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馬寅初沒有提出人口論，沒有實施計劃生育，如今我國會怎樣？

1955年仲夏，北京大學紅樓的走廊里回蕩著一個聲音——“人口必須算大賬。”馬寅初把最新整理的普查材料攤在桌上，眉頭緊鎖。彼時中國剛從戰火與饑饉中掙扎而出，恢復建設剛見起色，卻馬上被另一個數字難題包圍：六億同胞之后，增速還在攀升。很多人興奮地把龐大人口視作“人多力量大”的證據，然而在馬寅初看來，這股勢頭若放任不管，潛伏的代價會在二三十年后全面爆發。

第二次人口高峰的蛛絲馬跡很快顯現。1957年，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直言“多生并非多福”，主張晚婚、節育與提高人口素質。當時的言論環境并不寬松，不少人把他的警告當成杞人憂天。可他手里的數據很固執：僅1954到1957年，全國總人口年均凈增超過一千萬。哪怕是最樂觀的糧食產量預測，也趕不上這么快的嘴巴。有人私下質疑：“咱家地大物博，怕啥？”馬寅初輕輕搖頭，“地再大，耕地不會自己長出來。”這句話后來被學生寫進了日記，如今讀來仍然扎心。

接下來的十余年，歷史按下快進鍵。1962年到1966年迎來“嬰兒潮”，累計出生二億多人，平均生育率一度飆到每名婦女六七個孩子。城市里還能靠配給票勉強維持，鄉村卻已顯露糧草告急的端倪。若無任何限制，按照當時粗略推算，到本世紀初，中國人口極可能突破二十億。那意味著什么？僅就口糧而言，每人每天多吃一兩糧，全國一年就得額外準備三千多萬噸，相當于再造兩個中等省份的糧食產量。更別說教育、住房、公共衛生一連串配套支出。

1970年前后，決策層開始正視“人多”的沉重賬本。1971年，周恩來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提出“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的概念，隨后衛生部總結出“晚婚、晚育、少生”的三字訣。可在田間地頭，很多鄉親還是搖頭：“多養個孩子就是多雙勞力。”為了破解觀念困局，地方干部跑村進戶，甚至請出早生多難的老產婦現身說法。宣傳單和大喇叭里“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的口號此時才逐漸有了響度。

198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掛牌，1982年《憲法》正式把“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寫進總綱，標志著調控進入法制化階段。此后數十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一路下行：從1970年的百分之二點七五降到世紀之交的不足百分之一。資源占用壓力顯著緩解，中小城市的人均綠地增加，兒童入學率走高，大規模貧困地區開始出現勞動力向東部工業區有序轉移。可以說，社會面最常見的那些公共服務——九年義務教育、合作醫療、低保——若沒有相對可控的人口規模，就會是一紙空談。

假設歷史拐了個彎：馬寅初沉默，計劃生育不曾啟程，那條拋物線往上瘋漲會把國家帶往何處？一是糧食。按照1950—1980年間年均二點三的自然增長率推算，至2010年前后全國人口會在二十億左右。同期耕地面積卻在城市擴張中銳減，畝產再高也難填缺口。結果無非兩條路：大量依賴進口，或大規模開墾邊際土地。前者受國際市場制約，后者帶來生態惡化，成本都極高。

再看教育。若學生人數按比例翻倍，但財政蛋糕并不會同步做大，師資、校舍、教材都難以跟上。師生比下降、升學率跳水是大概率事件。技能培訓不足，青年群體就業競爭白熱化，社會流動受阻，基層矛盾易發。一個簡單的邏輯：九十年代初，每年大學招生二十多萬已讓人歡呼；若人口更龐大而教育資源不變，那些被擠在門外的年輕人將何去何從？

環境也撐不住。上世紀八十年代華北平原的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一米已令人憂心，若用水需求再翻倍，今天的華北恐怕早已塌陷一大片。河流斷流、湖泊萎縮、霧霾常駐，這些并非危言聳聽，而是“人水矛盾”在土地上的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計劃生育的缺席對女性意味著什么？在傳統“傳宗接代”觀念主導的年代，女性大多把自我犧牲視作本分。多胎頻產讓她們難以脫身進入學校和工廠。假如這種格局延續，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大概率低于目前的百分之六十水平，整個社會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都會受挫。

軍事與國防也要付出代價。龐大人口雖可供給兵源，但裝備、訓練和后勤都要金錢堆砌。更何況常備軍規模過大意味著巨額財政負擔，而現代戰爭靠的是科技與后勤。無節制的人口擴張很可能把國防現代化所需的科研資金擠壓得所剩無幾。

經濟角度再推演一下。如果到二十一世紀初人口已超二十億，而勞動力紅利尚未變現，一二線城市房屋供給恐怕早就“捉襟見肘”。原有的城市交通、供水、電力網絡面臨崩潰風險。沒有足夠財政余力升級基礎設施，則容易陷入“城市病”死循環。

有人或許會說，市場更大就意味著更強的消費潛力。但別忘了，人均可支配收入若被稀釋，終端需求難以釋放，反倒可能進入“低工資—低消費—低技術”陷阱。換言之，人口紅利的轉化，需要前期對教育、醫療、科技的巨額投入。若“人海戰術”占據資源，那條產業升級之路就會越走越窄。

當然，計劃生育本身也帶來新的難題，譬如老齡化提前到來、勞動力緊缺、性別比失衡等。這些問題復雜而沉重，學界仍在探討應對之策。不過可以確認的一點是：若當年放任人口狂奔，如今所面對的不是“如何養老”，而可能是“如何吃飽”。二者孰輕孰重，并不難分辨。

歷史沒有如果，可思考“如果”能提醒后人珍惜得來不易的平衡，也能說明政策抉擇背后常有艱難取舍。馬寅初當年不合時宜的呼聲，配上后來國家層面的果斷決策，讓中國在資源約束與人口海嘯之間，勉強搭起了一座可供邁向現代化的橋。倘若那一聲“人口必須算大賬”沒有說出口，橋或許根本無從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