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站在新歷史關口的中國與下一輪增長機遇

2026 年是新舊格局交替的門檻年，更是中國站在新歷史關口、把握下一輪增長機遇的關鍵節點。

文｜王文

當今時代，是一個知識貶值、見識增值的時代。獲取知識的成本幾乎為零，但真正的見識需要走出去，用腳丈量大地。這些年，我跑了上百個國家，深入不少國家的農村地區，也去過戰場調研。烏克蘭危機以來，人大重陽團隊10次深度調研俄羅斯、克里米亞21個城市。這些“腳底板下的學問”，讓我對2026年這個年份有了特殊的敏感——它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四分之一世紀的開端，是新舊格局交替的門檻年，更是中國站在新歷史關口、把握下一輪增長機遇的關鍵節點。

01

世界正經歷三重深刻重塑

2026年的世界，正在同時經歷三重深刻重塑，這種重塑不是漸進式的改良，而是結構性的斷裂與重組。

第一重重塑發生在全球格局層面。舊秩序正在加速解體，新秩序尚未定型。2026年達沃斯論壇釋放的信號再明確不過，從加拿大總理到各國政要，都在談論二戰以來世界秩序的終結。特朗普的回歸，與其說是美國重塑全球領導力的嘗試，不如說是其從“世界中心”蛻變為“全球攪局者”的標志。他倡議設立的和平委員會，歐洲幾乎沒有參與；他要兼并格陵蘭、施壓加拿大、威脅歐洲盟友，這些動作都在瓦解既有的國際體系。地區沖突、陣營分化、大國力量再平衡相互疊加，全球權力結構進入再校準期。2026年，正是新格局加速形成之時。

第二重重塑關乎增長動能。技術迭代正在切換全球增長的底層邏輯。2025年最重要的變化，是人工智能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從實驗品變為生產工具。無論是具身機器人還是大模型，AI已經開始幫助人類創造價值、提供增長動能。引用雷·庫茲韋爾著作《奇點更近》中的一句話——“未來已來，不是未來如何，而是未來已至”，這正是對這一時代趨勢的精準凝練。這種技術驅動的動能轉換，將根本性地改變產業競爭規則，從規模與要素轉向技術與效率，從成本優勢轉向能力優勢。

第三重重塑體現為國際規則的再定義。規則的約束力在普遍下降，規則本身已成為競爭的主戰場。誰能在標準、制度與議題上提供可被廣泛接受的方案，誰就更可能把短期優勢固化為長期的秩序影響力。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邏輯必須升級，不再是簡單的產能輸出或市場擴張，而是規則塑造與議程設置。

02

中國正經歷四大歷史性轉變

在這樣的世界格局中，中國正在經歷四大根本性轉變。這些轉變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撐、協同演進，共同構成2026年歷史方位的核心框架。

第一個轉變，是中美博弈從“以防為主”轉向“互有攻守”。

長期以來，美國主動出牌，我們在經貿、科技、地緣政治等領域被動應對。特朗普1.0時代開啟的貿易戰、科技戰，以及圍繞新疆、臺海、香港、西藏等議題的持續施壓，中國多以防守為主、化解沖擊為先。但2025年的局勢演變顯示，攻守之勢正在發生結構性轉換。

2025年10月，美國試圖繼續升級關稅戰，中國隨即以稀土出口管制、對洛克希德·馬丁等軍工企業制裁等精準手段回應。這種對等反制能力，讓華盛頓不得不重新評估博弈成本。過去一段時間，美國媒體的涉華報道顯著減少，《紐約時報》近期甚至有評論稱特朗普“徹底放棄對華新冷戰”。這種轉向并非善意，而是現實主義的算計。當中國具備壓制對手的能力時，美國的戰略注意力自然分散到格陵蘭、加拿大、歐洲、伊朗等方向。

中美博弈的動態正在發生三重變化。戰場從單點議題轉向多點聯動，呈現跨領域、跨區域的復雜特征；工具手段從單方施壓轉向相互威懾，經貿對弈、供應鏈管制、科技競爭、金融制裁等政策工具，雙方都有穿透性；競爭目標從壓制對方轉向塑造環境，通過影響伙伴選擇、鎖定規則標準來獲得長期優勢。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這意味著戰略空間的擴展。當兩個超級大國進入某種程度的“相持階段”，其他國家和地區被迫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恰恰為我們創造了滲透、合作與規則塑造的機遇窗口。

第二個轉變，是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地位從“代工驅動”躍升為“創新驅動”。

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躍升。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相當長時間內，中國以代工承接全球分工，以成本優勢嵌入中下游環節，來料加工、貼牌生產是主流模式。這種格局在多次貿易摩擦中暴露出其脆弱性。前幾輪貿易戰，西方單方面施壓，我們往往缺乏對等反制手段，因為產業鏈的主動權不在自己手中。當對方提高紡織品關稅，我們只能被動承受；當對方封鎖高科技出口，我們只能被迫接受。

但2026年的圖景已然不同。經過10余年的持續投入和爬坡過坎，中國已正式躍升為創新驅動的中上游國家。2025年的數據提供了有力佐證：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5.25萬億元，增長13.2%；“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出口增長27.1%，風力發電機組等綠色產品出口增長48.7%；自主品牌產品出口增長12.9%，占比持續提升。中西方的產業關系已從垂直分工轉向水平競爭。

第三個轉變，是科技競爭從“追趕+反封鎖”邁向“部分領先+封鎖突破”。

2017年前后，已有相關報告梳理過中國面臨的技術封鎖清單，約有35—49項“卡脖子”關鍵技術，高度依賴外部供應。經過數年集中攻關，目前這些技術中絕大多數已突破封鎖、實現國產替代或正在快速追趕。外部封鎖倒逼我們把分散的研發與產業能力整合為體系化攻關，通過超大規模市場牽引、完整產業鏈協同與持續高強度投入，把關鍵環節從“受制于人”轉為“可控可替代”。

這種轉變在多個領域得到驗證：5G技術、北斗衛星、核電三代技術、工業機器人等已實現突破或反超。我們全面超越了歐洲和日本，站在了第一軍團。目標也從補短板轉向塑長板，從點突破轉向鏈突破，從實驗室成果轉向產業生態。這種科技自主能力的提升，不僅增強了產業鏈安全性，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創新生態，研發投入正形成自我強化的正循環。

以英偉達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黃仁勛提出人工智能“五層蛋糕”框架為例，如果將人工智能生態系統拆解為五個相互關聯的層級，即能源、芯片、基礎設施、模型、應用，那么中國在能源電力、基礎設施、應用場景均擁有相對優勢，而美國在芯片和模型領域暫時領先，這種或領先或突破的位勢，正是我們理解人工智能領域競爭與瓶頸的關鍵。

第四個轉變，是全球化布局從“被動融入”升級為“主動引領”。

全球化正在進入重組而非終結的新階段。中國的角色正從參與者逐漸轉變為議程設置者。過去，我們更多是在既有框架內爭取空間；當下則更強調提出議程、提供方案、推動共識。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倡議正在為動蕩世界提供替代性方案。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演進最能體現這種升級。截至目前，全球超過150個國家參與共建；2025年，我國對共建國家進出口23.6萬億元，增長6.3%，高于外貿整體增速，占比突破51.9%。這不再是簡單地“走出去”，而是把規則和標準帶出去。中國主導制定了UIC高鐵全部13項系統級國際標準，并參與ISO、IEC、UIC等國際標準項目超過300個。全球布局呈現三個轉變：從單點合作到網絡化伙伴體系，以多層次伙伴關系構建韌性；從項目輸出到規則與標準輸出，競爭焦點從“誰投資更多”轉向“誰的標準更通行”；從經貿拓展到綜合安全與風險治理，把供應鏈安全、合規治理前置。

03

“十五五”規劃建議與全球產業鏈的跨界融合

理解這四大轉變，才能準確把握“十五五”規劃建議的戰略取向。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未來局勢的判斷清醒而務實。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但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

全會釋放了三個明確信號：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全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加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以自主創新突破博弈圍堵，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置于突出位置，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決定性突破；以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反擊保護主義，宣布在世貿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將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積極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這三個信號分別對應內功修煉、關鍵突破和外部拓展，形成完整的戰略閉環。基于這一框架，“十五五”規劃建議勾勒出清晰的產業藍圖：現代化產業體系以智能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型制造為骨干；四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將催生數個萬億級市場；七大未來產業（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氫能與核聚變能、腦機接口、人形機器人、元宇宙、第六代移動通信）預計未來10年新增規模相當于再造一個中國高技術產業。

這一藍圖的影響遠超國內經濟范疇。中國正從全球創新的跟隨者和參與者，轉變為特定領域的策源地和供應鏈變革的引領者；通過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和前瞻布局未來產業，目標是從“全球參與”向“全球引領”邁進，在半導體、高端制造等領域掌握價值鏈的核心環節。

立足這一發展藍圖，十大重點方向應予以重點聚焦，這些方向共同指向產業鏈的跨界融合重構，為全球產業協同升級提供了清晰路徑。

高端制造與智能裝備的全球化布局，正從產品貿易轉向“技術+標準+服務”的全鏈條輸出。2025年上半年，我國工業機器人出口額同比大幅增長61.5%，市場份額躍居全球第二；出口挖掘機25.3萬臺，總金額85億美元，同比增長均超26%。工程機械領域，徐工集團國際化收入占比已超46%，計劃到2030年提升至60%以上。人形機器人作為下一代顛覆性消費級產品，中國正通過硬件先行和場景驅動的路徑快速突破，在電機、減速器、絲杠等核心部件領域，國產諧波減速器價格已可降至進口品牌的60%。

數字經濟的全球化運營，關鍵在于構建賦能本地合作伙伴、融合多方資源的數字生態。人工智能作為核心引擎，“人工智能+”行動全面推進；數據產業規模已達3萬—8萬億元，數據要素制度化后將成為AI騰飛的基礎設施；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作為底氣，關鍵工序數控化率、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分別達62.2%和79.6%。

綠色能源與低碳技術的全產業鏈輸出尤為突出。中國已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清潔能源供應體系，貢獻了全球80%以上的新能源新增裝機，向全球提供70%的風電設備、80%的光伏組件。過去10年，全球風電和光伏發電成本分別下降超過60%和80%，這是中國技術和產業化的貢獻。“十五五”期間將從國內市場驅動轉向全球市場引領，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為綠色能源賦予明確的經濟價值。

現代服務業進入制度型開放新階段。2024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56.7%，已成為中國吸引外資的“主引擎”，吸收外資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比重約70%。2025年1—10月，中國服務貿易總額6.58萬億元，同比增長7.5%。“十五五”明確“以服務業為重點擴大開放”，增值電信、生物科技、外資獨資醫院等領域擴大開放試點穩步推進，教育、文化領域開放穩步探索。

基礎設施建設從“硬聯通”向“軟聯通”升級，“建營一體化”成為新范式。中歐班列沿線樞紐運營、中老鐵路的實踐經驗表明，技術與規則共同輸出是下一階段的特征。農業與食品安全、健康衛生與生命科學、礦產資源安全保障、跨境金融與資產管理、文化旅游及民生領域，各自形成了從貿易到投資、從項目到規則、從參與到引領的升級路徑。

04

對企業和個人的建議

站在2026年的新歷史關口，我想對企業家和讀者朋友們提幾點建議。

對企業而言，短期策略應聚焦風險防御與靈活應對。針對“卡脖子”領域建立產業備份系統，確保至少一個替代來源；通過海外產能布局規避關稅壁壘，東南亞、拉美、非洲都是值得關注的區域；在跨國并購與投資中，優先評估地緣政治風險與政府審批，合規前置。中長期戰略則應堅持自主創新與全球融合。加大AI、芯片、新能源等關鍵領域研發投入，融入國家創新聯合體；推動標準出海，從“產品走出去”升級為“規則走出去”；整合全球人才，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在重點市場建設本地化團隊；共建產業生態，與上下游企業組團投資，在海外形成產業集群。

對個人而言，絕不能因風險而退縮封閉，反而應以更智慧、更具韌性的方式“走出去”，主動融入全球價值網絡的關鍵節點。通過學習新技能或提升現有技能，增強職場競爭力，以應對可能的經濟變動；分散投資于不同資產類別，降低單一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保持對國際形勢的敏感度，理解宏觀趨勢對微觀選擇的影響。

2026年，繼續積極應對、主動作為，在變局中開新局，于新局中創未來。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在由《中國經營報》、中經傳媒智庫、《商學院》雜志、澄邁數字經濟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海南封關 商業新局”智庫閉門會上的演講，文章由《商學院》實習記者孫文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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