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秀川背著李作鵬做了幾件事，不讓人省心，事情鬧大后，遭到批評

1960年冬，北海艦隊在膠州灣搞夜航訓練，一艘驅逐艦的燈光突然熄滅，李作鵬急匆匆趕到碼頭，身后還跟著政工干部張秀川。那晚沒出危險，但緊張氣氛讓兩人結下了“并肩作戰”的緣分。誰也沒想到，僅僅兩年后，他們會同日進入海軍高層，卻在風浪越來越大的歲月里各行其是。

1962年8月，中央軍委決定調李作鵬任海軍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委，張秀川任海軍政治部主任。文件到手，同去報到的路上，張秀川壓低嗓子說了一句：“到海軍后，咱們先把政治工作抓起來。”李作鵬點頭，這句看似平常的提醒，卻像暗釘一樣埋在后來的分歧里。

1964年春，海軍黨委內部會議上，李、張都強調“四個第一”，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向作戰一線挺進”。會議氣氛熱烈，可兩人對細節的意見已現端倪。李作鵬強調“穩”，張秀川更在意“激”、在意“造勢”。當時外界很難察覺，這種風格差異正慢慢發酵。

1966年大運動爆發，海軍機關首當其沖。李、張和王宏坤被造反派揪上臺后，林彪批示把三人“保護”下來，風聲才稍緩。此后，李作鵬出任海軍第一政委，張秀川權力更集中，政治部很多事情他說了算。李作鵬頻繁往返北京、青島，對海軍日常事務難免顧不過來，這給張秀川提供了更大騰挪空間。

1967年秋，“海政文辦整風”成為兩人矛盾的第一道分水嶺。張秀川向李作鵬提過“整頓文件起草班子”的想法，李作鵬只同意“查缺補漏”，并囑咐“不要擴大化”。可具體執行時，張秀川卻把矛頭對準部分老干部，撤了數名業務骨干的職務，還在機關里掛牌“回頭看專欄”。李作鵬從北京趕回，看到墻上密密麻麻的大字報，當場拍桌：“誰批準搞成這樣？”

隨即出現第二件事。海政文化部長王劍魂被群眾點名“要開批判會”，張秀川來請示，李作鵬明確指示“以內部矛盾處理，點到即止”。但幾天后，文化處樓道被“敵我矛盾”字眼塞滿，王劍魂被拉上臺反復批斗。李作鵬接到電話火速返回，宣布叫停。此舉在機關里炸開了鍋，張秀川卻對身邊人說：“政委沒在，事情停不下來。”

最棘手的是青島潛艇士兵學校的沖突。1968年3月，少數地方造反派沖擊校園，出現械斗苗頭。張秀川接到北海艦隊政委的緊急電話，沒有向海軍黨委報告，也沒組織警戒。三天后，流血事件終于發生，多名學員受傷。李作鵬得知消息，立刻召開常委會，嚴厲批評張秀川“失職”。會上有人回憶，李作鵬的聲音極沉：“軍隊干部流血，是玩忽還是另有用心？”張秀川沉默不語。

此后三件事像三道楔子，將兩人關系徹底撕開。張秀川在機關里仍保持“強硬”姿態，但外部風向已變。1970年初，關于將張秀川調出海軍的方案在軍委辦公室討論過，卻因各方意見不一致而擱置。那份方案如今仍躺在檔案里，只留下鉛筆勾勒的幾道圈圈。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突然爆發，李作鵬、張秀川均被隔離審查。兩人先后離開海軍機關，相隔不到兩周時間。海軍大院的老警衛回憶，當晚拉走張秀川的吉普車緊跟李作鵬車后，塵土飛揚，燈光昏黃，沒有人說一句話。

隔離期間的案卷，直到改革開放后才部分解封。已知的是，關于“背著李作鵬辦事”一說，在口供與材料中出現多次，張秀川也承認工作中“自作主張”。然而，他堅稱自己“出發點是加強海軍政治建設”。李作鵬則在審查筆錄上寫下四個字：“責任在我”。這一交叉供述成為研究者至今無法繞開的“羅生門”。

更大的歷史浪潮卷過，個人恩怨顯得蒼白。李作鵬恢復工作后淡出公眾視線，晚年極少談及當年的“三件事”。張秀川直至去世，未再回到海軍機關半步。后來人翻閱那段文件時，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修改符號，那是兩名軍隊高層在風云激蕩歲月里留下的最直觀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