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然：憶譚其驤師為我舉行的博士入學考試

“槐花黃，舉子忙”,又是一年一度的考博季。看到校園里人頭攢動，回想當年譚其驤先生為我舉行的入學考試，恍如隔世。

那是1990年5月7日上午，在復旦工會二樓東頭的小會議室。先一天在五教考完英語，這一場是專業口試。那一年報考譚先生的本來還有吳松弟兄，由于他已在所里任職有年，譚先生對他比較了解，因此他也就沒參加考試，那上午的考場是專為我而設的。

當時我還在湖南師大地理系跟何業恒先生讀碩士，行將畢業。從長沙動身之前，看到復旦研招辦寄給我的準考證上寫著，專業課的考試形式是筆試加口試，與之前葛劍雄先生告知的只有口試的說法不同。抵達復旦在南區住下后，趕緊向葛先生求證。他確認只有口試，沒有筆試。他告訴我，研究生院本來是希望譚先生對我考場筆試，但譚先生不同意。他反問說：“難道我親自考他一個上午，還問不出他水平高低嗎?”院方這才放心，說：“行!譚先生，有您這句話就行!”

考試好像是八點鐘開始。我到達考場時，鄒逸麟先生、王文楚先生、周振鶴先生三位考官已經在了。葛先生作為我的推薦人，避嫌沒參加。旁邊有秘書作記錄。我先作了自我簡介，匯報了碩士論文。三位先生便圍繞我的碩士論文選題(南北朝佛教地理)問了起來。

鄒先生首先發問。他問了兩個問題，一是要我談談三朝《高僧傳》,另一個已經忘了。王先生的問題也是兩個：一、《弘明集》與《廣弘明集》;二、南北朝佛教以何時最盛。這幾個問題都沒超出我做論文過程中思考的范圍，感覺兩位先生對我很照顧。

四題答罷，周振鶴先生開始問了。他的頭一個問題是：《宋高僧傳》的上限和下限?這道題讓我吃了一驚。因為這本書我在做碩士論文的過程中用得很少，平時讀書還真沒有過細。只好憑印象回答，周先生和我本人都不能滿意。第二個問題是：《大藏經》的版本有多少?盡可能地列舉。對此我心里稍有點底，畢竟這是我吃飯的家伙，近一年以來天天跟它打交道。我列舉了六七種，自己覺得應該差不多了，沒想到周先生仍不滿意。他一口氣又給我說了翻倍不止，說得我打心里羞愧不已。之后，他又問第三個問題：說說對文化地理學的理解。這個題目總算讓我有機會重拾自信。雖然從沒學過文化地理課程——我讀本科那個年代，寫學術史的人肯定要把它算到“人文地理學復興”以后，但我在大學里學的，還是傳統的“經導”(《經濟地理學導論》)、“中經”(《中國經濟地理》)、“世經”(《世界經濟地理》)那一套；不過，畢竟在地理系讀了七年，碩士論文選題確定以后也看過一些相關的書，因此，無論如何心里都有個譜。我明顯感到此時周先生的辭色和緩了許多。

正當這道題答得差不多要結束的時候，譚先生來了。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譚先生。從見他的第一眼，我就覺得他很親切、很熟悉。因為之前看過《長水集》扉頁上的照片，深深地記住了他精光四射、令人無限欽敬的眼神。進門時他朝室內掃了一眼，那眼神，跟照片上一模一樣。

譚先生家住淮海路高安路，那天早上所里派人去接他過來的。現查他的日記，那一天記著：“早七點一刻起，八點……車來，……到工會樓上與鄒、王、周三人共為投考博士生張偉然口試。”當時我不便看表，現在想來，那天他到達時應該是九點鐘的樣子吧。

鄒、王、周三位先生都站了起來。我坐得離門最近，也起身迎了上去。譚先生邊走邊跟各位先生打招呼，徑直走到中間空著的椅子邊坐下。我知道真正的考驗開始了，趕緊把最外面的毛背心脫掉，提防一會兒出汗。

譚先生坐定，仍請三位先生繼續提問。鄒先生說：“今天您是主考官，該您問了。我們都問過了。”于是譚先生不再客氣，用他特有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幾乎一字一頓地對我說：

“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有哪些?各有什么特點?一部一部地往下說。”說完他往后一仰，閉目作養神狀。

我頓時感到周身發熱。說實話我原本是有備而來，兩年前就買到譚先生的《長水集》,認真研讀過里面的《漢書地理志選釋》,之后模仿著將歷代正史中的十六部地理志逐部研讀了一遍；另外還按照鄒逸麟先生在一封信中的指點，將正史中的食貨志、河渠志也都通讀了，讀的過程中作了厚厚的一摞筆記。可以說，對這個問題多少有一點心得。但是，面對譚先生，還是無法做到心里不發虛。

我抖擻精神，揣摸著譚先生的要求，先一部一部地數正史地理志的篇名，然后分別講它們的特點。那時候真幼稚，不知老師看重的是讀書的程度和感覺，以為一定要記住了才算數，從長沙到上海來投考時，那些筆記都沒帶。回答過程中，也不敢向老師們匯報讀書的過程、用功的情況，以為那樣算偏題。只知硬邦邦地將腦子里記得的那些書的內容，努力地往外倒。

譚先生面無表情，我不確定他在聽我答題，還是讓我的聲音給催眠了。其他先生們也一言不發，弄得我越說越不自信。認真鉆研了好幾個月的內容，感覺不大一會兒功夫就匆匆說完了。

聽我聲音停頓下來，譚先生睜開眼睛，說：“你剛才說錯了一個字。《舊五代史》里面是《郡縣志》,不是《州縣志》。”

我一驚，其實已經完全記不得剛才是怎么說的了。但是這表明譚先生不僅在聽，而且聽得很仔細。因此我非但不沮喪，反而受到了激勵。

“歷代有哪些地理總志?各有何特點?”譚先生提了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從用功程度來說我用得沒有前一題深，因為那時候這些書很不好找，除《元豐九域志》外其他都買不到，圖書館里也只有唐宋的幾部比較常見。不過從答題的角度來說我覺得這個題目還是不難，畢竟凡是能找到原書的都讀過片斷，找不到原書的從史學名著題解之類工具書上看過一些較有深度的介紹。于是我把這些典籍按時代順序講了一遍。

“有一部書，幾年前出版過，印得比較少，估計你們那里沒有——”我的話音剛落，譚先生就開口了。不知是我忘說了還是他聽漏了。

“您是說《宋本方輿勝覽》?”我趕緊接上去。他點點頭。我告訴他，這書我見過，湖南師大圖書館有，但我沒來得及細看，只讀過湖南那一部分以及卷首他為該書寫的出版前言。

“明末清初有兩種私人著述，我們一般也把它們看作地理總志——”譚先生接著往下說。

“您說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我搶過他話頭。他頷首。我對他說，前者我沒見過原書，只讀過介紹；后者在圖書館見過，翻過一點點。然后我把了解到的東西講了講。

“你老家在哪個縣?講一講它的歷史沿革。”譚先生問了第三個問題。這個時候他好像興奮起來了。

來之前對這個題目我專門做了一些功課，自己覺得應該不怕。我老家湖南安仁從北宋開始建縣，對這以后的沿革我摸過一遍。可是剛開始沒說兩句，譚先生就打斷我，要我從漢代講起；而建縣之前的情況資料中不是很清楚，弄得我大窘。好容易才抵擋過去。

“湖南歷代有哪些名人?”前三題問過之后，譚先生出我意料之外地問起湖南文化方面的題目來了。而且之后一直圍繞著這個主題問：

“湖南文化發展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湖南東部少數民族為瑤族系，西部為苗、土家族系，它們對湖南文化發展各有何影響?”

這些題目，就我在地理系所受的教育以及我碩士論文選題來說，都是離得相當遠的。好在老天爺助我，1980年代中葉，湖南師大老校長林增平先生掀起了一股湖湘文化研究熱潮，他那篇著名論文《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載《歷史研究》1988年第四期)里面一個重要的立論依據便是譚先生的《湖南人由來考》。我導師何業恒先生正好跟林先生住隔壁，何先生曾領著我和兩位研究生同學專門去拜訪過林先生，要我們向林先生請教湖湘文化研究的問題。在林先生建議下，我曾在1989年春寫成過一篇《試論鳳凰三杰的成材因素》,試圖從歷史地理角度談談何以湘西鳳凰那么偏僻的一個邊境小縣，從清末以來居然走出了熊希齡、沈從文、黃永玉三個世界級名人。那篇習作寫得當然很不成功，但因此瀏覽過當時能看到的大部分相關資料及論著。我把這些閱讀和所做工作向譚先生作了匯報，雖然不能讓他滿意，總算每個問題都能說上幾句。

但當時給我的感覺就是很沮喪。完全跟不上譚先生的思路。他提問的方式和角度讓我聞所未聞、匪夷所思。雖然沒作系統性的闡述，但他的每一次問話都讓我敏銳地意識到，他對湖南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研究作過很深思考。當我向他匯報湖湘文化的研究狀況時，他聽得興致盎然。他提醒我，湖南近代人才輩出和地域文化得以發展，嘉道間有一個人很重要。我不等他話說完，趕緊說：“陶澍?”他說：“是。”

十一點稍過，譚先生不問了。其他幾位先生也沒提新的問題。他們要合議，讓我退到走廊上。周先生給我一支鉛筆和一本晚清出版的地圖冊，要我對前言加以標點。他說：“不要緊，點多少算多少。”

那篇文字很古怪，里面很多外國地名、人名，與現今譯法頗多不同，點起來很吃力。

大概過了五六分鐘，周先生把我叫進去。譚先生很認真地對我說：“你是搞文化地理的，近年我們這里將文化地理當作一個重點，你如果能夠來，我們很歡迎。”他把“如果”兩個字說得很重。“但是，博士生讀的三年中，應該有一半、至少是三分之一的時間要用于讀書，讀跟畢業論文無關的書。不能一上來就做論文。因此，你要是來了，任務是很繁重的!”

停頓了一下，他繼續說：“文化地理的論文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做斷代的，像盧云那樣，選一個時代，做全國；另一種是對稱的，以某一區域為范圍，做通代的研究。一般而言，區域的好做一些。你是湖南人，我建議你做兩湖——以湖南、湖北兩省為范圍，做通代的。”

現在看來，譚先生這席話對我的傾向性已相當明顯。但當時我深陷在對之前回答問題不夠滿意的自責中，只覺得四肢癱軟，一點都興奮不起來。事后秘書老師看我神情落寞，問我是不是對英語沒把握，我說英語沒問題，只擔心專業水平讓譚先生看不上。可見我當時心情有多灰暗。

不過聽到譚先生這么闡述歷史文化地理的進路，我登時覺得問題很大。這意味著我如果有幸跟譚先生讀博，碩士論文的工作必須中止。于是我問譚先生，這剛開頭的佛教地理研究怎么辦。

譚先生說：“佛教地理這個題目也有一定意義，但是對整個中國文化地理來說，不是最重要；你可以等畢業以后再接著做，讀博士期間還是先做兩湖的區域歷史文化地理。”

大約十一點二十，面試結束。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如今二十年過去，盡管我當時沒寫日記，但那一天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在譚先生的學生中，我跟先生讀書差不多是最晚的，因此，我總認為自己是最幸運的。是譚先生給我開啟了一段嶄新的人生，而這一切都始于那天的面試。在結果出來前，我曾無數次安慰自己：就算考不上，這輩子也足以自豪，因為我至少已經見識了，什么叫真正的大學者。

來源：《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