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接連打敗仗，毛主席虛心請教小他12歲的戰士，從此勝績連連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夜風很冷，毛澤東披著粗布大衣站在木樓窗前，燈光搖曳，把屋里人的影子拉得老長。長征剛翻過婁山關，紅軍總算喘口氣，可過往幾年的艱難與血性仍如刀刻在心。就在這短暫的間隙里，他忽然想起一位早逝的年輕面孔——何挺穎。沒人知道，在幾年前的湘贛交界，一名二十出頭的黨代表曾遞上一把“鑰匙”，讓瀕臨瓦解的隊伍重新凝成鋼鐵。那時的情形，和此刻的紅軍困境，何其相似。

時間往回撥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底。秋雨打濕山徑，部隊人數從五千人銳減到七百余，槍支東一支西一支，散兵溜號像抽去的骨頭。士氣低到塵埃，怨言在夜色中此起彼伏。有人悄聲嘀咕：“跟著隊走下去怕是沒命，還不如散了。” 然而，混亂里卻有一股異樣的秩序——二團一連。行進時，他們背壺提槍，步伐齊，休息時排隊支炊，一聲口令，全體響應。毛澤東站在山坳口，遠遠看著那支方陣，眼里第一次閃出亮光。

第二天一早，天還蒙蒙亮，他快步扎進那支連隊。戰士們圍坐地上，一位矮個青年正拿樹枝在土里比劃。“咱們為什么打這一仗？因為土地還在地主手里！”那青年回頭見來人，趕忙起身，“毛委員，您來了？”這位青年，就是何挺穎——當時才二十二歲，陜西南鄭人，上海大學肄業，北伐軍教導隊出身，先天帶著股子書卷氣，卻又能跟泥腿子說到一起。

毛澤東隨手把懷里干糧遞給他，兩人蹲在草地上，你一句我一句探討開來。抽絲剝繭后，何挺穎把話挑明：“沒黨組織扎根，兵心散，紙糊的營盤。要救這支隊伍，得把根扎到最底層。”他指指面前的土坷垃，“連是顆籽，班排是毛細根，水分養分得貼地吸收。只在團部搞黨支部，頂多是一棵樹長滿地衣，風一吹就倒。”

這番比喻新鮮又直白，毛澤東聽得連連點頭。夜色深了，油燈昏黃，木門縫里透進山風，兩人干脆把戰例、建制、兵心、口號全揉在一處推演。何挺穎又補上一招：“除了支部下沉，還得給士兵一個說話的地方。設士兵委員會，伙食、紀律、俘獲物資全由大會裁決。士兵有了當家作主的滋味，還跑什么？”毛澤東默念半晌，低聲道：“就按你說的來。”

翌日傍晚，三灣村場院里，七百余名官兵圍成半圓。毛澤東站在米袋上，他的話斬釘截鐵：愿走的領三塊大洋，留下的改編。番號縮小，連隊當家，人人有份。氣氛一度凝固，隨后響起“我留下！”的高喊。第一個舉拳的，仍是那個矮個青年。那一刻，山風卷走了昨日的萎靡，隊伍里重新生出金屬般的聲響。

改編后，新建的第一團只有不足千人，卻有三百多黨員分布到每個班排，何挺穎任黨代表。陣形不再死板，進攻時，黨員跑在最前。值夜時，黨小組長挨個兒噓寒問暖。士兵委員會每晚亮賬本，連長再想私扣口糧，立刻就有人敲鍋抗議。幾周下來，逃兵止住了，傷員主動要求歸隊，不少失散的舊部也追上來。村里百姓看在眼里，摸著糧袋說：“這支紅軍，靠得住。”

一九二八年初，部隊在永新、蓮花一線連打數仗，敵人驚呼“農民烏合之眾竟硬得像鐵”。有意思的是，每次作戰動員，毛澤東總拉著那位“娃娃黨代表”先問計。“你看，敵人貓在土圍子里不出來，咋辦？” 何挺穎低頭在沙地上劃幾下，抬頭回一句：“堵門，圍三缺一，逼他出洞。”不到兩天，敵軍被迫突圍，主力早埋伏在缺口，一網打盡。連勝的消息在山里傳開，新兵聞聲而至，老兵系好綁腿摩拳擦掌。誰都忘了，半年前他們還差點一拍兩散。

然而戰場從不講情面。一九二九年初，紅四軍主力突圍贛南，連日鏖戰讓槍管燙得發紅。大庾之役，何挺穎在火線上觀敵情，子彈擦身而過，血花綻開，他只是用草巾纏了纏，繼續指揮。次日向吉潭轉移，馬驚蹄亂，摔下山路。后腦重創，昏迷不醒。戰士們七手八腳抬上擔架，半途又被白軍堵截，他執意讓出擔架給更重的傷員，“我能騎馬，你們快走！”話音猶在，夜色中一聲槍響劃破山谷，這個開口就“咱窮人得自己當家”的青年，定格在二十四歲。

捷報此后頻傳，但每逢盤點功罪得失，毛澤東依舊念起“二十二歲的那個小同志”。在延河邊，他不止一次感慨：真正把紅軍的骨骼和靈魂嵌在一起的，是三灣改編；而三灣改編的火種，來自何挺穎的幾句肺腑之言。

將視線再拉回遵義那夜，煤油燈下的墨跡仍未干，他在筆記本上重重寫下“支部建在連上”七個字，然后把書頁折起，夾進口袋。外頭寒風裹著夜色呼嘯而過，木門發出細碎的吱呀聲，似在提醒：有些人雖已遠去，留下的辦法卻在指引隊伍一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