歲，身體大不如前，過往榮辱沉淀成淡淡回憶。有人探望時問起那段小灶風波，他擺手笑道：“人活一世，最難的是認清自己還能吃多少，別光惦記著資格。”言語輕飄，像雨后隨風翻飛的柳絮，卻藏著難以言說的沉重。

縱觀這段插曲，可見建國后高級干部生活制度由“供給制”向“貨幣化”過渡的曲折。政策在搖擺，個人情緒也在起伏。對懂行的老兵來說，吃穿住行本是一種政治信號。當年的那句“有資格吃好”，既是肯定，也是提醒：是功勞，是枷鎖。

李作鵬晚年很少再提軍旅舊事，卻常講母親遞來的那碗紅薯粥：“那時候沒油沒鹽，我也照樣干活。”聽者啞然。或許人真到了風平浪靜的歲月，才悟出滿桌山珍海味撐不起精神。 精神得靠自己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