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鄧穎超透露：恩來在上海有另外一任“妻子”，倆人相處很默契

1927年初冬，黃浦江面霧氣翻滾，碼頭汽笛聲此起彼伏，剛從香港回滬的周恩來拄著拐杖上了岸。沒人會想到，這位看似病后體弱的“李家大少爺”其實已接過中央委托，準備在白色恐怖最濃的上海重建地下交通線。恰在此時，一位身著素色呢大衣的年輕女郎迎上前，輕聲一句：“太太在等您。”自此，一場以假夫妻為偽裝的險局正式拉開帷幕。

轉回到數月前，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濕的嶺南山區被追剿，周恩來染瘧疾高燒四十度不退。組織急令將他秘密送往香港治療，并給他取了“李宗涵”的新身份。扮演夫人的，是出身醫學世家的黨員范桂霞。為了避免港英警探盤查，她白天端著玻璃杯參加舞會，晚上則細致地用酒精擦拭恩來的額頭。三天三夜，病人昏迷不醒，她卻只在沙發上瞇了兩小時。臨別前，兩人短促對視，范桂霞輕聲說：“路上小心。”周恩來點點頭，沒有多余寒暄。地下工作就是這樣，深情也得被切割成最小聲量。

回滬不久，上海黨中央機關屢遭破壞，聯絡點急需更新。鄧穎超尚在武漢籌劑經費，千里之外的她寫來一封信：“有必要再找一位動作利落的同志與你為伴。”字跡干凈，卻透出警覺。一個星期后，楊慶蘭從江西秘密抵達滬西。她曾在撫州追上朱德部隊，也是被戰友們口口相傳的“槍法最準的女兵”。而今，她要換掉軍裝，扮成闊太太，貼身保護周恩來。

不得不說，喬裝比正面作戰更考驗神經。楊慶蘭身高一米七，和租界里普遍嬌小的交際花格格不入，若踩上高跟鞋更易暴露。鄧穎超便托人買來一雙做工細密的平底皮靴，鞋底包了軟皮，上樓木梯時幾乎聽不到聲響。就是這雙鞋，讓楊慶蘭在外國俱樂部跟蹤一名軍統特務時，不慎踢到空酒瓶卻依舊沒出一點動靜，成功取得敵方密碼本。

“李家大少奶奶脾氣好，眼神卻鋒利。”這是租界巡捕房對楊慶蘭的暗中備注。表面上，她陪“丈夫”參加公館酒會，實則借機摸清敵特社交路徑，每次回到安全屋都繪成路線圖。周恩來常在地圖旁補幾筆俄語縮寫，轉天就有人把情報送往中央特科。兩人配合越來越默契，卻始終遵守距離：一旦需要手臂挽手，她只輕觸袖口；對外稱“身體不適”就能迅速分房。紀律前提下的默契，比家國大義還要安靜。

1928年春，周恩來赴法租界參加一次偽裝成訂婚宴的秘密會議。門口戒備森嚴，需要“夫婦”同步通關。楊慶蘭先遞出請柬，挑眉招呼：“跟上。”那一刻，周恩來心里閃過“假亦真時真亦假”的念頭，卻仍保持貴公子的矜持微笑。宴會中途突遭搜捕，樓梯口狹窄，人群混亂。楊慶蘭以極快動作打開側門，推他躍入鄰樓天井。她自己則折返大廳佯裝驚慌，拖住了追兵寶貴五分鐘，地下電臺得以攜檔案安全轉移。

值得一提的是，鄧穎超對這一切并非置身事外。1928年6月，她秘密抵滬，為中央婦委搜集工廠女工情況。夜里，三人罕見坐在一張方桌邊，討論如何將情報送出港口。說起假扮夫妻的細節，鄧穎超輕笑道：“高跟鞋就免了，安全第一。”氣氛短暫輕松，卻迅速收束成下一步計劃。此后十幾年，他們再沒機會像那晚一樣圍坐，但戰友情就在這沉默中扎了根。

1931年“六·一”大逮捕后，周恩來被迫轉移中央機關到江西瑞金，“李家夫妻”自然隨即“失蹤”。同年秋天，楊慶蘭與周恩來秘書黃玠然在皖南一個破舊祠堂舉行簡短婚禮，周恩來擔任證婚人，只說一句：“革命路長，你們要一起守住。”那是他與“假妻子”最后一次并肩，隨后各奔戰場。

建國后，范桂霞在上海行醫，楊慶蘭隨丈夫進京任職。兩位女戰士的名字淡出公眾視線，文件檔案鎖進機要室。直到1992年，鄧穎超接受口述歷史訪談，才對研究者輕描淡寫地補了一筆：“恩來在上海還有一位‘妻子’，關系很默契，工作需要罷了。”一句話引來無數驚訝，卻也讓那段潛伏歲月浮出水面。

追溯當年的上海，夜夜霓虹背后是隨時可能撲來的搜捕。假夫妻的設置，既是掩護，也是鋒利武器。沒有楊慶蘭那雙無聲皮靴，沒有范桂霞填補危急時刻的照料，周恩來或許很難在復雜局勢中全身而退。正因為有這層背景，鄧穎超的那句“另外一任‘妻子’”才顯得意味深長——它不是緋聞，而是一種高度自覺的革命分工。

許多史料側重講述戰役勝負，往往忽略暗線上那份隱秘默契。然而，在組織極度脆弱的地下時期，一樁樁“婚姻”正是安全網最緊要的一環。周恩來與兩位女同志的“家務事”，本質上是對敵人布下的煙幕，也是對同志生命負責的辦法。或許正因深知其中冷峻，晚年的鄧穎超聊及往事時，語氣里既有淡然又有一絲藏不住的敬佩——對那段歲月，對那些用婚書當暗號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