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0萬人沖出大學找工作，必須先看她的故事

很多中國人之所以“害怕”全球職場，主要是被兩種觀點帶偏。

1， 中國人沒機會做管理，只能做技術，或創業。

在國際大公司，印度人更有競爭力，他們英語好，“不要臉”，還喜歡搞咖喱味的“裙帶主義”。在硅谷，老板是猶太財團，CEO和管理層是印度人。中國人是最好的工程師，但天花板很低。我們要么按部就班當程序員，要么只能出去創業。

2， “雅思6.5+電焊>985”。

那位濃眉大眼的小伙拋出這個觀點，竟然風行一時。但話只對了一半。有一定學歷背景的中國人，并不用主動把自己鎖死在電焊工、管道工，鍋爐工、水電工、修理工……。AI時代，越來越多的管理職能對數字技能的要求陡然變高，中國人的超級“數學天賦”，會派上越來越大的用場。哪怕你是一位文科生。

有很多人已經成功了。我們解剖一位優秀女生的故事：陶琳。

01

何為國際化？

陶琳，2025年成為索尼首席財務官（不是特斯拉中國區那位同名的女高管）。請注意，她不是索尼中國區的CFO！而是索尼日本全球總部的CFO。陶琳是索尼有史以來首位女性CFO，也是中國女性在日本職場的最高職位紀錄。

她1972年出生于上海，50出頭，未來還可能走得更高。日本大企業的CEO，很多都是60歲上任，70多才退休。比如，2009年，稻盛和夫上任日航會長的時候，都已經77歲了。

陶琳本科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2000年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我們之前提過的日本第一財經學府）獲得MBA學位后，進入索尼集團從事財務工作。

那時候，她馬上30歲，剛好是中國女性成天被催婚的年齡，職業生涯起步不算晚，但開掛也不早了，大女主爽劇的味道不夠足。

我們梳理她履歷的幾個關鍵節點：

2001年開始，索尼和愛立信在手機業務開始深度合作。2008年，陶琳入職后即被派往瑞典愛立信總部，在雙方的合資公司索尼愛立信工作了8年，開始接觸移動通訊相關業務。

之后，陶琳被調回日本，在當時的索尼CEO平井一夫身邊，任CEO辦公室助理。這個職位是企業決策者的核心幕僚，等于深度參與公司管理工作。

2021年，是陶琳的一次重大切換。她從通訊業務轉到了內容部門，升任索尼互動娛樂（SIE）的副總裁。

2022年，陶琳打了一次重大戰役。在收購美國Bungie游戲公司的過程中，她牽頭籌集資金，斥資36億美元，成功推動了并購項目。這是索尼游戲業務史上最大收購案之一。

2023年，協助十時裕樹（現任索尼集團總裁）推動游戲業務結構改革。陶琳以自己的財務專長，成功地協助后者推動了索尼游戲業務的結構調整和成本削減。

2024年，晉升為索尼互動娛樂(SIE)聯合首席執行官，主導硬件與平臺整合戰略。

2025年，出任索尼集團首席財務官（CFO）。

這份履歷有三個關鍵詞：跨文化、跨部門、近核心。

跨文化：在索尼的職業生涯中，陶琳大約有超過一半時間不在日本，而是在歐洲和美國做管理和做并購。

我們要知道，索尼早就不是“日本公司”，而是全球公司。索尼近年的全球營收中，日本以外占比已超過80%，其中，美國約三成，是頭號市場。1990年，索尼公司以35億美元收購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成為索尼大舉進軍美國的號角。

美國市場之外，歐洲約兩成，中國約占一成，剩下的是其他。也就是說，陶琳在索尼前兩大市場都呆過。

跨部門，更容易理解。索尼是硬件商，曾經做隨身聽，做游戲機，然后也是內容商（游戲、影視和其他互動娛樂）。跨部門，讓陶琳“軟硬”都懂。

近核心，就是她和索尼的CEO、總裁都在一間辦公室內共事過，在關鍵時刻得到提拔推薦，近水樓臺。

以上三個關鍵詞，是她個人努力的結果，隱含著她晉升的一些必然性。然而，還有一個日本商界發生的大趨勢，同樣關鍵。

02

擁抱“偶然”

近10年來，日本商業一直在大力推動女性進入大公司管理層。

過去，日本職場有兩大特點：一是以年功序列，論資排輩舉世聞名。

二是極其“歧視女性”。數據顯示，在發達工業國俱樂部OECD 國家中，日本是企業高管性別最不平等的國家，沒有之一。同規模大企業中，女性高管人數只有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甚至不到北歐一些國家的三分之一。

為了提振國際資本對日本的信心，日本從安倍時代開始，力推公司治理改革，要和國際資本市場接軌。其中一項，就是企業高管中女性高管的人數。

2014年，安倍晉三表示，要在2020年前將女性管理提高到30%。在岸田文雄時代，日本又推出“新日本式資本主義“改革，其中的企業治理部分，再次強調了女性管理者的人數還需要上升。30%的目標，只升不降。

然而，這一目標最終被推遲到了2030年。

為什么達不到？主要是董事會和高管成員的來源人群中，女性都少得可憐。拿董事會成員來說，除了企業和核心高管有可能加入董事會之外，工科、法律、經濟和商科的知名教授，也能夠以非執行董事身份加入董事會，給董事會提供專業經驗。但日本的大學教授中，女教授嚴重不足。

日本政府的 “關于推進國立大學男女共同參與—行動計劃“（2021修訂版）提出，到2025年，國立大學的女性教師數量（教授、副教授、常勤講師、助教）比例要達到24%以上。顯然，即使2025年真的達到目標，女教授還是不多，能成為知名教授，達到進入大公司董事會那個級別的女教授，更是屈指可數。

另一個來源是企業中層高管，女性更少。據2025年7月的一項調查，在日本全境26196家企業中，竟然有42.3%的企業，在管理層中找不到女性的身影。

因此，陶琳的成功，首先肯定在于她的優秀。中日最頂級的商科畢業，在實務中摸爬滾打，作為一位女性，主動去打那些最硬的并購戰役，成長為國際性的財務和企業運營高手。

但與此同時，日本右派崛起，政界和商界主動迎合國際投資者，改善公司治理的大趨勢，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很多事情。

這是一種必然和偶然的疊加。

陶琳的故事，還有另外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以前，我們總覺得中國市場之大，足以影響這個世界任何大企業的命運。任何公司，一旦不重視中國市場，搬石砸腳，就會活不下去。

一些勵志書籍會建議中國人：國際職場對中國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視，在國際商界，你最多做到中國區總裁，還是在白人和印度人手下打工。

但陶琳的故事，和以上敘事截然相反。

中國GDP在全球的占比一度達到20%，而索尼這樣的跨國大公司在中國市場的營收約為9%，經濟總量不一定就意味著市場。2026年的最新財報顯示，索尼2025財年三季度（截至12月的3個月里）經營利潤5150億日元，同比增長 22%。

另外，陶琳的職業生涯，主要也不在中國，并沒有背靠母國市場獲得晉升，而是在中國以外的其他市場獨自成長。

2026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270萬人，比2025年還要增加48萬人。

世界，只屬于獨立思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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