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李克農匯報工作，提到盛世才逃臺，毛主席長嘆了一聲沒有說話

一九四二年早春，延安毛主席住處的煤油燈整夜未熄。警衛員悄聲進門，遞來一份加急電報：新疆軍閥盛世才逮捕了毛澤民等一批我黨同志。窯洞里一時凝重，誰也不敢多說話。

彼時的盛世才正因德軍進攻蘇聯而心生動搖。靠山要倒，他急于向重慶示好，轉身揮刀，便把曾被他拉攏來的共產黨人一并關進監牢。毛澤民被捕、次年慘遭殺害，成為這位“新疆王”身后永遠洗不凈的血債。

時間快進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北平和平解放已過去數月，新中國的天幕即將拉開。負責統戰和情報工作的李克農手握一份剛到的密件，疾步穿過中南海的石板路。他推門而入，道聲“主席”，遞上電報：盛世才已隨桂永清專機南下，抵臺北。

毛主席低頭看完全文，用手指輕輕摩挲頁角，半晌無言。屋里只剩秒針走動的嘀嗒聲。李克農忍不住開口：“盛世才終究跑了。”得到的回應，是一聲沉沉的嘆息。那不是懊惱，更像是把十余年的血債與眾多犧牲者的名字，一并壓在胸口后的呼氣。

若把目光重新投向盛世才叛折的軌跡，會發現這條路從來寫滿算計。遼北盛家屯出身，年歲連他自己都說不清，1892、1895、1896、1897都說過。讀書、闖關東、赴日留學，后來棄筆從戎，層層攀援。郭松齡、張作霖、孫傳芳、馮玉祥、蔣介石，每一次換門庭，他都能說得天花亂墜，活脫是政壇變色龍的教科書。

三十年代，他在新疆先偽裝“紅色”以求蘇聯援兵。書房里《資本論》《列寧主義問題》擺滿一墻，阿布列索夫到訪，他指著書架誠懇表態：“我早已心向社會主義。”斯大林果然上當，紅軍入疆，幫他坐穩了督辦寶座。頃刻間，盛世才從一個“失意參謀”變作叱咤西北的軍政雙雄。

親蘇的面具戴了四五年，歐洲戰火讓他看清風向。蘇德戰局不利，莫斯科可能自顧不暇，他當即調頭向南京發電：“愿誓死為黨國效力。”蔣介石喜出望外，電文里寫下“吾弟之事業即為中正之事業”，一聲“吾弟”，把這個狡猾的東北漢子攬進自己懷里。

從此，新疆上空出現青天白日旗，省城迪化改唱《三民主義歌》，連書店里也找不到馬列著作。與此同時，牢房里卻擠滿了穿灰布衣的共產黨人，他們在寒夜里咬緊牙關，聽見遠處刮過的沙暴聲。毛澤民被折磨致死的消息，最終漂洋過海帶到延安，成為延河畔最沉重的噩耗。

然而，盛世才晚年的“后手”終究無處安放。蘇軍一九四四年東線上揚，盛氏又想回身再靠向北方，竟將蔣介石派來新疆的要員痛下殺手。斯大林見他反復無常，干脆把求援電報原封不動轉給了重慶。蔣介石恍然大悟：此人再難信。于是先封個“農林部長”名義將其調離，接著暗中遣軍進疆。盛世才識破計中計，卻也無力回天，只得卷起倉皇逃命的行囊，留下一地眾叛親離。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勢已成。盛世才自知“新賬舊賬”會一起清算，帶著箱箱珠寶大陸失色而南竄，終于在臺北落腳。表面仍掛著“國防部上將參議”招牌，實際處處低調。街坊偶然認出，剛想搭話，他立刻搖頭：“您認錯了，我姓顏。”腳步匆匆，背影狼狽。

李克農匯報結束后，依舊站立良久，心有愧疚。若能在西北收網更早一步，也許盛世才走不了，也許烈士英魂得慰。毛主席卻沒有責怪。沉思片刻，他抬手掐滅了煙，淡淡地說：“把精力用在解放全中國上，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歷史沒有假設。兩年后，新疆在人民解放軍和平進駐中回到祖國懷抱。盛世才的余黨土崩瓦解，曾經被他驅使的東路軍軍官，多數選擇留下建設邊疆。唯有他自己，躲在臺北窄巷的小屋，對門窗加鎖，一日數驚。

一九五四年，臺當局里彈劾聲再起。親痛仇快的人聚到蔣介石官邸門外，高喊“誅盛償命”。蔣介石權衡再三，撤了他的官銜，交由“監察院”調查，卻遲遲未有下文。盛世才愈發疑神疑鬼，任何送到家中的食物都立即轉手送給鄰居，以防有人投毒。

進入六十年代，盛氏年邁體衰。見到舊識，他低頭自報“顏某”，聲音發抖。街坊們看他形單影只，甚至有些同情；可更多的，是對昔日血雨腥風的余悸。終于，一九七零年仲夏，他病逝于臺北寓所，孤燈下無人送終，只留下幾口沉甸甸的鐵箱子和一串真假不明的出生年份。

李克農離開主席辦公室那天，北京天空陰沉。走出門口，他回望一眼緊閉的房門，心里明白，這聲長嘆不是個人愛恨，而是為無數犧牲者，也是為錯失的審判。革命已到最后關頭，更大的勝負在前方。盛世才的逃遁，只是亂世終章里一聲殘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