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唐鴻臚井碑追索陷入“日本迷宮”

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丁雅梔 邢曉婧】《唐鴻臚井碑檔案文獻總匯》（以下簡稱《總匯》）日前在上海發布，這部典籍首次完整廓清碑石“立碑—存留—被掠—秘藏”的百年軌跡，構建起一條扎實嚴密、無可辯駁的證據鏈。然而，《環球時報》記者經過長期追蹤采訪發現，鑒于日方多年來的百般推諉，追索被掠奪的中國文物之路依然布滿荊棘，似乎陷入一個由沉默與逃避構筑的迷宮。但山河遺珍，長夜盼歸，這場跨越世紀的歸途，承載著無數人的心愿——讓所有被掠奪的文物回家。

是否接收新證據？日本宮內廳獨家回應“不好說”

原本位于大連旅順的唐鴻臚井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冊封中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靺鞨族地方政權首領，確立該地區隸屬于唐王朝的重要歷史物證。1908年4月前，日本占領軍以所謂日俄戰爭“戰利品”為幌子非法拆解唐鴻臚井碑及碑亭，將其裝船運至日本，獻給日本天皇，至今被藏于日本皇居“御府”之一的建安府，被許多學者稱為我國“頭號流失國寶”。

日本宮內廳公布的唐鴻臚井碑及碑亭在建安府的近景照片。 鴻臚書庫供圖

為追索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多年來中方與日本有識之士一道持續開展證據搜集，積極與日方交涉，推動其依法歸還。日本民間團體“中國文物返還運動推進會”（以下簡稱“推進會”）發起人、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首次披露，“《總匯》正式出版之前，上海大學的學者們在2025年10月就為此事專程來過日本，將書稿交予我們。10月16日，我們在國會議員的陪同下，同日本外務省官員就返還被掠奪的中國文物交換了意見。當時不僅把《總匯》的書稿交給外務省，還委托其向日本皇居宮內廳轉交一份。”

在談及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的反應時，一瀨敬一郎稱，“在我們看來，日方應該也意識到，這份即將出版的刊物是得到中國政府認可的，所以他們比以往更加重視，態度也很謹慎，只說‘需要向上級請示’，其他也沒給出具體答復。”

不過，外務省是否將《總匯》書稿轉交給了宮內廳仍然存疑。具有發布日本皇室相關信息等職能的宮內廳廣報負責人在獨家回應《環球時報》記者問詢時表示，“沒有看到相關內容”。一瀨敬一郎告訴記者，“推進會”計劃近期提交最新出版的《總匯》。宮內廳是否會接見民間團體并接收這份最新證據？該負責人表示，“這個不好說，畢竟目前尚未收到相關申請，暫時無法答復。”

實際上，“推進會”已與宮內廳數次交鋒，卻屢屢遭對方狡辯。當被問及“中日民間團體提交申請書希望參觀唐碑，為何不被允許？”，宮內廳稱是“為了維護安靜的環境”；當被問及“是否認為唐碑是‘戰利品’？”，宮內廳辯稱，“接手時就已經被登記為‘國有財產’，因此沒有相關（將其認定為戰利品）的資料”……

外務省沒回復，日方嫻熟“踢皮球”

“‘國有財產’是由外務省認定的，最終能否返還文物也是由外務省決定。”宮內廳廣報負責人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將“皮球”踢給了日本外務省，當記者追問宮內廳對返還掠奪的中國文物持有何種立場、有哪些應對準則時，該負責人反復稱，“因為（唐碑）已經被認定為‘國有財產’，宮內廳并不處于可以就此事發表意見的立場”，“這件事歸根結底屬于國家層面，不是宮內廳可以單方面決定的。至于如何處理，我們聽從外務省的意見。”宮內廳同時表示，“若中方提議溝通，也會進行探討。”

一瀨敬一郎告訴記者，就歸還中國文物這一問題，外務省才是主導此事的關鍵一方。《環球時報》記者就此事致電日本外務省，對方表示“為保持準確性，需要書面提交問詢申請”，記者當即按要求發送采訪郵件，但截至發稿時，尚未收到回復。

“《總匯》是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僅收集資料就用了數十年的時間。”上海大學中國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文平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追索唐碑的過程中，最大的阻力在日方，日本政府始終回避非法流失文物問題。”

2025年10月，陳文平赴日本東京國會眾議院會館演講，敦促日方返還掠奪的中國文物。 陳文平供圖

在他看來，日方的阻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刻意封鎖唐鴻臚井碑的溯源研究相關信息；二是在中方提出碑刻返還訴求時，日方以該碑為日本“國有財產”為由拒絕，又聲稱“國有財產”歸還需經日本議會同意，可當中方與日本國會溝通時，國會方面又推諉稱此事需得到天皇同意，層層拖延。

這種推諉在過往追索中屢見不鮮：2005年，中華唐鴻臚井碑研究會赴日期望實地考察，日本官方拒不承認文物的掠奪屬性，宮內廳斷然拒絕參觀申請，僅通過有關部門，轉交了5張模糊的近景照片；時任聯合會文物追討部部長王錦思等人親赴東京，在外務省與皇居門前通過警衛遞交了返還訴求信函，但未得到日方任何回應。

除了唐鴻臚井碑，日方在掠奪的其他中國文物問題上也采取了類似的推諉手段。例如，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從中國遼寧省海城三學寺掠奪的三尊石獅，兩尊現存于東京靖國神社外苑，一尊保存在栃木縣“山縣有朋紀念館”。面對石獅返還訴求，靖國神社以“需世間理解與認可”“涉及天皇敕祭社特殊身份”為由拒絕推進，將責任推給“社會輿論”；山縣有朋紀念館對返還申請完全無視，既不回應也不溝通，以沉默推諉責任。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霍政欣告訴記者，盡管唐鴻臚井碑的流失發生在百年前，當時國際法體系尚不完善，但日本以“戰利品”名義掠奪中國文物并將其界定為“國有財產”的行為，即便無直接適用的國際條約可以約束，其非法性與非道義性也毋庸置疑。訴訟是文物追索途徑之一，更多時候需通過國際執法合作、談判協商等方式解決爭議。

一瀨敬一郎稱，“日中之間最核心、最嚴峻的問題仍然是戰爭問題，返還戰爭期間掠奪至日本的中國文物，是清算日本歷史罪責的重要一環。”

追討專家臨終前的囑托：絕不能放棄

文物雖遠，追索不止。自1911年學者喬德秀寫《南金鄉土志》，發出國寶流失第一篇記述，歷代有識之士薪火相傳，研究呼吁不輟。

近30年，關于唐鴻臚井碑的研究和追索進入快車道。1995年，白城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教授王仁富在《文物》雜志上發表碑拓新解論文。2001年，他與同道成立了中國首個唐鴻臚井刻石研究會。此后，大連大學、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等機構相繼成立研究組織并取得突破系列進展，中國民間也涌現出多支社會團隊，陸續建立了“大連714志愿會”“鴻臚書庫”“唐鴻臚井刻石紀念館”等團隊、場館。

《總匯》主編之一、鴻臚書庫創辦人姬巍告訴記者，2014年至2024年間，大連714志愿會團隊與有關學者們數十人輾轉于多國的拍賣場、舊書市場、檔案館等地，發掘出百余件填補空白的新史料，比如日俄戰爭前唐鴻臚井碑在旅順黃金山下原址遠景定位照片、1923年該碑及碑亭被掠入日本皇宮的首張照片、此后歷年以至1983年最新碑/亭彩色照片，以及記錄日本海軍劫掠戰利品的內部電報等。他說，“那些曾散落各處、碎片化的歷史線索，終在日復一日的尋覓中被逐一拼湊完整。”

追索之路并非坦途。2017年，時任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會長的童增，萌生了一個大膽的念頭：能否讓日本有識之士主動幫我們追回國寶？他想到了長期代理日本731部隊細菌戰、重慶大轟炸等戰爭受害者訴訟的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

彼時，志愿者崔寶娟剛剛加入聯合會，她清晰地記得，2018年元旦，在重慶的一間會議室里，她與聯合會副會長孟惠忠忐忑地向一瀨提出在日本以法律訴訟的形式要求返還唐鴻臚井刻石的設想。一瀨答說：“我來！”

學術追索取得突破的同時，中國政府的行動也在穩步推進。繼2014年主導發布《關于保護和返還非法出境的被盜掘文化財產的敦煌宣言》后，中國聯合18個文物原屬國于2024年共同發布《青島建議書》，為推動歷史上流失文物的保護與返還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只是，有些并肩的人沒能等到果實成熟的這一天。王仁富、童增分別于2023年、2025年相繼離世。在長年報道追索返還擄日中國文物的過程中，童增曾多次向《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要求日本政府歸還文物困難重重，希望有生之年能追回中國文物”。去年年底，當記者驚聞童增因病離世的消息時，心中百感交集——他畢生奔走的事業，卻遺憾沒能等到文物回家。

“臨終前，童老師反復叮囑我：‘小崔你絕對不能放棄，我們有責任把屬于中國的文物追回來！’”崔寶娟的話語里是無盡的緬懷。她說，“我們的愿望是，讓所有的被掠奪文物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