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對吳敬中十分佩服：他在戴笠眼皮底下，跟延安的人恢復了聯系

1966年4月16日，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宣讀第六批特赦名單的時候，已經被關了十多年的原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李俊才，聽到自己的名字，整個人明顯松了一口氣。那一天，他的命運拐了個彎，可有意思的是，許多舊部心里卻在嘀咕：當年真正的天津站“老站長”吳敬中，始終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戰犯花名冊上，人也不在“班里”。

順著這條時間線往前推幾年，可以看到一串熟悉的名字。1960年，原保密局云南站中將站長沈醉、原軍統局第四處少將副處長董益三，被列入第二批特赦名單，走出高墻。再往后到1975年3月19日，文強、周養浩、陳旭東等十幾名軍統、保密局要員，才在最后一批特赦中相繼獲釋。不同人物，不同結局，卻都能在檔案里找到清楚記錄，唯獨吳敬中，從1949年離開天津以后，像被人用橡皮輕輕一擦，蹤跡模糊得幾乎看不見了。

有研究者查閱李克農系統的情報檔案時，不得不感到奇怪：按常理，像保密局天津站這樣重要的甲種站，其站長的情況，必然會被詳細登記。更何況吳敬中還是出身復雜、經歷曲折的“蘇聯回國生”。然而，關于他的材料，除了回憶錄中的寥寥幾筆，以及若干片段式的印象，再難拼出一幅完整畫像。這種詭異的空白，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一、莫斯科舊人：從“革命學生”到軍統教官

吳敬中這個名字，在很多檔案里寫作“吳景中”，中間一個字不同，但指的都是同一人。1903年出生的他，比1914年出生的沈醉要年長十一歲，是標準的“老資格”。青年時期，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鄭介民、余樂醒等人同窗，那時候的身份，是堅定的革命者。

后來形勢變化，留蘇學生內部出現分化，有人堅持原路，有人選擇轉向。吳敬中就屬于后一類。回國后，他脫離原有陣營，公開靠攏國民黨情報系統。在沈醉后來撰寫的《軍統內幕》中，軍統臨澧特訓班一開篇就點出了幾位“曾留學蘇聯的共產黨叛徒”，其中就包括吳敬中，只是沈醉用了“吳敬中”的寫法。

1938年前后，軍統在湖南臨澧設立特訓班，由戴笠掛名主任，余樂醒、陶一珊擔任副主任，謝力公兼總教官。這個班的教官構成頗有特點：不少人是有蘇聯背景、又已經叛變的原共產黨成員，政治立場經歷了“掉頭”，對雙方路數都頗為熟悉。吳敬中就在這里擔任一大隊二中隊政治指導員，兼教情報學課程。

沈醉當時是特訓班總務處事務股股長，兼任行動術教官，經常和吳敬中打交道。兩人同事一段時間，相互之間比較熟悉。值得一提的是，籌備特訓班的余樂醒，既是沈醉的姐夫，也是吳敬中的莫斯科同學，三人之間既有舊交，又有新線，圈子非常緊密。

從臨澧特訓班結束之后，吳敬中調入中蘇情報所任科長，中方所長正是他的老同學鄭介民。這個機構在軍統系統中算是“清水衙門”，名義上負責對蘇工作，實際上權力和資源都有限。吳敬中雖然繼續同沈醉保持來往，但在軍統內部的地位，一時并不算突出。

軍統改組為保密局后，鄭介民這一系，與戴笠、毛人鳳之間一直存在微妙的矛盾。鄭系的人事升遷，往往離不開戴笠的點頭，卻又難以徹底被信任。吳敬中夾在這條裂縫里，既想往上走，又不能得罪任何一方，他的“滑溜”，從這里就開始顯露。

二、重慶一桌酒：在戴笠眼皮底下搭起“延安線”

時間推到1940年前后。軍統局本部已經遷至重慶，沈醉任重慶衛戍司令部上校督察長，還沒有做到總務處少將處長的位置。吳敬中則仍在中蘇情報所擔任科長，手里能支配的資源和人手都有限。

他很清楚，若想擺脫這種“清水”局面，就必須爬上更高的平臺。問題在于，戴笠雖然是臨澧特訓班的名義主持者，真正和學員、教官一起相處的時間非常少。沈醉回憶，那段時間里，戴笠只到臨澧去過兩次，許多教官從頭到尾都沒和他單獨談過話。吳敬中就在這種“遠距離領導”之下，從來沒有近身請示、表現自己。

1940年的重慶，軍統內部暗潮洶涌，各方人馬都在想辦法往上爬。吳敬中很清楚：鄭介民這條線，已經給了他一個位置，卻很難再往上推；想要真正改變命運，必須直接打通通往戴笠的通道。于是，他想到了那個在戴笠面前頗受器重的老同事——沈醉。

沈醉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時兩人見面時還算投緣，吳敬中開門見山：“老沈，你和戴處長近，替我引見一下，我有點事要當面說。”語氣不急不緩，卻帶著一點篤定。沈醉答應下來，畢竟是從臨澧一路走來的老關系。

這一回見面，成了吳敬中人生中的關鍵一步。他拿出的“籌碼”，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情報，而是一條特殊的人脈：1939年進入重慶公開活動的中共南方局干部徐冰。徐冰早年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與吳敬中屬于“延安—莫斯科”同學圈。后來他以公開身份在重慶從事統戰與文化工作，擔任南方局文化宣傳委員會秘書，兼文化組組長，與周恩來等人一同在重慶打交道。

在戴笠面前，吳敬中這樣表述：“前幾天在街上碰見一個老同學，現在在延安那邊做工作，派到重慶來的。我想問問，是否可以和他保持往來？”話說得不多，卻暗藏玄機：一方面表明自己和“那邊”的關系密切，另一方面又主動請示，態度很“規矩”。

據沈醉回憶，戴笠聽完，眼睛一下亮了起來，大致問了一句：“能不能做他的工作？”吳敬中并沒有夸下海口，只是稍稍一頓：“要試，總得由我出面。”這種既不退縮、又不過分冒進的說法，剛好符合戴笠的心理。一個在“那邊”人緣不錯的叛逃者，如果能幫忙做爭取工作，委員長自然會樂見其成。

接下來，就是那頓著名的“落空酒局”。戴笠親自做主，安排酒席，讓沈醉帶吳敬中去邀請徐冰。沈醉去了，吃了閉門羹，對方幾乎不理他；換吳敬中出面，情況就大不一樣。徐冰雖然對這場酒局頗有戒心，對吳敬中擅自答應宴請的做法也有些“埋怨”，卻看在多年同學的面子上，語氣仍算客氣。

宴請最后并沒有成行，徐冰只留下一個模糊的口風：這頓酒暫時不去，但以后有機會再見。對戴笠來說，這是一次不成功的“試探”；對吳敬中來說，卻是一次極為成功的亮相。因為從此以后，他得到了一項特殊授權——可以奉命與“延安方面”的老同學保持聯絡，以便伺機“爭取”。

這層授權極其關鍵。此后，吳敬中和徐冰、以及其他從延安派出的公開身份人員見面，哪怕被人看見，也可以輕描淡寫一句：“這是戴處長交代的工作。”沈醉在回憶時，忍不住苦笑：那次白忙活，最后鋪成的路，基本都讓吳敬中一個人走了。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吳敬中在戴笠、毛人鳳等人的視線中，逐漸從一個普通科長，變成了可以單獨承擔“對延安工作”的關鍵棋子。對他來說，這是一條升遷之路；對后來的人來說，這條路，可能留下了更多難以查清的“隱線”。

三、戰后仕途與天津“空白檔案”

抗戰結束以后，軍統改組為保密局，原有的人事格局被重新洗牌。鄭介民和毛人鳳之間的矛盾，越來越難以掩飾，“鄭系出身”的吳敬中，被視作“不太可靠”的一支，卻又因為能力突出，不便輕易拋棄，于是被有意無意地往危險崗位上推。

據回憶材料和零散檔案的交叉印證，吳敬中先后出任保密局西北區區長、東北區區長，后來又調任天津站站長，軍階為少將。與云南站的沈醉一樣，他所負責的，都是當時局勢緊張、斗爭復雜的一線地區。毛人鳳這種安排，很難說沒有“借敵人之手清洗異己”的用意。

天津站被劃為甲種站，情報、行動、策反等業務都十分繁忙。解放戰爭后期，隨著東北、華北戰局逐步明朗，天津的處境越來越危險。1949年初，平津戰役逼近尾聲，城內外形勢一目了然。站在吳敬中的位置，很難看不到這一點。

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的繼任者李俊才。李俊才接手天津站時，已經很清楚潛伏計劃幾乎沒有出路。據后來材料顯示，他綜合判斷后，干脆帶著手下大批特務整體投誠。戰后，他和沈醉等人一起，被關進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直到1966年才在第六批特赦中獲釋。

吳敬中的選擇則完全不同。天津被圍之前，他就提前獲得了相關消息，從天津溜走，離開了這個即將易主的城市。走的時候，他既沒有留下“起義通電”，也沒有像郭汝瑰那樣，以公開身份和人民解放軍方面建立工作關系，而是悄然離開，幾乎不在正式記錄中留下痕跡。

離開天津之后，他一度被毛人鳳收押審查。這一段經歷，在若干回憶中有模糊提及：毛人鳳對“鄭系舊人”向來心存疑慮，尤其是像吳敬中這種和“延安方面”有過公開接觸的人，更容易被懷疑“吃兩家飯”。不過，這段羈押時間并不算太長，很快也就放人了。

奇怪的地方就在這里：按說，一個曾經擔任甲種站站長，又在解放前夕突然離崗出逃，還被保密局內部短暫關押審查的人物，無論是人民解放軍情報部門，還是新中國成立后接管的保密系統，都有充足理由把他列入重點調查對象。可在公開資料中，后來的工作機構里，幾乎看不到對吳敬中的系統性追蹤。

沈醉在昆明陸軍模范監獄服刑時，又見到徐遠舉、周養浩等舊同事。等這些人陸續被押往北京功德林，他環顧同屋，發現當年軍統、保密局里那位“能在戴笠眼皮底下和延安人喝酒的老同志”始終沒有出現。多年以后，沈醉赴香港，也曾打聽吳敬中的下落，只聽說他“在香港當寓公”，卻始終沒能見上一面。

從后來零星披露的消息看，吳敬中似乎于1983年前后在香港去世，但具體生活軌跡、身份狀態，卻相當模糊。既沒有像一般“寓公”那樣頻繁出入社團，也沒有留下公開回憶，更看不到自我辯解或回顧。對一個曾經位居要害的軍事情報人物來說，這種“安靜”，多少有些反常。

若把他和其他幾位軍統、保密局同級別人物對比，差異更為明顯。沈醉有詳細回憶錄，文強、周養浩、陳旭東等人，都能在檔案里找到完整的被俘、關押、特赦路徑；李俊才作為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也有清楚的起義、改造、特赦記錄。唯獨吳敬中，中間像被挖去了一大塊，留下一道難以填補的缺口。

關于這道缺口，后人不免要多想幾句。吳敬中當年在戴笠授權下，與延安方面公開往來，既然有機會頻繁接觸，是否真的只是“敘同學舊情”？他會不會在某些關鍵節點上，傳遞過有限但有價值的情報？這些問題，目前沒有確鑿文字證明，也不宜隨意下結論。

不過，基于常識進行推斷，總歸難以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否則，一個曾擔任甲種站站長、又有“叛徒”背景的保密局骨干，在新政權建立后，未被公開審判、未進入戰犯管理所、也鮮見追查記錄，這樣的組合實在太不尋常。

有學者據此提出一種謹慎的看法：如果當年吳敬中沒有提前撤出天津，而是被解放軍以站長身份拘捕，那么他被定性為“戰犯”的概率，并不如表面看來那樣高。考慮到他長期被戴笠當作“對延安工作”的聯絡人，只要能拿出部分相應線索，他極有可能被放在類似郭汝瑰那樣的“功勛情報人員”位置上，只是級別略低一些。

沈醉在回憶中提到一句話，頗能說明他心里的那點復雜感受：如果自己也有吳敬中那樣硬的靠山，又有那樣老到的做事方式，大概不會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結果卻還是進了戰犯管理所。這話里既有自嘲，也透出對吳敬中“滑得脫身”的某種佩服。

從已知材料看，吳敬中比沈醉年長，進入情報圈的時間更早，見過的風浪更多。臨澧特訓班時期，他和沈醉算是“一班人馬”；保密局時代，兩人又分別被派往云南、天津這類危險前線。結局上看，一個在高墻內完成改造，獲特赦后晚年在大陸生活；一個提前避開戰敗后的清算，遠走香港，帶著大半生秘密悄然離世。

如果再把時間線拉長一些，可以看到一個頗為諷刺的對照面：1975年那批最后被特赦的軍統、保密局要員中，不乏當年位高權重、身上血案累累者，他們的過往，在司法程序和歷史研究中都有清晰界定。相比之下，吳敬中既沒有被公開審判，也沒有被公開“洗白”，反而因為資料太少，變成一個介于黑白之間的灰色影子。

關于他的故事，目前能確認的大致就是這些：莫斯科中山大學舊生，早年革命，后來叛變；臨澧特訓班教官，中蘇情報所科長；在戴笠授意下，與延安方面公開聯絡；戰后擔任保密局西北、東北區區長，繼而出任天津站少將站長；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提前撤離，隨后在保密局內部短暫被關押，最后消失在香港寓公人群中，1983年前后去世。

這條線看上去完整，細節卻處處模糊。缺少的那些拼圖，需要更多檔案的解封，也需要更多旁證來互相印證。在可見的材料沒有進一步公開之前，關于他是否曾經在關鍵節點上向延安方面輸送過情報、在戴笠眼皮底下究竟做過多少“表面之外的事”，都只能停留在設問層面，不宜貿然斷言。

但有一點，大概可以肯定：正因為他在重慶時期以一種“公開聯絡”的方式重新接上了莫斯科舊同學這條線，后來人們在回顧那段歲月時，才會覺得這個人格外難以簡單定性。他既是軍統、保密局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又與延安方面保持著一種不便明說的聯系，這種雙重身份，使得他在歷史記憶中的位置，既顯眼，又朦朧。

至于那些當年在功德林的老同事們，也許在聽到一批批特赦名單時，偶爾會想起這位曾經在酒桌上周旋、在戴笠面前進退有據的“吳站長”。他們知道，他曾經與自己并肩在軍統、保密局的體系里打過轉，也知道他在關鍵時刻選擇了另一條路。只是關于這條路后來的走向，連他們也難以說清。

種種猜測，終究需要更多事實來支撐。時間繼續向前，檔案卻在那里靜靜躺著，真正的答案，還得靠后來的研究者，一頁一頁地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