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在空難中去世，50年后，一臺灣老人臨終前說出真相：是我做的

1946年4月8日這天，延安的天空下著小雨，城里的人突然聽到遠處有飛機的轟鳴聲，很多人下意識抬頭張望，卻怎么也找不到飛機的影子。誰也沒想到，就在同一時刻，幾百公里外的山西興縣黑茶山上，一架美式運輸機已經在山腰炸成殘骸，機上乘客無一生還，其中有被稱為“新四軍之魂”的葉挺。

有意思的是，這架飛機的失事原因，當時的官方解釋只有一句話——迷航撞山。幾十年間，這個說法一度被反復引用，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細節浮出水面，人們才慢慢意識到，這并不是一場普通的意外，而更像一次精心設計的謀殺。

要想看懂這場“空難”的來龍去脈，繞不開兩個脈絡：一個是葉挺個人三十多年跌宕起伏的革命道路，一個是國共關系從合作到撕裂，再到被迫談判的復雜背景。只有把這兩條線纏在一起看，黑茶山上的那團火光，才不會只是簡單的事故記錄。

一、從“為詢”到“葉挺”：少年立志與北伐名將

1896年，廣東惠陽一個普通農家迎來了男孩的出生，按照族中長輩的意思，取名“為詢”，希望日后做個勤學好問的人。家境清貧，田地不多，日子過得緊巴巴，但這個孩子性格倔強，從小就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

大約在1911年前后，新式學堂里傳進來的革命書刊，在南方沿海一帶悄悄流傳?！睹駡蟆贰缎旅駞矆蟆分惖目?，被一些熱血青年當成寶貝一樣傳閱。少年“為詢”接觸到這些東西之后，心思就再難安于鄉間農田。15歲那年，他離家外出求學時，干脆給自己改了個新名字——葉挺。名字不長，卻帶著一股子硬氣：做人要挺得直，遇事要敢往前沖。

1914年底，葉挺做出一個在當時看來相當“冒險”的選擇——從軍。那時候的青年，想救國無非幾條路：讀書、辦報、行商、從軍。葉挺覺得，山河破碎，靠紙上文章怕是來不及了，便報考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后又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保定在當時幾乎是軍界的“黃埔”，能進去的不少都成了后來各派系軍隊中的骨干。

從軍校畢業后，他投到孫中山領導的援粵軍，短時間內就展現出敏銳的軍事直覺和嚴謹的作風，很快被任命為大本營警衛團二營營長。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注意到這個年輕人不光能打仗，腦子也清楚，曾親自接見他，勸他要有長期斗爭準備，不要幻想一蹴而就。對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軍官來說，這番話分量很重，葉挺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也一直心存敬意。

進入1920年代后，葉挺的視野逐漸超出軍營。他在湖北行軍、駐扎時，曾給《新青年》投過稿，談自己對國家出路的憂慮和期望。這一點，很多人不太了解：他不是單純的“武夫”，而是認真思考過制度與道路的軍人。他閱讀馬克思主義論著、關注十月革命，在不斷比較之下，對舊軍閥、新軍閥與新思想之間的差異，看得越來越清楚。

不久之后，他赴蘇聯學習，正式接觸到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組織紀律。1924年前后，他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經過一段考察，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那時的他，大概不會想到，未來的某一天，自己的黨籍會被迫中斷近十年，而重新回到黨內，又是用一條幾乎交代了性命的囚禁之路換來的。

1925年，葉挺回國，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擔任參謀處長。很快，他又被調到中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的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擔任團長。這支部隊后來有了個響當當的名字——“葉挺獨立團”。他在團里實行“嚴練精兵”的一套辦法，要求高、紀律硬，不少士兵剛開始頗有怨言，但上戰場之后才明白，這種嚴格換來的是一次次攻堅戰中的低傷亡、高戰果。

在北伐戰場上，葉挺的部隊攻城拔寨，屢屢打出漂亮戰例，他本人也被譽為“北伐名將”。那幾年的戰績，讓他在各派勢力中都贏得了一個評價：會打仗，靠得住，主意正。

二、“離黨十年”的代價：廣州起義到皖南事變

1927年年底，風向急劇變化。國共之間的分裂已無法挽回，中共在廣州發動起義，試圖再造革命局勢。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與葉挺一道，策劃并指揮了這次舉世矚目的行動。葉挺擔任總指揮，首戰就把沙河一支守軍打得潰不成軍，俘虜六百余人，起義軍迅速控制了廣州大部分地區，氣勢一度極盛。

然而，長堤上的第四軍軍部遲遲未能攻克，國民黨方面反應過來后，迅速回兵增援。葉挺敏銳地意識到，局勢已經開始向不利方向傾斜，多次提出應當及時撤退，保存力量。但這一判斷，被當時共產國際代表諾依曼堅決否決。幾天之內，敵我兵力對比發生巨大變化，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

這次挫敗，對葉挺打擊極大。他既憤怒，又委屈，對部分領導人脫離實際的指揮意見相當不滿。情緒之下，他選擇離開黨組織，走向海外。這個決定，讓他“離黨十年”，也徹底改變了此后人生的軌跡。

時間走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占沈陽及整個東北三省，民族危機陡然加深。葉挺在國外關注這些消息，心中愈發難安。他開始通過各種渠道設法回國參與抗戰。蔣介石得知后，先后派陳誠、陳濟棠等人出面，準備以高官厚祿相誘，希望把這位“北伐名將”納入國民黨嫡系系統。

葉挺并未輕易表態，他冷靜觀察國民黨在“攘外”與“安內”之間的實際選擇。看到蔣介石仍然不肯停止“剿共”，他給出一句話：“我回國是為了抗日，不是為了做官?！边@句話不長，卻講得非常干脆。他也明確表示，自己對國民黨消滅共產黨、破壞抗日的方針深感不滿，不愿替這樣的政權賣命。

1936年，形勢又有新變化。中共提出由“反蔣抗日”轉向“聯蔣抗日”的主張，潘漢年奉命與葉挺接觸，希望他在兩黨之間發揮溝通作用。葉挺接受任務，1937年舉家遷往上海。同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戰全面展開。

周恩來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中在上?？赐~挺，向他透露：黨中央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紅軍改編問題，如果順利，希望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葉挺欣然應允，從此與新四軍結下不解之緣。

擔任新四軍軍長后，他多次前往延安向黨中央匯報。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他時，用了極高的評價：“你是我們共產黨軍隊的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戰史要從你寫起?！边@句話，并不夸張。早在北伐時期，他領導的“葉挺獨立團”，已經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人民軍隊的雛形。

毛澤東還當面征求他的意見：“愿不愿意恢復黨籍？”葉挺沉吟片刻，提出了一個看似有些“擰巴”的選擇：暫不恢復，以無黨派身份出現，便于同國民黨各派人物打交道，緩和矛盾，也利于以個人名義向國民政府爭取新四軍軍費。

這一說法看似曲折，實則考慮頗為現實。毛澤東聽完后笑著點頭，表示完全同意。從那一刻起，葉挺雖然在組織手續上仍是“離黨十年”的狀態，但在實質上，已經再次站在共產黨與抗日統一戰線的核心位置。

遺憾的是，這種合作只維持了短短幾年。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大批軍隊圍殲新四軍，葉挺被扣為“階下囚”。這場事件，成了他生命中最沉重的轉折之一。

三、囚禁歲月與《囚歌》：寧為玉碎的執拗

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在皖南地區執行北移任務時，遭到國民黨第三戰區數個師、共計數萬人重兵包圍。蔣介石預先下達密令，準備借機“解決新四軍問題”。激戰之后，大批新四軍官兵犧牲或被俘，葉挺本人被扣押。這就是震驚海內外的皖南事變。

在被囚期間，國民黨當局試圖軟硬兼施。叛徒趙凌波被派去勸降，話還沒說幾句，就挨了葉挺一個耳光。他冷冷地說：“做叛徒是最可恥的，是要被人唾棄的?！闭Z氣里帶著不容轉圜的決絕。

第三戰區司令長提出，只要寫所謂“悔過書”，不僅恢復自由，還能給予高官厚祿。葉挺的回答很直接：“國家存亡關頭，我心里只有抗日。你們反復無常，毀約破信，又來陷害新四軍。頭可斷，志不可屈?！睂Ψ脚隽艘槐亲踊摇?/p>

曾與他同窗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也出面希望他出任副司令長官，用情分施壓，語氣算是“誠懇”。葉挺卻把話說得更透：“人在世間，氣節是第一生命。沒有氣節，沒有人格，活著也沒有意義。讓我做副司令可以，除非你們蔣委員長下臺，讓共產黨、毛主席來領導抗日?！边@句幾乎“當面翻桌”的話，把對方堵得啞口無言。

軟硬不成，國民黨轉而對他實施長期軟禁。1941年7月，他被押往桂林。蔣介石想出一招：把葉挺的妻子李秀文、孩子和老母親安排到桂林團聚，以親情“感化”，希望他能心生感激，轉而歸順。表面看似寬厚，實則仍然處處設防——葉家居所被軍統特務包圍，鄰里間潛伏著密探，連家門口都有人輪流值守。

剛搬到竹籬笆小屋不久，軍統特務就住在隔壁，村里布滿暗哨。葉挺看得一清二楚。為了表明態度，他在家中墻壁寫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等大字。這些話不是寫給別人看的，更多是寫給自己和家人——既是警醒，也是決心。

現實生活卻無比拮據。拒絕國民黨提供的薪俸，就意味著要自己設法養活一家十口。家里首飾衣物能當的都拿去變賣，換成糧食、油鹽和幾頭小豬、十幾只羊。院子后面種滿蔬菜，肉吃不起，就帶著孩子去池塘邊捉田雞充饑。有一次，好友千家駒來訪，葉挺苦笑著說：“家里孩子一年只能吃上一回西瓜，雖說西瓜便宜，也不敢隨便買?！?/p>

軍統特務看在眼里，心里打的是另一種算盤：窮困，說不定能逼人就范。特務頭目楊繼榮親自上門，擺出一副“關心舊友”的模樣。葉挺根本不給臺階：“新四軍浴血抗日，有哪一點對不起國家和人民？你們為什么要聯合日寇圍剿新四軍？又為什么軟禁我？”一連串質問，讓楊繼榮只能找借口退走。

值得一提的是，葉挺對特務的態度毫不客氣，連孩子們都受影響，見到那些人就罵“狗”。特務們雖然心中惱火，卻不敢當面發作，因為上級也清楚，這位將軍在軍界與民間都有不小威望，真鬧出大事，后果難料。

隨著時間推移，軟禁并沒有寬松，反而越收越緊。葉挺每每外出拜訪朋友，身后總有特務跟蹤。剛開始只是遠遠盯梢，后來干脆在他離開后闖進友人家中盤查，搞得許多人不敢再與他見面。他只好把交往范圍壓縮到少數幾位信得過的舊識，行動越來越受限。

1943年冬天的一件“小事”，差點引發大禍。那天，葉挺要去看望老上級李濟深。剛出門，就有兩名軍統尾隨，他試圖用快慢步伐甩開，對方死纏不放。葉挺怒罵“狗東西”，但無濟于事，只能硬著頭皮一路走到軍委會桂林辦公廳。進了大門，那兩名特務才被攔在外面。

短暫與李濟深會面后，他從后門悄悄離開，借機去了千家駒家。進門第一句話就帶著幾分得意：“今天把狗甩掉了?！彪S后商量以家中首飾作抵押，換些現款。兩人約定第二天由長子送來首飾，結果這次見面成為絕筆——第二天，葉挺已經不在人身自由之列。

原來，那兩名特務在門外等了很久沒見動靜，心生疑惑，打電話給李濟深的副官，得知葉挺早已離開，頓時慌了神。楊繼榮接報后，火速下令封鎖全城，軍統與憲兵四處搜查。幾個小時后，得知葉挺其實已回到家中，這才長舒一口氣。但這件事驚動了蔣介石，讓他擔心將來再出現“脫網”情況，于是決定把葉挺轉押湖北恩施。

1944年12月25日清晨，桂林的葉家還沉在薄霧之中。葉挺像往常一樣早起，叫醒女兒去上學，準備帶大兒子上山放羊。這時，隔壁一名特務進門，說他們家的乳羊在后山被人偷了。羊是家中最值錢的東西之一，葉挺一聽，顧不得多想，急忙往后山跑。走到半山腰，突然從林中躥出二十余名持槍特務，將他團團圍住。

“你們想干什么？”葉挺心知有詐，卻依舊面色鎮定。對方遞上一封信：“郭懺司令請你去恩施走一趟。”他勃然大怒：“請人，你們怎么不到家里來？舉著槍算什么，請？”特務支支吾吾，說是怕驚動家里老人孩子。葉挺反問：“你們學的三民主義，就是教你們當土匪的嗎？”對方說自己不懂三民主義，他抬手又給了一記耳光：“連三民主義都不懂，還配做國民黨？”

話雖如此，槍口在前，終究無法抗拒。特務們一擁而上，將他押上車，押往湖北。李濟深得知后，大怒拍案，質問楊繼榮：“如此大事，為何不與我商量？”對方卻只拿出一句“奉蔣委員長手諭”搪塞了事。

在恩施的日子里，葉挺繼續被囚。他寫下那首廣為人知的《囚歌》：“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這幾句，既是對監獄環境的描述，也是對投降者的警告。他寧肯在牢門之后熬日子，也不愿從“狗洞”爬出去求生。

1946年3月4日，形勢出現轉機。中共在邯鄲戰役中俘獲國民黨高級將領馬法五后，提出用馬法五交換葉挺，迫使蔣介石同意釋放。這一次，葉挺終于走出囚禁五年的牢籠。獲釋當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黨中央正式提出恢復黨籍申請。毛澤東親自復電，稱“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至此，“離黨十年”的那一頁，終于翻過去了。

四、黑茶山的迷霧：從“濃霧失事”到“有人做了手腳”

走出牢門不久，新的使命隨之而來。1946年初，國共雙方在重慶進行談判和政治協商。葉挺以中共一方重要人物的身份，參與相關工作。4月8日，他與王若飛、秦邦憲等人，乘一架美方運輸機從重慶出發，經西安轉赴延安，準備向中央匯報情況。

當天下午，陜北上空天氣并不算惡劣，延安市區只下了小雨。延安方面的人清楚記得，曾聽到天空中傳來飛機轟鳴聲，隨后逐漸遠去。直到幾個小時后，山西興縣傳來消息：一架運輸機撞上黑茶山，機上乘客和機組全體遇難。

按照當時公布的說法，事故緣于濃霧與迷航。駕駛員是美方機長，有豐富飛行經驗，飛機在山地飛行時偏離航線，未能及時拉高高度，最終撞山失事。文件上，這樣寫下事故原因，看似合情合理。

然而，有些人從一開始就心存疑慮。周恩來就是其中之一。1951年6月，他與葉挺的兩個兒子葉正大、葉正明談到此事時，直言不諱地說：“以前說是濃霧撞山失事，今天可以告訴你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腳。”這句話，并非出自主觀猜測，而是結合多方面信息后的判斷。

周恩來列舉了幾條理由。第一，機上乘客全部是中共方面的人員，且都是重量級人物：王若飛、秦邦憲是黨的重要領導干部，葉挺剛剛獲釋，馬上恢復黨籍，政治象征意義極強。國民黨內部一些人對他們都頗為忌憚，這樣的“目標組合”，本身就足以讓特務機構動念。

第二，蔣介石對葉挺一直耿耿于懷。葉挺被關押五年，出獄第二天就向黨中央申請恢復黨籍，他站隊的姿態再清楚不過。周恩來與蔣介石交道多年，對蔣的性格了然于心，在他看來，“這個人排除政敵，可說無所不用其極”，利用特務在飛機儀表上動手腳，從技術上并不難。

第三，從飛行情況來看，也有很多說不通之處。按計劃，飛機從重慶起飛，到西安落地加油，稍事休整后再飛往延安。離開西安時，確實遭遇冰雹，機長向延安報告后關閉電臺，打算憑經驗躲過惡劣天氣。問題在于，延安方向那天只有小雨，且飛機曾出現在延安上空附近，按理只要稍微拉高高度，就可以避開海拔約兩千米的黑茶山。但最終結果卻是撞山，且在殘骸中發現了“迷失方向”的電報稿，說明機組在出事前不久，已經意識到航向出了問題。

在調查報告中，有一個細節頗為刺眼：駕駛員是久經訓練的美方飛行員，熟悉高空運輸機操控。對這樣的機長來說，要避免黑茶山這樣的高度，技術上并非難事，只要儀表指示正常，稍作調整便可完成避障。偏偏這一次，飛機偏航后，導航系統失效，機長只好憑肉眼和經驗飛行，最終在復雜山地環境中撞山。這種“巧合”，很難不讓人懷疑。

有人或許會問，既然懷疑國民黨方面動了手腳，為何當時中共沒有立即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徹查？周恩來的說法簡單而沉重：“沒有真憑實據，沒有人證物證，蔣介石絕不會承認，還可能反過來被他利用。”這話聽上去無奈，卻也符合當時的政治現實。國共正在談判與對峙的微妙階段，一旦公開指控“謀殺”，局勢極可能全面失控，甚至成為對方大肆攻擊的口實。

為了防止類似悲劇再次發生，中共后來向國民黨提出一條特殊要求：今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員和高級將領乘坐國民黨方面提供的飛機，必須安排一位國民黨將軍同機。這樣一來，一旦發生意外，國民黨高級將領也將一并遇難，特務機構就不敢輕易動手。這種做法，說穿了，是形勢所迫下的自保之舉。

時間進入21世紀初，一個長期被壓在地下的秘密，終于在臺灣的一間病房里被說出。

五、臨終告白：磁鐵、儀表與“執行任務”的人

據公開披露的材料顯示，一名名叫杜吉堂的臺灣老人，在生命走到盡頭時，向身邊人講述了1946年那場空難的內幕。他曾在中美合作所擔任特工隊長，直接參與了軍統發起的謀害葉挺等人的行動。

中美合作所，是抗戰時期中美雙方共同組建的特務機構，名義上是情報合作，實際上也為國民黨特務系統提供了不少技術和掩護。杜吉堂回憶，1946年4月7日，他接到一份電報，內容就是通知他：“中共葉挺將軍準備乘美國運輸機回延安，請立即執行刺殺任務。”電報措辭冷冰冰，卻傳達出一個明確信號——這是上級下達的“必殺令”。

接到任務后，他立即召集幾名特務密謀方式。支配他們的不是個人恩怨，而是慣常的職業習性：如何讓一件事看上去像“意外”。有人提出，直接破壞飛機的飛行儀表，讓飛機在空中迷航，跌進山地，自然墜毀。這樣的方式既隱蔽，又容易被歸咎于天氣、技術失誤，很快被采納。

4月8日早晨，特工們借檢修之名，進入飛機停放和維護的場地。按規矩，飛機起飛前要進行例行檢查，特工便偽裝成檢修員的助手，趁真正的檢修員不注意，從儀表板背面下手。他們沒有大動干戈，只在關鍵儀器的背部固定了一塊磁鐵?？瓷先ゲ贿^是一塊小小的鐵塊，卻足以讓精密儀表產生嚴重誤差。

從飛行原理來說，飛機儀表尤其是羅盤和相關導航設備，對磁場極為敏感。多出來的一塊磁鐵，會讓指針產生偏移，導航數據扭曲。機長若完全依賴儀表，就可能被“帶到”錯誤的方向上去。更何況，那天又確實有冰雹、云層等復雜氣象因素摻雜在一起，讓人為辨別更加困難。

根據杜吉堂的說法，飛機起飛后，按計劃抵達西安機場休整、加油。一切順利，未暴露任何異常。離開西安飛往延安時，天候突變，下起冰雹，機長按照規程通報情況后關閉電臺，全神貫注操縱飛機。為了避開冰雹區，飛機略微偏離既定航線，結果這一下，配合被磁鐵干擾的儀表，徹底把線路帶偏。

短時間內，飛機上的導航儀器逐漸失靈，機長不得不憑經驗飛行，試圖穿出云層?？墒窃陉儽焙蜁x西交界的山地，地形起伏劇烈，稍有誤判就可能撞上山體。片刻之后，飛機撞上黑茶山，瞬間解體，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起火燃燒的殘骸從山腰一直滾落到山腳。

從表面看，這一切像是天氣惡劣加飛行失誤導致的意外，符合事故報告中的常規解釋。只有參與的人心里清楚，真正的“導火索”，是一塊藏在儀表背面的磁鐵，是一次帶著明確政治目的的“任務執行”。

杜吉堂臨終前的講述，與周恩來當年的判斷，從兩個方向相互印證：其一，事故并非單純的天候與技術問題；其二，國民黨特務系統確實有動機、有能力在飛機上做手腳。更關鍵的是，他說出自己當年具體的行動方式，這一點很難憑空捏造。

從時間線上看，1946年春天，國共和談仍在繼續，表面上還維持著政治協商的姿態。就在這種微妙而緊繃的氣氛中，軍統內部卻密謀、實施了針對中共重要代表的暗殺行動。這種“臺上談判、臺下下黑手”的做法，實際上預示了之后全面內戰爆發的必然趨勢。

對葉挺個人而言，這場空難無疑是極其殘酷的結局。他從1896年出生，到1914年從軍，再到1925年北伐成名，經歷了廣州起義失敗、離黨十年、抗戰期間出任新四軍軍長、皖南事變后被囚五年，直到1946年3月重獲自由、申請恢復黨籍，短短一個月后就在黑茶山上丟掉性命。整整五十年的人生，幾乎全部壓在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波濤之中。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塊磁鐵，如果那架飛機順利降落在延安，他會不會在隨后的歲月里繼續參與軍隊建設、參與新中國的籌劃？關于這些，歷史沒有給出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是在監獄墻壁上寫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還是在《囚歌》中寫出“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葉挺在關鍵節點上做出的選擇，一直保持著同樣的硬度。

50年后，一個已經垂暮的臺灣老人，用“是我做的”這幾個字，把黑茶山上那場火光背后的陰影點了出來。這句簡單的承認，并沒有改變歷史走向，卻讓那場發生在1946年4月8日的空難，有了更清晰的輪廓。對于了解那一段風云歲月的人來說，這些細節雖晚，卻仍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