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怪才中將：劉伯承粟裕多次包圍痛殲他，最終也沒抓住他，為何

1902年，江蘇的一個富農家里生了個兒子，父親給他起名叫“敬久”。說是富農，可家里也就夠個溫飽，勉強能送他去念幾年書。

誰都沒有想到，就是這樣的一個孩子，此后竟然會成為一名國軍中將，就連我黨軍事才能卓越的劉伯承和粟裕兩位將軍多次包圍痛殲他，也沒能逮住他。不過，這可不是因為他多有軍事才能，而是因為他“能跑”，這是怎么回事呢？

王敬久小的時候，在徐州的一所私立中學念書。這所學校的校長顧子揚可不只是個普通的教書先生，他早年的時候留過日本，加入過同盟會，還見過孫中山，說起革命道理一套一套的。

顧校長特別留意王敬久，這孩子身上有股子農村青年的實在勁兒。在操場訓練的時候，旁人躲陰涼，王敬久卻還是頂著太陽練隊列；打掃校舍的時候，他也是十分認真。

有天顧校長拉著他說：“敬久啊，你這性子別困在莊稼地里，跟我去廣州考黃埔軍校吧，將來能領兵打天下，比在家種莊稼有出息。”

這話像顆種子落進王敬久心里，再加上顧校長親筆寫的推薦信，1924年春天，他就揣著兩件換洗衣物，擠上南下的火車，成了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學生。

在黃埔的日子不好過，天不亮就出操，夜里還要背戰術手冊。別人嫌苦抱怨，王敬久從不吭聲：隊列練不好，就比別人多站半小時；戰術課聽不懂，就課后追著教官問。畢業之后，他沒被派去前線，先留校當了區隊長，管著一群比他小不了幾歲的學員，也練出了帶兵的底子。

真正讓王敬久見著血的是東征。

1925年打惠州，城墻又高又厚，北洋軍的機槍掃得人抬不起頭。王敬久當時是排長，帶著弟兄們往前沖，一顆流彈打穿了他的腿，血順著褲管往下淌。他咬著牙把綁腿勒緊，接著往前沖，直到把紅旗插上城墻。

傷好歸隊，他直接升了少校連長。這在同期學員里，算是提拔最快的一批了。

1927年北伐，王敬久跟著顧祝同當營長。打徐州那陣子，前面的部隊攻了好幾天，愣是沒把城拿下來，團長急得直跺腳。

這個時候，還是王敬久站出來：“給我一個營，夜里我去撕口子！”那天半夜，他帶著弟兄們摸黑爬城墻，北洋軍的子彈在耳邊“嗖嗖”響，他舉著大刀砍開守軍的防線，第一個跳進城里。等大部隊沖進來時，他正靠在城門樓子上喘粗氣。

這仗打完，蔣介石看了戰報，雖沒直接夸王敬久，但顧祝同是蔣介石的紅人，對著蔣一個勁說“敬久這后生能打”，沒多久王敬久就升了團長。

后來又跟著顧祝同打了好幾仗，一路升到旅長，到1936年，34歲的他已經當上了87師師長。

全面抗戰爆發以后，王敬久才算是真正把本事用在了正地方。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他擔任87師師長，帶著部隊守江灣。那會兒日軍的飛機天天去轟炸，坦克更是一排排往前沖，陣地有時候一天都要被轟平好幾次。

最嚴重的時候，部隊傷亡過半，副官勸他往后撤撤，他眼睛一瞪，就說：“我是師長，弟兄們在戰壕里拼，我往后躲像話嗎？”他就在戰壕里指揮，餓了就啃口干糧，渴了就喝涼水，一待就是幾天幾夜。直到日軍從杭州灣登陸，戰線被撕開，他才奉命撤退。

后來打南京保衛戰，王敬久率部守光華門。日軍用重炮轟城墻，炸開一個大口子，他親自帶著敢死隊沖上去堵，手里的槍都打熱了。

城破那天夜里，他跟著殘部從下關渡江，船不夠，就抱著木板往江北漂，差點被江水沖走。雖然南京丟了，但沒人敢說他貪生怕死。

1941年上高會戰，王敬久指揮部隊側擊日軍。他摸清日軍的補給線后，帶著部隊在山里設埋伏，等日軍運輸隊過來，一頓猛打，繳獲了不少糧食和彈藥。后來配合主力收復上高縣城，這仗連日軍都承認：“錦江沿岸的中國軍隊不好惹。”

那時候的王敬久，在部下眼里就是“拼命三郎”。看地圖時，他會用紅筆挨個標出機槍陣地，連手榴彈能扔多遠都算得清清楚楚；士兵凍著了，他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小兵穿。誰也想不到，多年后他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1946年，內戰剛開始，王敬久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他被任命為第2兵團司令，名義上指揮邱清泉的第5軍和胡璉的整編第11師，這兩支部隊都是國軍的精銳，可邱清泉和胡璉根本瞧不上他。

胡璉后來在回憶錄里直白地說：“王敬久不懂戰術，跟著他打仗會送命。”邱清泉更過分，開會時直接打斷王敬久的話，轉頭跟自己的參謀說：“按咱們之前定的方案來，不用聽別人的。”

王敬久也不生氣，反正指揮不動，干脆躲在指揮部里看報紙。有參謀私下議論：“咱們司令跟個擺設似的，這仗沒法打。”這就是龍鳳戰役，國軍沒大敗，但王敬久的指揮權威，算是徹底沒了。

到了1947年，王敬久更是把“擺爛”刻進了骨子里。

4月，粟裕率華野圍攻泰安的整編72師，這支部隊歸他管，參謀長張秉均急得拍桌子：“再不救，72師就沒了！”王敬久卻慢悠悠地喝著茶：“你懂什么？粟裕就等著咱們去救，一去就是圍點打援，到時候賠的可不止一個師。”

最后，整編72師被全殲，師長楊文泉被俘。張秉均罵他見死不救，他反倒告到顧祝同那里，硬是把張秉均逼走了。事后他還跟親信說：“在這部隊里，保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同年7月，蔣介石讓他帶3個整編師去堵截劉鄧大軍，王敬久更是一萬個不愿意。先是賴在泗縣不走，說要“整頓部隊”；后來又找借口，說牙疼得厲害，要去上海看病。顧祝同知道他想溜，親自打電話罵：“你再敢不動，委員長饒不了你！”他這才不情不愿地往魯西南趕。

到了前線，王敬久的操作更讓人看不懂。

他把整編32師、70師、66師，沿著金鄉到羊山集擺了個30里長的“一字長蛇陣”，3個師互不認識，連個協調會都不開。

70師師長陳頤鼎急得找到他：“司令，咱們得商量下怎么配合啊，這么擺陣，共軍一來就把咱們切了！”王敬久擺擺手：“不用麻煩，每個師派個團去探探路就行，共軍也沒那么厲害。”

戰前動員更荒唐。他站在土臺子上，清了清嗓子說：“今天我就講10個字，大家記好！”結果講了9個字，卡殼了，臉憋得通紅，半天想不起來最后一個字。直到中午吃飯，他突然一拍大腿：“哦！是‘活’字啊！”

一旁的士兵聽完都偷偷笑：“司令連‘活’字都忘了，咱們這仗還能活下來嗎？”

沒過多久，劉鄧大軍就把羊山集的整編66師圍了。這支部隊是陳誠的“土木系”精銳，軍紀嚴到拆老百姓的房子都要給錢賠償，硬是守了半個月。

王敬久躲在30里外的金鄉縣城，明明知道派199旅去增援就是送死，卻還是下了命令：“火速增援，晚了軍法處置！”結果199旅剛出發，就被中野三縱“包了餃子”，旅長王士翹躲在高粱地里，熱得受不了，自己舉著白毛巾出來投降了。

等羊山集的炮聲漸漸小了，王敬久知道大事不好。他沒跟任何人打招呼，帶著指揮部的幾個親信，坐卡車連夜往西逃。

劉伯承的部隊趕到金鄉時，只看到空蕩蕩的指揮部。

其實，王敬久能有這樣的轉變，還真不是他自己“變壞了”，而是被國民黨軍隊的體制把他逼成了這樣。

首先就是“任人唯親”。蔣介石重用他，主要就是因為他是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又跟著顧祝同立過功。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兵團司令里像杜聿明、王耀武這樣有真本事的人沒幾個，更多是像王敬久這種有資歷但能力一般的人。

要是沒個黃埔背景，再能打也沒用，比如黃百韜，他不是黃埔出身，倒死都沒得到蔣介石的真正信任。

還有就是“派系相爭”。王敬久是顧祝同的人，而他指揮的整編66師是陳誠的“土木系”部隊。兩邊本來就不對付，66師的師長宋瑞珂表面聽他的，暗地里根本不配合。

邱清泉、胡璉不聽他的，除了嫌他沒本事，更因為派系不一樣：你是“江蘇幫”的，我是“中央系”的，憑什么聽你的？

再就是“將領貪財”。抗戰勝利后，不少國軍將領忙著撈錢，王敬久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南京、上海買了好幾處宅子，還把部隊的汽油倒騰著賣錢。部下說他開會時經常走神，手里撥著算盤，算的不是戰術，是怎么把軍餉換成金條。

心思都在錢上，哪還有精力打仗？

反觀解放軍，劉伯承、粟裕打仗時，哪怕手里只有幾十門山炮，也能把部隊擰成一股繩。基層指揮員雖然文化不高，但學東西快，上級說怎么打，就怎么打，從不打折扣。

國軍呢？你守你的，我撤我的，見死不救成了常態。就像淮海戰役時，杜聿明想圍魏救趙救黃百韜，蔣介石不信黃百韜能守7天，硬是把計劃否決了。結果黃百韜硬抗了十幾天，戰機早就沒了。

1948年，王敬久被蔣介石撤了職，改任南京衛戍副總司令。這就是個閑職，不用再上戰場。1949年7月，南京解放前夕，他帶著家眷坐飛機去了臺灣，從此再也沒碰過兵權。

在臺灣的日子，王敬久過得挺冷清。后來雖然在三軍大學當教授，講的還是當年的戰術，可臺下的學生沒人真把他當“將軍”，誰都知道他在解放戰爭里的那些事。

1964年6月，王敬久在臺南病逝，就這么結束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