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張國燾病死異國，28年后高曉黎到墓園發(fā)現(xiàn)：墓碑后是別人名字

1979年冬天，加拿大多倫多的街道被寒風裹挾，氣溫降到零下二十度以下。城郊一座并不起眼的療養(yǎng)院里，一位中國老人縮在窗邊，手指因為年老和寒冷微微發(fā)抖。護士問他：“要不要再加一床毯子？”老人愣了愣，搖了搖頭，又輕聲說了一句：“不用了。”這個在異國他鄉(xiāng)等待生命終點的人，叫張國燾。

從1920年代北京那間熱氣騰騰的小屋，到1970年代多倫多的昏黃病房，相距不過半個世紀，卻像隔著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曾見過列寧、在黨史上留下鮮明印記的名字，最后被簡略寫進一份冰冷的墓園檔案，年齡一欄空白，死亡原因一欄空白，甚至連主持葬禮的牧師姓名也是空白。這些空白，恰恰映照出他晚年境遇的冷清。

有意思的是，28年之后，另一位中國人走進了這座墓園。2007年，加拿大旅居華人高曉黎，按照線索一路尋找，終于在多倫多松山園公墓的一角，找到一塊并不醒目的墓碑。正面刻著“張國燾”“楊子烈”幾個字，可當她繞到背面時，卻發(fā)現(xiàn)了另一對夫婦的名字——一塊墓碑，兩對夫妻，兩個家庭，幾乎沒有交集的人生，意外地重合在這方寒冷的石碑上。

要理解這塊墓碑背后的意味，就不得不往回追溯幾十年，從北平的青年學生，到湖北黃安的軍政首領，再到臺灣香港之間的漂泊，再到北美養(yǎng)老院的孤獨終點，這條路，彎得極厲害，也長得讓人唏噓。

一、從“意氣風發(fā)”到“無處容身”

時間往前撥到1920年代的北京。那時的張國燾，二十出頭，讀書好，腦子快，說起話來底氣十足，是那種一走進課堂就讓人多看兩眼的青年。1920年，他參與建立北京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和陳獨秀、李大釗那批人一樣，站在時代浪頭上。1922年前后，他作為代表遠赴莫斯科，參加共產(chǎn)國際會議，還曾被列寧接見。對一個出身不錯、又愛出風頭的年輕人來說，這種經(jīng)歷，幾乎稱得上“開了掛”。

那時的他，怎么都不會想到，自己晚年的墓碑會和陌生人的名字刻在一起。彼時，他的人生軌跡還在向上攀升，身后跟著的是隊伍，是稱呼，是無數(shù)熱血青年對未來的憧憬。不得不說，這個階段的張國燾，是典型的“人生高光時刻”。

時間線拉長，局勢很快發(fā)生復雜變化。隨著革命斗爭加劇，內部路線之爭也愈發(fā)尖銳。到長征前后，他手中掌握著大批紅軍兵力，自信逐漸膨脹，眼界卻沒有及時跟上形勢的變化。最終，在關鍵抉擇上走錯方向，從堅持自我到拒絕執(zhí)行中央決策，再到萌生“另起爐灶”的念頭，他一步一步脫離原本的隊伍。

不得不說，這里既有個人性格的因素，也有時代洪流的因素。歷史研究者多有討論，此處不必贅述。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從他從黃帝陵那一帶“脫隊”那天起，此后的道路就已經(jīng)與曾經(jīng)的戰(zhàn)友漸行漸遠。到了抗戰(zhàn)后期，他徹底站到了國民黨一邊，身份轉變非常徹底，甚至主動站在對立面。

1940年以后，他在國民黨內部的處境卻遠遠談不上風光。國民黨高層知道他的過去，對他存疑并不意外，頂多給個虛銜，真實決策圈并不對他敞開。張國燾再怎么表態(tài)示好，也很難真正消除那種“防著你一點”的警惕，久而久之，心氣再高的人，也會慢慢嘗到被冷落的滋味。

更尖銳的打擊來自家庭層面。1949年前后，他的大兒子被當局逮捕，理由荒唐到讓人搖頭——只是因為在話劇表演中有“不規(guī)范動作”。這類莫名其妙的懷疑，讓一個父親的自尊心被直接撕開。他不得不到處求人，說軟話，低頭求情，這和他早年在隊伍里的威風相比，反差極大。可以想見，當他站在他人辦公室門口，心里那點屈辱是多么強烈。

這一年，外部戰(zhàn)局更不容他多想。1948年下半年，東北戰(zhàn)場已出現(xiàn)決定性局面。遼沈戰(zhàn)役自9月12日打到11月2日，國民黨在東北集結的主力基本被全殲。緊接著，淮海戰(zhàn)役自1948年11月6日展開，戰(zhàn)斗持續(xù)到1949年1月底，大量精銳部隊被吃掉。11月底，平津戰(zhàn)役準備展開，北平、天津一線局勢急轉直下。對蔣介石集團來說，陸上主要決戰(zhàn)已經(jīng)幾乎全部失利。

在這種情況下，撤出大陸，轉往臺灣，已經(jīng)成了唯一能維持政權延續(xù)的選擇。張國燾也被卷進這股潮流，先隨黨政機關一路向南，之后轉赴臺灣。此時的他，不再是當年那個開會坐前排的“重要同志”，而只是龐大撤退隊伍中的一枚棋子。

到臺北后，他和家人先住在南陽街一處招待所。過度居所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他只得四處打聽，想租一處可以稍微安頓的房子，裝修一下，總歸有個窩。偏偏在裝修過程中，來了兩位自稱“長官”的人，說這房子已經(jīng)被他們“先租下”，要求立即停工。雙方爭執(zhí)不下，張國燾只好把自己“國民黨中常委”的身份搬出來，結果對方連抬頭都懶得認真看，只丟下一句：“這里不是你說了算。”

這段經(jīng)歷，嚴格來說并不算驚天動地的大事，卻深深刺中了他最在乎的東西——地位、身份、面子。在大陸時期，他習慣了被尊稱，被重視。到了臺灣，卻發(fā)現(xiàn)自己的名頭根本不值幾個錢，甚至連一套出租房都保不住。那一刻，他大概真正意識到：自己在這一邊，也只是一個“外來者”。

二、香港的困局與家庭的艱難

1949年之后，大陸局勢徹底改觀。對不少處境尷尬的人來說，香港這個特殊城市成了新的落腳點。張國燾也做了決定，離開臺灣，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移居香港。他的想法并不復雜：換個地方，或許能重新找到一條生路。

現(xiàn)實很快給了他一個冷冰冰的回應。來到香港不久，家庭支出一下子壓了上來。租房要錢，生活要錢，孩子要讀書，也要錢。手頭本來就不寬裕，手里那點積蓄，很快被日常開銷蠶食得所剩無幾。那段時間，他一邊關注外界，一邊琢磨如何掙錢，心里的落差感越來越強。

有意思的是，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一度給了他一點“轉機”。1950年戰(zhàn)爭打起來后，國際金價迅速走高，香港的“炒金”業(yè)務一時熱絡起來。很多人跟風投機，短時間內賺到小錢。他也動了心，先是試探性地投入一部分，很快嘗到盈利的甜頭。嘗到甜頭后，膽子也跟著大了，干脆把手頭資金都投進去，想再賭一把。

問題在于，戰(zhàn)爭沒有按很多投機者想象那樣拖得很長。隨著朝鮮半島局勢朝停戰(zhàn)方向發(fā)展，金價波動加劇，高位接盤的人損失慘重。張國燾也在這一輪變化中，幾乎把家底賠了個干凈。別說改善生活，連基本生活開銷都成問題。他的大兒子在外工作，掙著不算太低的工資，卻要養(yǎng)活一大家人，壓力肉眼可見地增加。

到了這個階段，家里餐桌上的菜也跟著“縮水”。過去好歹還能有葷有素，現(xiàn)在更多時候，只能靠蔬菜充饑。對習慣過比較體面生活的人來說，這種日子比吃苦本身更難受，因為每一頓飯都會提醒他——曾經(jīng)擁有過什么，如今又失去了什么。

更讓人唏噓的是，已經(jīng)不寬裕的日子里，家庭還遭遇了一場意外。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在這些變故中一直扮演著安靜卻關鍵的角色。早在1920年代，她就與張國燾相識相知，后來冒著臨產(chǎn)風險去找丈夫，到處輾轉隨行，可以說，走過了他人生的大部分起伏。

在香港，由于家境窘迫，她事事精打細算，不敢多花一分錢。有一次，聽說菜市場有一批比較便宜的新鮮蔬菜，她特意提早趕過去，希望能省下一點錢。這本來不過是一件普通家務，卻在街頭石板縫里，出現(xiàn)了意外。鞋跟被石板卡住，她一個沒站穩(wěn)，整個人重重摔倒，傷到了盆骨。

這次骨傷不算簡單。她在醫(yī)院住了大半年，傷情卻并沒有太好轉，最后落下殘疾，走路一瘸一拐，連最普通的家務都變得不再輕松。一個本就拮據(jù)的家庭，多了一位需要照顧的病人，精神和經(jīng)濟上的壓力一起壓下來。

張國燾看著妻子的變化，心里別有滋味。年輕時，他離開隊伍時，并沒有提前告訴妻子，怕泄密，怕計劃失敗。但這么多年折騰下來，他很清楚妻子對自己的感情有多深。早年在蘇區(qū)時，他出事后，楊子烈挺著大肚子去找他，途中，是中央和相關負責同志幫忙周旋、照料母子。毛澤東曾專門寫信安慰，說“你是好的，是國燾不好”，也明確表示，孩子的生活由組織負責，隨時可以回來。這段往事，楊子烈一直記在心里。

與這種記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后來在香港的落寞境況。丈夫心氣受挫，妻子身體受傷，三個兒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苦苦摸索，全家生活質量一降再降。步入中年之后，張國燾的頭發(fā)迅速花白，眼睛漸漸昏花，有時說起往事，會忍不住掉眼淚。有周圍人回憶，那段時間，他經(jīng)常一坐就是半天，盯著窗外發(fā)呆，像是在算賬，又像是在跟自己較勁。

1961年前后，局面出現(xiàn)一點變動。美國堪薩斯大學通過渠道，表示愿意邀請他撰寫回憶錄，并給出一定稿酬。寫東西，他懂；講往事，他更不缺材料。對一個既缺錢又需要發(fā)泄內心的人來說，這算是一條可以抓住的繩子。

他于是關起門來，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撲在寫作上。桌上堆滿資料、舊信、剪報，他一面回憶，一面查對細節(jié)。白天寫，晚上改，持續(xù)了四年，才完成《我的回憶》一書。書中固然帶著濃厚的個人立場，但也留下了不少一手經(jīng)歷，為后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一份特殊角度的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楊子烈也參與了編輯工作，在書里寫了一段自己的話。從她提到的“老同志們”“后進們”這些稱呼，可以看出，她對早年那段經(jīng)歷仍然有情感，有執(zhí)念。這種復雜心境，在他們夫妻的人生軌跡里，若隱若現(xiàn)。

有了這本回憶錄，以及隨后她自己寫的個人回憶，他們夫妻在香港的晚年生活，至少有了基本經(jīng)濟來源，不至于完全陷入無以為繼。可問題也很明顯，這種稿費所得，支撐日常生活尚可，要想翻身，卻談不上。

三、漂泊到加拿大：孤獨晚年與墓碑之謎

1968年前后，張國燾接受了一次美國方面的采訪，話題涉及對當時國際局勢和外交政策的看法。訪談之后，他的人生又出現(xiàn)了一次地理上的大轉折——從香港轉往北美。選擇多倫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長子張海威已經(jīng)在那里落腳，從事數(shù)學研究工作，有穩(wěn)定收入，方便照顧父母。

這時，他已經(jīng)71歲。對普通老人來說，這個年紀本該是坐在院子里曬太陽，看看孫輩，偶爾翻翻書報，心態(tài)平和一點，日子也就過去了。試想一下，輾轉了一輩子，從北平走到鄂豫皖，再到南京、臺北、香港，最后戰(zhàn)戰(zhàn)兢兢坐上飛往多倫多的飛機，這一路的心理落差，很難在短句里說清。

多倫多的冬天，對一個習慣南方氣候的老人來說，是一次嚴酷的考驗。和香港相比，這里天亮得晚，黑得早，雪下得厚，風吹得狠。剛到兒子家時，三代同堂，爺爺、奶奶、孫子孫女擠在不算大的屋子里，倒也熱鬧。他特別喜歡幾個孫輩，孩子們圍在他身邊聽故事，他講起自己曾經(jīng)騎馬翻山、走過雪山草地的經(jīng)歷，語氣慢慢活泛起來。這些時刻，對他而言，算得上一段短暫的溫暖。

但日子一長，問題也出現(xiàn)了。加拿大生活成本高，兒子雖有穩(wěn)定工作，卻要負擔整個家庭開支，壓力不小。張國燾年紀大了，身體每況愈下，已經(jīng)不可能再出去工作賺錢。每到月底算賬，兒子皺起的眉頭，他看在眼里，心里有數(shù)。久而久之，他提出了一個建議：自己去當?shù)氐酿B(yǎng)老院居住，把壓力從兒子身上卸下來一些。

加拿大的養(yǎng)老院制度相對完善，老人住進去無需額外負擔過多費用。大兒子一開始堅決反對，覺得父母遠道而來，就該團聚在一起。但在一再勸說之下，家里人勉強同意了這樣一個安排：張國燾搬去養(yǎng)老院，楊子烈留在兒子家，由孩子們就近照顧。楊子烈腿腳本就不好，去養(yǎng)老院反而不便，只好忍著心里的不安，接受夫妻分居的現(xiàn)實。

這一分，實際上改變了他們晚年生活的基本形態(tài)。養(yǎng)老院離兒子家并不近，冬天路滑，老年人出行很不方便。起初，兒子隔三差五帶著母親和孫子孫女去探望，時間久了，因為工作和氣候等因素，探訪次數(shù)不可避免地減少。張國燾住在一間不大的房間里，床、衣柜、桌子，窗外永遠是長時間的陰天和厚厚的積雪。他的行動能力也越來越差，大多數(shù)時間只能在屋里坐著。

1979年，老人已經(jīng)82歲。11月中旬，為了即將到來的圣誕節(jié)，家人把他接回家住了一段時間，氣氛一度稍微活絡些。但加拿大的寒冬突然加劇，冷空氣一波接一波往南壓。12月初，他被送回養(yǎng)老院，身體狀況迅速惡化。12月3日，他突然出現(xiàn)劇烈嘔吐，隨后病情急轉直下，很快在療養(yǎng)院內去世。

在官方記錄里，他是“病死于加拿大某療養(yǎng)院，終年八十二歲”。這句話后來被新華社簡要報道，《人民日報》也做了刊載。至此，一個曾經(jīng)在黨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就這樣畫上句號。死亡通知發(fā)出后，養(yǎng)老院將遺體送往當?shù)靥介g，并按程序聯(lián)系家屬。

據(jù)當時在場的人回憶，楊子烈趕到后，看見那具已經(jīng)僵硬的遺體，先是愣了很久，然后伸手摸了摸，整個人再也忍不住情緒——多年風風雨雨最終停在這間冷室里，心里那種復雜心境，可想而知。她一邊哭一邊喃喃自語，大意是“這到底走到什么地步了”，這種無奈，既指丈夫的精神境遇，也指現(xiàn)實窘迫。

按理說，父親離世，葬禮費用應由子女承擔。但三個兒子當時都表示，家庭負擔沉重，無力單獨負擔全部葬禮支出。這話聽上去略顯刺耳——畢竟一個在北美做工程師，一個在紐約行醫(yī)，另一個從事數(shù)學研究，單論收入，并不算低。不過，內部具體情況如何，外人難以完全了解，只能說，這個結果本身，頗耐人尋味。

最后，葬禮以相對節(jié)省的方式完成。墓地選在多倫多附近的松山園公墓。由于經(jīng)費有限，也可能是出于當?shù)啬乖嶂贫劝才牛瑥垏鵂c和楊子烈被安葬在一塊“合用墓碑”的墓穴中。墓碑正面刻上他們夫妻的姓名，背面則是另一對加拿大夫婦的名字。對于習慣傳統(tǒng)觀念的人來說，這樣的安排多少有些另類，但在當?shù)夭⒎峭耆币姟?/p>

事情的后續(xù)發(fā)生在2007年前后。那時，旅居加拿大的華人高曉黎，對這段人物經(jīng)歷頗感興趣，決定嘗試尋找張國燾的墓地。她多次向公墓管理方查詢，核對中文與英文名字、音譯與拼寫，走了不少彎路。終于，她在松山園一塊并不起眼的區(qū)域看到了那塊墓碑。

站在墓碑前，她先仔細辨認正面漢字，確認“張國燾”“楊子烈”的刻字，再順著石碑摸到背面，看到另一對英文姓名時，不由得沉默了一會兒。這種一碑兩用的安排本身并不出奇，但聯(lián)系到這位故人的經(jīng)歷，不免讓人多想幾層：當年那位曾在舞臺中央說話的人，最后連一塊獨立墓碑都沒有，人生起伏，竟然走到這個結尾。

在她的進一步追問下，墓園管理員翻出了原始檔案。檔案紙張已經(jīng)略微泛黃，上面的內容不多，且留有數(shù)處空白。年齡一欄，是空的；死亡原因一欄，是空的；主持牧師一欄，也是空的。寫上的內容只有一些簡單信息：死者姓名、去世地點“士嘉堡”、最近親屬一欄寫著“張子烈太太”，姓名還用的是隨夫姓的寫法。

寥寥幾行字，便把一個復雜人生壓縮到幾厘米長的幾道橫線之中。過往的政治軌跡、曾經(jīng)的榮辱得失、他在各種會議上的發(fā)言、他做出的關鍵抉擇，都沒有再被提及。檔案的冷靜和簡單，與這個人的傳奇經(jīng)歷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

有意思的是，墓碑前的草地，每到夏天還是會長得很茂盛，偶爾有路過的行人，甚至不會抬頭多看一眼。石碑靜靜立在那兒，承受冬雪和雨水，也承受著各種不同的評價。對了解歷史的人來說，這里藏著一個足以寫成厚厚幾本書的故事；對普通路人而言，這不過是公墓里普通的一塊石頭。

從北京到多倫多，從權力中心到檔案空格，從高調亮相到無聲謝幕，這條線串起來，邏輯很清楚：選擇一步步疊加，性格與時代相互作用，最后匯成一個難言輕松的晚年。哪怕不做道德評判，只就事實本身而言，這樣的遭際，已經(jīng)足夠復雜，也足夠耐人尋味。

高曉黎站在墓碑前，圍著石碑走了一圈，又回頭看了看那幾行刻字，心里冒出的，是一個很樸素的問題：當年那個倔強到不愿回頭的人，在人生最后一段路上，是否想過自己當初每一次拐彎的代價會如此之大。

歷史不會給出直接回答，但墓碑背面那一對毫不相干的名字，算是一種極具象征意味的注腳。張國燾的一生，從來不是一個簡單人物的故事，而是近代中國一段風云激蕩歲月的一個縮影。他走過的每一步，都被記在不少檔案和回憶錄中；他晚年的處境，又實實在在地印在這方合葬墓碑背后。

就這樣，一個曾引起巨大爭議的人物，最終留在加拿大郊外的土地里，連同他曲折的一生一起，被凝固成一塊內外刻著兩對名字的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