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嘉圖世界里：不進入交換的勞動，不是價值，只是汗水

人們爭議剝削論時，會遭遇到兩種基本理論的沖突。

支持剝削論的會引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套用剩余價值公式，認為這是一個客觀主義的定價，手機比鉛筆貴，是因為制作一部手機的人工成本、材料成本、固定資產投入均高于制作鉛筆，這是成本概念。而在馬克思那個時代，人工成本的占比極高，一直到美國大蕭條前的 1928 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與數學家查爾斯?柯布（Charles W. Cobb）提出了一個經典的計量證明，即柯布 - 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勞動成本還要占到 75% 左右，這是剝削論形成的現實背景。

反對剝削論的會引入馬歇爾的邊際價值公式，這被認為是一個主觀主義的定價，大哥大手機價值歸零，并不是因為它的制造成本歸零了，而是因為它的邊際效用歸零了。

其實，這兩種爭議的經濟學基礎，都在李嘉圖世界里，勞動價值與邊際價值是一個價值，因為我們不能離開交換市場抽象地談價值，交換市場定義了商品生產的原因，也最終定義了它的價值實現的結果。抽象地談勞動成本，是馬克思獨特視角，他從來不關心經濟發展本身，而是經濟過程中的結果正義，至于怎么實現結果正義，即一個按需分配、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他對共產主義早年的定義是：人性的復歸。也就是說，馬克思談的是社會學問題，而將勞動價值學說從李嘉圖閉環的價值世界中切割了出來，為 19 世紀席卷歐洲的工人運動做了一個經濟學概念的背書。因此，馬克思的《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的外部規律，如果用勞動價值定義商品價值，是語義錯位，漏洞百出。

勞動價值論把李嘉圖解釋價格長期趨勢的勞動價值理論，變成了一種評判分配正義的道德尺度。

那么，什么是 “李嘉圖世界”？

李嘉圖世界是一種對商品價值的宏觀定位，它有三大要素：一是勞動決定的成本定價，二是各國的比較優勢，專做自己機會成本最低的產品，三是自由交換，長期價格回歸勞動價值。

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確立了這樣一個框架：商品的價值源于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這是價值的來源；但勞動量并不直接等于價格，價格是在交換中通過競爭、稀缺性和比較優勢調整后形成的。換句話說，李嘉圖從來沒有把 “勞動時間” 和 “交換價值” 等同起來，他只是認為前者是后者的 “引力中心”—— 長期看，價格會向勞動成本回歸，但短期可以大幅偏離。

在李嘉圖世界里，勞動價值是成本定價，而邊際價值是市場結果，二者不能分開。剝削論的錯誤在于它只問成本，不問成交，對生產者來說沒有意義。它會引起悖論：在智能手機時代，王二麻子非要生產大哥大，勞動時間一天也沒少，狠狠地剝削了工人，結果賣不出去，商品價值實現是零，王二麻子破產了。被剝削的工人好賴有一份收入，而王二麻子卻成了 “負翁”，剝削論在現實中沒有意義。

剝削的經濟學表達是分配，而分配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如何平衡的問題。也就是說，老板一心想壓低工資，工人一心想提高工資，這不是道德命題，雙方誰說了也不算，市場說了算，是市場中資本與勞動的供求關系決定的。馬云們都被罵跑了，工資中位線就下降；市場成為資本涌入的洼地，工資中位線就會上升。反之，勞動者的生存狀況跌到馬克思所描述的底線，或者說突破了樊綱教授說的底線，消費將追不上商品供應，房子賣不出去了，優等生萬科也要虧損。

如果一定要用 “剝削” 這樣的話術來定義分配的平衡，也只能說，勞動價值決定了剝削成本，而剝削率的實現不取決于剝削成本，取決于市場的邊際價值。王二麻子或許有強烈的剝削目的性，但違反市場經濟交換價值的邊際法則，實際剝削率歸零了，老板破產，工人失業。

離開理論，回到真實的世界，王二麻子沒有剝削的目的性，他只是想財富自由，那么最好的選擇是降低勞動成本，極限減少剝削率。特斯拉的超級工廠勞動成本只有 3%-5% 左右，現在的李嘉圖世界已經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勞動成本無限趨向于零，“剝削” 這個詞語將被創新所替代，因為創新意味著無限降低勞動成本，同時無限放大了邊際價值。

李嘉圖世界教給我們的：不進入交換的勞動，不是價值，只是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