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前，張學良電告黃永安馬上封鎖機場，誰知黃轉頭就告了密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給洛陽的炮兵旅長黃永安發去密電，讓他馬上封鎖機場。黃永安卻拿著電報，去找祝紹周告了密。

12月12日，背負了多年“不抵抗將軍”罪名的張學良，終于硬氣了一回，與西北軍將領楊虎城通力合作，在陜西臨潼“捉蔣”成功。

作為國民政府的一把手，蔣介石樹大根深，要想成功實行“兵諫”，“捉蔣”只是第一步。此時擺在張學良面前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穩定住形勢，讓南京及其周邊的中央軍無法西進。

關鍵時刻，張學良將希望寄托在了“嫡系中的嫡系” 黃永安身上。黃永安是吉林人，保定軍校炮兵科畢業，長期跟隨張學良左右。少帥將其由東北軍炮兵第四團排長、連長，一路提拔到旅長。

就在不久之前，張學良利用到南京“覲見”蔣介石的機會，多加贊賞黃永安，使得后者從銓敘上校銜直接升到了少將銜。可以說，張學良對黃永安的知遇和提攜之恩，足以讓其他東北軍將領羨慕嫉妒恨了。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張學良給駐軍洛陽的黃永安發去了十萬火急加密電報，要求他一方面“ 接應南下的53軍”，另一方面“協同洛陽軍分區東北軍教導團攻占陸軍、空軍軍校，封鎖洛陽機場，切斷洛陽以東交通”。

電報中所說的“53軍”，由張學良的另外一個嫡系萬福麟指揮，當時正在駐守保定。張學良給他的命令是“迅速南下，搶占鄭州，阻斷隴海線”。

從軍事部署的角度講，張學良這兩道命令，是非常老辣與周密的，如果不折不扣的得以貫徹執行，將占據極大的主動。只可惜，這兩個被張學良無比信任的手下，全部都出了問題。

先說萬福麟，在接到命令后，他玩了一招“按兵不動”，以“坐山觀虎斗”的心態坐觀形勢的進一步發展。

萬福麟保持中立，對于張學良的殺傷還不是那么大，也是容易被之后各學派史學專家理解。畢竟，與蔣介石和中央軍作對，屬于“犯上作亂”，形勢稍微有變，有十個腦袋也不夠砍的。

反而是被張學良“專寵”的黃永安，帶來的卻是最大的傷害。駐守洛陽后，黃永安與當地軍政大佬完全打成了一片，其中，與頂頭上司洛陽警備司令兼中央軍事學院軍分校校長祝紹周更是關系火熱。

黃永安將張學良的電報反反復復讀了好幾遍之后，衣服已經被冷汗浸濕，整個人也陷入了兩難之中。

一方面，是張學良多年來的恩情，況且“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如果不執行命令，感情上過不去不說，其他東北軍同僚怎么看待自己，張學良怎么看待自己呢？

另一方面，是當下的形勢。中央軍是國家正規軍，蔣介石是國民政府最高首領，“忠君報國”思想不允許他“反叛”。

最重要的是，自己只有炮兵旅，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情況下，取得軍事上的優勢是沒有問題的，但中央軍兩個師在洛陽周邊虎視眈眈，一旦反撲，肯定是抵擋不住的。

退一萬步講，即使張學良最后成功，出于政治的需要，參與“弒君”的“小蝦米”們可沒有任何好果子吃。

經過一番深思熟慮，黃永安已經傾向于不執行命令，可是他遲遲做不了最后決定，愁得在家中來回踱步。

看著黃永安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他新娶的姨太太李某一把奪過來了電報，堅定地說道：“這還有什么猶豫的呢？‘造反’的事情咱們可不能干啊！”

朱紹周

也正是這句話，讓黃永安最終下定了決心。他先將電報扣下，讓部下蒙在鼓中，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去洛陽分校見上司朱紹周，一五一十進行了匯報。

朱紹周聽后大吃一驚，趕忙撥通了南京的電話，很快此事就匯報到了何應欽那里。這使得何應欽提前十來個小時，就知道了西安事變的消息，為其充分應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再說朱紹周，他雖然職位比黃永安高，可是直接掌握的部隊很少，如果不是黃的告密，此刻他已經是階下囚了。

因此，朱紹周向黃永安保證，之后一定在南京的各位大佬面前，宣介黃的這“不世之功”，保準其飛黃騰達。朱紹周對黃永安進行了一系列軍事部署，核心意思就是控制住軍內的“異己分子”。

事實證明，朱紹周沒有杞人憂天。黃永安返回炮兵旅之后，立馬召集主要骨干開會，“委婉”地表達了倒向中央軍，拒絕執行張學良命令的意思。

誰知，卻遭到了手下趙云飛的極力反對。 黃永安則以天晚了為由，宣布暫時休會，第二天再議，然后背后安排人對趙云飛進行了跟蹤和逮捕。

黃永安又用同樣的辦法，對持明確反對意見的軍官嚴加控制。為了進一步表達“忠心”，他安排人將部隊的大部分重炮、機槍全部送到了洛陽分校。

與此同時，樊崧甫的四十六軍，毫無阻攔的從洛陽乘坐火車開往潼關，毫無準備的東北軍守軍失敗后投降。形勢很快發生了大逆轉，使得張學良在軍事上陷入了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