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里的胡漢之爭

《太平年》里的胡漢之爭

《太平年》的故事里，耶律德光滅后晉，入汴梁，改國號，稱皇帝，可腳下這片土地從未真正屬于他。僅僅三個月，反抗的烈火就從四面八方燒了起來。更讓他想不通的是，后唐、后晉、后漢，這三個坐過江山的都是沙陀人，他們不也是胡人嗎？“憑什么他們沙陀人能坐得，我契丹人就坐不得？”耶律德光的怒吼道出了中國歷史上向來已久胡漢之爭：怎樣的王朝才是中原的正統(tǒng)，看血脈還是看文化。

其實沙陀人能站穩(wěn)腳跟，最先要感謝唐朝的融合政策，羈縻、利用、整合、賜姓，一步步把沙陀揉進了中原的體系里。沙陀人進中原，不是騎著戰(zhàn)馬一夜之間沖進來的。他們像河水滲進土地，用了將近一百年。

早在唐太宗的時候，沙陀人就開始內(nèi)附，唐廷把他們安置在鹽州，給他們土地，讓他們戍邊，他們給唐廷打仗。沙陀將領(lǐng)李國昌、李克用父子，名字都是唐朝皇帝賜的。黃巢起義后，沙陀軍被編入各地節(jié)度使的隊伍，成了鎮(zhèn)壓黃巢起義、抵御吐蕃和回鶻入侵的主力。李克用還當上了河東節(jié)度使，手握山西的軍政大權(quán)，形成了自己的勢力集團。更重要的是，沙陀人自己特別懂“入鄉(xiāng)隨俗”。他們主動學漢語、穿漢服、行漢禮，麾下士兵一半是漢人，幕府里謀士幾乎全是中原文人。他還特意攀附李唐宗室，李存勖甚至遙尊唐懿宗為祖先。

這波操作下來，中原的漢人士大夫都認他們，覺得沙陀建立的政權(quán)是李唐正統(tǒng)的延續(xù)，不是異族過來搶天下的，沙陀人建的后唐、后晉、后漢，全都沿用唐朝的制度，重用漢臣，開科舉、修禮樂、整吏治，實打?qū)嵶鲋卫碇性氖隆?/p>

老百姓愿意認可沙陀皇帝，核心就六個字：責任重于血統(tǒng)。李存勖滅了后梁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廢除朱溫的苛政，開倉賑濟流民；劉知遠建立后漢，雖然政權(quán)存世時間短，也立馬下令禁止士兵搶奪百姓財物，安撫州縣的百姓。說到底，沙陀人把中原當成自己的疆土來守，把百姓當成自己的子民來護。

反觀耶律德光的做法，就截然相反了。雖然他在打仗上具有軍事才華，卻嚴重缺乏治理中原的策略，仍然沿用游牧民族那一套邏輯去管理中原。他甚至根本沒想著治理中原，只把這里當成戰(zhàn)利品。耶律德光入主汴梁后縱容契丹士兵在中原搶劫，美曰“打草谷”——即士兵可隨意劫掠百姓的財產(chǎn)、糧食，甚至掠奪人口為奴，用縱兵搶劫方式代替了行政管理。由于契丹軍事的燒殺搶劫，造成僅澶州（今河南濮陽）一帶，就有數(shù)萬人被殺害，無數(shù)百姓流離失所，存活的百姓也是苦不堪言，中原大地哀鴻遍野。

除了縱容士兵的劫掠，耶律德光還對中原百姓征收重稅。他下令契丹官員搜刮民眾的資產(chǎn)為軍需，要求開封及周邊州縣的百姓“按戶繳納錢帛”，甚至規(guī)定“官吏若不能完成征稅任務(wù)，就地處決”，更是縱容契丹官員用殘暴的手段去征稅，不少百姓因無力繳稅而家破人亡。

中原戰(zhàn)亂的時代環(huán)境，百姓生活本來苦不堪言。耶律德光的橫征暴斂，更是“雪上加霜”。更致命的是，他未能贏得士族和地主階級的認同，漢族官僚視其為“夷狄篡位”。在漢族官僚和地主階層的領(lǐng)導(dǎo)下，中原百姓反抗契丹暴政的起義風起云涌，就連原后晉的降將也紛紛倒戈，加入反遼隊伍。游牧民族的驍勇，終究敵不過農(nóng)耕文明“民為邦本”的思想，這便是耶律德光從巔峰跌落泥潭，最終淪為“臘肉帝王”的根本原因。

這樣對比之下，胡漢之爭的本質(zhì)在于思想文化制度，而非血統(tǒng)。文化不僅僅是指外在的服飾與頭發(fā)。這一點電視劇里比較好地展現(xiàn)出來，后唐后晉后漢的皇帝服飾和頭發(fā)都完全漢化，而耶律德光仍然是左衽披發(fā)的蠻夷裝束。文化更是指內(nèi)在的思想與制度，農(nóng)耕社會必然要用農(nóng)耕文明相適配的思想與制度。契丹的制度融不進中原，他們搞“南北面官制”，北面官管契丹和其他部族，南面官管漢人，看似分治，實則是把契丹和漢人隔離開，根本沒有真正的文化融合。契丹統(tǒng)治者也瞧不上中原的士人階層，不搞科舉選官，完全摸不透農(nóng)耕文明的治理邏輯。

沙陀人用百年融入中原，如河水滲入土地；契丹鐵騎卻以劫掠為政，終被怒火吞噬。歷史證明：唯有視天下為家，方能坐穩(wěn)龍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