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區壽年被抓后丑態百出，稱是粟裕的朋友，僅僅2年便被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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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區壽年被抓后丑態百出，稱是粟裕的朋友，僅僅2年便被特赦

1950年初，在華東某戰俘管理所里，一個頭發花白的中年軍人安靜地坐在課桌后，正認真抄寫著關于土地改革和人民政權的學習筆記。看過他簡歷的人心里都清楚，兩年前，他還指揮著一個兵團，在中原戰場上與人民解放軍對峙，如今卻端坐在教室里聽課，這個轉折相當刺眼。

對當時不少被押來的國民黨高級軍官來說，“戰犯管理所”意味著一個漫長而難測的未來。很多人心里有數，自己這輩子恐怕很難再走出高墻。然而，有人注意到，這個名叫區壽年的前兵團司令，竟然在學習改造不到兩年后，被批準釋放，還很快出現在廣州市政協委員的名單上，引起一片驚訝。

如果把時間往回撥到1948年夏天，就能看得更清楚些。那時的區壽年，還端坐在指揮部地圖前，排兵布陣，自認手中仍握有籌碼。誰也不會想到，他的人生命運會在豫東戰場上突然急轉直下，并在短短幾年內走到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豫東戰場上的“老相識”

1948年6月至7月，豫東戰役打響。中原戰局膠著已久，解放軍連戰連捷，士氣高漲，將區壽年所部視作要重點殲滅的目標。戰局推進到7月1日前后，區壽年兵團已被層層合圍，補給中斷，電臺噤聲，退路一點點被封死，所謂“機動兵團”，這時只剩下挨打的份。

當天上午，解放軍加大火力，集中炮火猛烈轟擊敵指揮部一帶。就在煙塵翻滾的間隙，幾輛敵軍坦克突然轟鳴著沖出，試圖從火力間隙里撕開一道口子。那幾輛鋼鐵怪物一邊瘋狂掃射，一邊朝著薄弱地帶硬擠，顯然是一次倉促的突圍賭博。

前沿陣地上的解放軍步兵沒有退縮，端著炸藥包、反坦克武器追著坦克跑。年輕的排長印永鑫眼看一輛坦克速度降了下來，當機立斷，冒著機槍火舌撲上去，抓住車體的扶手爬了上去，在炮塔上用槍狠敲幾下，又塞上爆破物，迫使車組停車投降，這一連串動作干凈利落。

坦克停下后，車門被迫打開，先是鉆出幾名驚魂未定的士兵。緊接著，兩名穿著將官制服的人探出頭來，一抬眼就看見周圍黑洞洞的槍口，臉色瞬間煞白。幾秒鐘之內，他們又“嗖”地一下鉆到坦克底下，躲在履帶和地面之間，身子抖得厲害。

印永鑫見狀，提高了嗓門吼了一句：“出來！不亂動，就不打你們！”聲音震得人心里一緊。那兩名將官遲疑了一下，見四周圍得嚴嚴實實，再躲也沒用，只好慢慢從車底爬出來，軍服上沾滿泥土，和剛才的威風完全是兩副樣子。

其中個子較高的那一個一露面，就急切開口，語速快得有點打結：“別開槍，我認識粟裕將軍，可以帶我去見他！”這一句脫口而出，聽得周圍戰士都有些意外。誰也沒想到，一個被團團圍住的兵團司令，第一反應竟然是拿“認識粟裕”來說事。

有個身上帶傷的解放軍戰士冷冷地瞟了他一眼，半帶譏諷地回了一句：“你也配認識我們粟司令？”話不長，卻像一把尖刀扎在對方自尊上。那名將官連忙擺手，嘴里不停求饒，又急急從口袋里掏出美元，摘下手表和戒指，往印永鑫身前遞，顯出一副慌不擇路的樣子。

印永鑫看得很清楚，臉色一下拉了下來：“把東西收回去。共產黨打仗不要俘虜的錢，也不搜你們的腰包，只要你們的槍。”這句話說得很硬，把那名將官的討好舉動當場堵死，旁邊幾個戰士也聽得直皺眉，對眼前這位“長官”的印象更加復雜。

不多時，52團參謀長袁捷趕到前沿，仔細看了看這名高個子將官的相貌和軍銜，再對照情報資料，心中有數：這正是國民黨兵團司令區壽年。確認身份后，上級很快下令，將其安全押送到后方，準備集中看押并進行審查。

當天下午，區壽年終于被帶到解放軍指揮所。走進簡陋而緊張的作戰室，他看到一位身材不高、神情沉穩的將領立在地圖前，正是他口中喊了許多遍的“粟裕”。有意思的是，粟裕并沒有當眾拆穿他剛才那句明顯帶有求饒意味的“朋友”之說，只是客氣地點點頭，算是承認了舊日相識關系，這一細節，讓在場的人都記住了。

二、從南昌起義到兵戎相見

追溯兩人真正的相遇，要回到1927年。那年8月1日，南昌城里槍聲驟起，南昌起義打響。區壽年當時是粵軍第11軍24師70團團長，穿著舊式軍裝，卻站在起義隊伍里。那一師的師長是葉挺，師部教導隊里，有個年輕軍官叫粟裕，正忙著帶學員上前線。

起義爆發的幾天里，24師各部在城內巷戰中頻繁穿梭，團、營干部時常在交火間隙里短暫碰面。區壽年作為團長，自然少不了和師部、教導隊打交道，會議上、調動時，與粟裕等人照面，是很正常的事。那會兒大家只覺得彼此都是打仗的同袍，很少有人想到，未來會站到截然相反的陣營。

起義軍南下途中，形勢變化得很快。由于政治立場和處境復雜，區壽年在撤離途中跟隨舅舅蔡廷鍇分道而行，同葉挺等人帶領的主力部隊逐漸拉開距離。表面上看，是一支部隊掉了隊，背后卻是各方力量的重新站隊，很多人從那一刻開始，命運的車輪就拐向了別的方向。

朱德等共產黨領導人并沒有對區壽年公開指責，因為大家心里清楚，他起初是被裹挾著參加起義，思想上還沒有真正走到革命隊伍的最前面。南昌起義失敗之后，各路隊伍四散而去，有人轉入井岡山，堅持武裝斗爭，有人重新回到國民黨系統，區壽年選擇的是后者，這一步，幾乎決定了他此后幾十年的政治角色。

進入上世紀三十年代，國內局勢愈發緊繃。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迅速侵占東北，舉國震動。就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南京方面對于是否正面抗戰態度曖昧，一心想著“先安內后攘外”。蔣介石向部隊下達的種種回避性命令，在軍中引起不少不滿，粵系出身的區壽年，對此就頗有微詞。

傳開的說法里，他曾明確表示，軍人的職責是守土衛國，不該在外敵壓境的時候一味后撤。即便當時他已經身在國民黨軍隊序列，也仍然不太認同蔣介石對抗日問題上的消極方針。不得不說，這一點在后來評估戰犯時，確實成了一個被認真考慮的因素。

從派系劃分看，區壽年屬于粵系，并非黃埔出身的“嫡系中央軍”。早年他被保送進入粵軍陽江軍事教習所，結業后開始在粵軍任職，主要依托的是蔡廷鍇這條關系線。正因為如此，他在軍界有所發展，卻始終沒有進入蔣介石最倚重的那一圈人，對南京中央自然談不上絕對忠誠。

抗戰結束后，內戰陰云迅速壓下來。1946年內戰全面爆發，國民黨試圖依靠空軍、裝甲和數量優勢，在中原、華東對解放軍進行圍剿。區壽年此時已經是資歷頗深的將領，手中握有兵權，在地圖前討論作戰方案時，心里其實非常清楚：當年的南昌起義部隊，如今已經成長為一支不好對付的人民軍隊。

到了1948年豫東戰役打響時，他已不再年輕，身經數場，卻仍在戰場第一線指揮大兵團作戰。從純軍事技術角度看，區壽年并非庸碌之輩，但在戰略認識上卻站在了歷史逆流那一邊。等到兵敗被俘，與粟裕在指揮帳篷里再度相見，時間已經把當年的同僚變成對立陣營的代表人物，這種錯位感，外人難以體會。

有意思的是，粟裕在那次會面中，并沒有就南昌起義舊事作過多追問，只是平靜地交代部隊按照政策優待戰俘。兩人短暫的交談，有過一兩句客氣的寒暄，卻很難再回到二十年前那種并肩作戰的狀態。對區壽年來說，這種禮節性的“客氣”，既是保全他基本尊嚴的一種做法，也意味著他仍需面對漫長的學習改造。

三、兩年即獲特赦的背后

戰役結束后，區壽年被押送至戰俘營，隨后轉入華東戰犯管理機構。新中國成立前后，對于國民黨被俘將領的處理方針，已經明確為“區別對待，寬大為主，嚴肅處理少數罪大惡極者”。按當時一般情況，像他這種兵團級指揮員，即便不被追究最嚴厲的法律責任，通常也要接受較長時間的管教學習。

在管理所里，區壽年日常生活并不輕松，需要和其他戰犯一起參加生產勞動、政治學習，還要寫出對國民黨統治和內戰責任的檢討材料。據當時管理干部的回憶，區壽年在學習會上發言時，態度相對坦誠，肯承認國民黨在腐敗、專制、內戰等方面的問題，對自己參與內戰這一點，也表示負有責任，這種表現被歸入“改造態度較好”。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并非后方閑職，而是曾明確表示要堅守戰線、不愿無條件后撤。雖然這一態度當年并沒有改變國民政府的總體戰略，但在新政權的檔案評估中，這類“曾堅持抗戰、對日斗爭有一定貢獻”的履歷，確實會在量刑和處理上產生一定影響。區壽年身上這種復雜的兩面性，使得相關部門在研究時不得不更加細致。

另外，區壽年的派系背景也很關鍵。作為粵系將領，他從未進入蔣介石核心權力圈，既沒有直接主持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行動，也沒有在內戰中擔任過最敏感、最惡名昭著的職務。換句話說，在戰犯名單中，他算不上“頭號人物”，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可以更側重教育轉化，而不是一味懲處。

更重要的一環，來自家族關系。區壽年的舅舅蔡廷鍇，是近代中國軍政舞臺上一位頗具影響力的人物。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蔡廷鍇率十九路軍堅守上海，名聲大振。后來由于與蔣介石政見不合，1940年前后被排擠出權力中心，被迫辭職，逐漸靠近反蔣民主力量，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失望與日俱增。

1946年，蔡廷鍇與周恩來會談，對局勢有了更深判斷，漸漸認定只有共產黨代表抗日和民主的方向。解放戰爭時期，他參與民主運動，推動和平，明確站在反對內戰的一邊。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根據他多年抗戰功績和民主傾向，安排其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政治地位相當突出。

在這樣的背景下，區壽年的問題自然會被單獨拿出來討論。一方面，要尊重政策原則，不能因為親屬關系而無條件放寬；另一方面，蔡廷鍇本人在抗戰中付出的巨大犧牲，以及后來對新政權的支持，也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資源。有關方面在綜合區壽年個人表現、抗戰經歷、派系歸屬、家庭關系等因素后，逐步形成一個結論：對其可考慮提前寬大處理。

有資料提到，蔡廷鍇曾多次表達，希望外甥能認真接受改造，今后在地方建設中做一些實事。這樣的態度，既沒有否認區壽年過去所犯錯誤，又體現出期望其改過自新的愿望。管理機構在審查材料時，也注意到區壽年在學習期間未出現嚴重違紀情況，對新政權的基本路線表示接受，這些都成為重要的參考依據。

1950年，戰俘改造工作剛剛起步不久，整體節奏還比較謹慎，很多高級將領仍在等待處置結果。就在這種情況下，區壽年被批準釋放，顯然不是一個普通決定。他離開管理所那天，行李并不多，只帶著換洗衣物和幾本已經翻得卷邊的學習資料，悄然踏上南下的列車，目的地是他熟悉的廣東。

隨著政權建設逐步走向正規，各地人民政協機構陸續成立。1954年，區壽年的名字出現在廣州市政協委員名單中，職務性質以參政議政、社會聯系為主，再不涉及軍權指揮。這種安排既保持了對其過去身份的必要警惕，又為其在地方工作中發揮一定作用留出空間，算是一種有邊界的重新利用。

此后多年，區壽年大多在廣東度過，行事低調，很少對外高談當年的榮辱得失。對經歷過那段風云歲月的人來說，從南昌起義的隊列中走出，又在國民黨軍隊中爬升，終究在豫東戰場被俘，最后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在新政權下安度晚年，這一連串變化，既映照出個人選擇的曲折，也折射出時代巨輪滾滾向前的力量。

從1927年到1950年代，區壽年與粟裕這兩個名字，先是在同一支部隊里短暫并肩，隨后長期分處敵對陣營，最后在豫東戰役后通過戰俘和特赦這樣的方式間接“相遇”。他們走過的道路各不相同，卻共同構成了那段復雜歷史的一部分。對熟悉這一段往事的人來說，1948年那輛坦克前的一聲“我認識粟裕”，既是求生本能的下意識反應，也在無形中把二十多年前的南昌舊事和之后的全部命運，串成了一條并不筆直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