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中共浙東區委慈北古屋成立，三年開辟四百萬浙東解放區

慈溪市觀海衛鎮昌明村宓大昌大屋，原是清代中葉在杭州經營煙葉的宓彰孝舊宅。大屋四周民宅毗鄰，西距杜湖百余米。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抬梁雀替，腰墻花窗；院落園園相連，進進相通，是一座具有江南獨特風韻的口字型四合院。

就是這座江南院落，見證了中共浙東區委的成立。

1941年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新四軍在華中的戰略部署作出新的安排。1941年2月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陳毅等，指出“滬杭甬三角地區，我們力量素來薄弱，總指揮部應增辟這一戰略基地”。

同年4月，日軍發動寧紹戰役，杭州灣以南、杭甬線兩側紹興、諸暨、鎮海、寧波、慈溪、余姚等地淪為敵占區，創建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時機到來。

4月30日，毛澤東、朱德等在給劉少奇、陳毅的電報中指出：“敵占寧波、奉化、溫州、福州，如系久占，你們應注意組織該各地之游擊戰爭”“無地方黨者，由你們派人組織之”“從吳淞，經上海、杭州、寧波……可以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

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在接到指示后，將開辟浙東任務交由新四軍第六師師長、江南區黨委書記譚震林負責實施。5月16日，陳毅、劉少奇、賴傳珠致電譚震林：“諸暨、紹興、余姚、寧波已淪陷，該地群眾基礎很好，你們應抽派軍政干部去配合地方黨組織發展游擊戰爭。”

于是，江南區黨委決定將中共淞滬中心縣委擴建為路南特委，并明確其工作重點由浦西轉向浦東，組織力量為開辟浙東作準備。

5月下旬，中共路南特委和浦東工委召開會議，決定抓緊“日軍占領浙東不久，統治尚未穩定”的有利時機，及時將浦東武裝戰略轉移到浙東敵后，開辟三北敵后抗日根據地。

會后，路南特委和浦東工委一面向譚震林匯報請示，一面組織部隊以灰色隱蔽方式分批南渡杭州灣到浙東三北。

6月初，中共中央和華中局明確指示譚啟龍具體負責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

從1941年5月起，在路南特委和浦東工委的領導下，淞滬游擊隊第五支隊與浦東工委偽軍工作委員會所掌控的偽軍第五十團中的武裝，分批南渡杭州灣到達三北。這支900余人的隊伍，是開辟三北、四明地區的主要武裝力量。

浦東武裝到達浙東后，立即開展抗日游擊戰爭。6月18日和25日，“五支四大”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于崇壽相公殿先后兩次成功伏擊日軍，斃傷敵各8名，打響了三北敵后抗戰的第一槍，拉開了我黨創建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序幕。

1941年7月至10月，“五支四大”“暫三縱”先后在慈東、鎮北和虞北、姚北各地設立辦事處，負責宣傳抗日、組織和武裝群眾、發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稅、解決部隊給養等任務，部分執行政權機關職能。

10月，中共江南區委批準成立中共浙東軍分會，書記呂炳奎，統一領導黨在三北的抗日武裝，并劃分了“五支四大”和“暫三縱”的活動區域。中共浙東軍分會和各地辦事處的設立，標志著三北抗日游擊根據地初步形成。

1942年浙贛戰役后，整個浙東成為敵后，“溫州事件”中浙江省委遭到破壞，為了進一步開辟地處東南沿海前哨的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指派譚啟龍到浙東主持工作。

5月31日，陳毅、曾山致電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請速與啟龍商討向浙東發展的具體步驟”，并電令譚啟龍“應立即去浦東轉浙東主持工作”。

6月下旬，譚啟龍與連柏生、張席珍率五支隊一大隊100余人從南匯乘木帆船渡杭州灣，在慈北古窯浦登陸。登陸后，立即與中共浙東軍分會的呂炳奎等會合。

對浙東情況初步了解后，譚啟龍認為開辟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時機已經成熟。6月30日，譚啟龍通過粟裕向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作了“浙東敵情和發展浙江敵后武裝斗爭，建立根據地的方針及組織領導等問題”的匯報。

7月1日，華中局作出《浙江游擊區的決定》，8日發出電報：“特派譚啟龍、何克希兩同志來浙江工作，譚任浙東區黨委書記，負政治上的責任；何任區黨委軍事部長，指揮浙江敵后黨的武裝。”

1942年7月18日，浙東敵后第一次干部擴大會議在慈北宓家埭宓大昌大屋內召開，剛來浙東的干部和已在浙東工作的地方干部、軍隊干部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

譚啟龍在會上作了《目前國內外形勢與我黨發展浙江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的方針》的報告，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鞏固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華中局對浙江敵后游擊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決定；分析了發展浙江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基礎和條件；提出了發展浙江敵后工作的各項具體政策。

這次干部會議是統一思想、明確任務、創建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一次重要會議。

10天后，即7月28日，華中局正式批準中共浙東區委由譚啟龍、何克希、楊思一、顧德歡4人組成，譚啟龍任書記。中共浙東區委的成立，使浙東地區抗日斗爭有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為浙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根本保證。

中共浙東區委成立后，確定了“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發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打擊日寇，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總方針，規定了實行總方針的各項基本政策，包括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實行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加強黨的建設等，為浙東抗日根據地的開辟指明了路徑。

不久，中共浙東區委先后建立三北、會稽、三東、四明、浦東等5個地區級黨的工作委員會，各個地區分別建立縣委、區委和支部。

同日，根據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盡量做到灰色隱蔽、不要過早暴露目標”的指示，中共浙東區委決定使用國民黨“第三戰區淞滬游擊隊”的番號，組建第三戰區淞滬游擊隊三北游擊司令部。

三北游擊司令部成立后，把浙東主力部隊統一整編為三、四、五支隊和特務大隊、警衛中隊、海防中隊（簡稱“三五支隊”）。9月1日，又在金仙寺組建了第一期教導隊。

整編后的主力部隊指戰員1510人，擁有輕重機槍36挺、長短槍878支。三北游擊司令部是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的前身，是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的主力和骨干力量。

隨之，中共浙東區委把“五支四大”總辦事處改組為三北總辦事處。這是部隊辦事機構向帶有正規政權機構演變的過渡形式。中共浙東區委、三北游擊司令部和三北總辦事處的建立，標志著以三北為中心的浙東抗日根據地已初步形成。

浙贛戰役爆發后，日、偽、頑加強了對以三北為中心的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圍剿”。1942年9月，中共浙東區委根據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堅持向敵后發展的方針”精神，在慈北鳴鶴鹽倉基召開會議，制定“堅持三北，開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領后，再爭取控制會稽山”的工作方針，決定向南開辟四明、會稽地區。

在司政機關和主力部隊向南轉移的過程中，三北游擊司令部采取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抓住有利戰機，通過陽覺殿、竹山岙、宓家埭、周家路、登州街、黃家埠、謝家塘、小越等大小30余次戰斗，粉碎了日偽軍對三北地區的“掃蕩”“清鄉”圖謀，取得浙東第一次反頑自衛戰的勝利。

這次戰斗的勝利，使三北這塊西起臨山、東至澥浦，東西長100公里、南北寬30公里的抗日游擊根據地得到鞏固，也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為1943年初主力部隊南進四明山、會稽山區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3年4月22日，三北游擊司令部兵分三路奔襲梁弄，23日梁弄解放。8月，中共浙東區委、三北游擊司令部先后進駐梁弄橫坎頭和小源和，梁弄成為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指揮中心。

1943年11月浙東第二次反頑自衛戰爆發后，浙東抗日武裝結束灰色隱蔽，公開樹立了共產黨的旗幟，正式編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

由于日偽頑軍的封鎖和“清剿”，特別是1944年2月前方村戰斗失利后，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進入最為艱難時期。中共浙東區委及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司政機關被迫戰略轉移三北，三北宓家埭、五磊寺、洪魏沿山一線再度成為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和指揮中心。

這一時期，浙東軍民運用積極靈活的游擊戰，粉碎了日偽頑軍對三北等根據地的“掃蕩”“蠶食”，浙東地區的黨組織和廣大軍民經受住了嚴峻考驗，不僅保存了部隊有生力量，而且在艱險復雜環境中得到了鍛煉，為奪取浙東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

1944年9月25日，浙東首屆軍政會議在慈北洪魏召開（后移至慈南袁馬繼續舉行），這標志著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渡過最艱苦時期，開始重新走上大發展階段。

1944年底，浦東抗日游擊根據地建立。1945年6月，上虞縣城解放后，三北、四明、會稽（金蕭）3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最終發展成擁有4個地區級政權、16個縣級政權，面積1萬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余萬的解放區；武裝力量由南渡時的900余人壯大到1.5萬余人。

抗戰勝利后，根據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關于北撤的命令和指示，1945年9月30日至10月9日，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和黨政機關、地方干部約1.5萬人在三北沿海東起慈北高背浦、西至泗門大丁丘的各個渡口分批北撤，邊戰邊撤，開赴蘇北。

自1941年5月浦東武裝南渡三北至1945年9月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北撤的4年零4個月的時間里，浙東共發生大小戰斗643次，有200余次戰斗發生在三北地區，占整個時期戰斗總數的三分之一。三北不僅是浙東敵后抗日的前哨與主戰場，也是浙東軍援戰略物資的主要供給地，為浙東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