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罵叛徒的“專家”，在報上胡說八道，遭海軍上將警告，現狀如何

1996年冬天，新加坡某家軍工企業的展臺前，一個操著云南口音的中年男子挎著相機、胸前掛著“記者證”，正對著一艘模型軍艦拍個不停。旁邊有中國代表團成員低聲說了一句：“這人最近老在外媒上亂講中國軍情。”這句隨口的評價，后來被不少與會者證實，說的正是那個在國際媒體上把自己包裝成“專家”的人——安德烈·平可夫。

要說清這個人的來龍去脈，還得往前撥回到上世紀六十年代。

1963年，他出生在云南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戶口本上的名字叫張毅弘。改革開放前后，家境談不上優渥，卻也算穩定。在那個“知識改變命運”的年代，能考上師范院校，就已經讓不少親友羨慕。1984年，他從昆明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畢業。有說法稱他就讀的是廣西師范學院，但不管是哪一所，在當時都算是地方師范系統里的正規院校。

中文出身，本可以走一條相對穩當的道路，比如去中學教書，拿一份體面而安穩的工作。但兩年后，他卻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相當“冒險”的決定。

1986年，他選擇自費赴日留學。那時國內外匯緊張，自費出國基本意味著家里要掏空積蓄，還要靠本人打工補貼。到了日本，他先進了一所語言學校，一邊啃著厚厚的日語教材，一邊打零工維持基本生活。送報紙，是他后來自己在訪談中反復提及的一段經歷。凌晨天沒亮，在東京街頭騎著自行車穿巷而過，這樣的日子既清苦又孤獨，但也確實鍛煉了他的語言和適應能力。

語言關過了，他把目光瞄向了自己更感興趣的領域——國際政治。1988年，他進入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大學院國際政治研究科，在現代蘇聯政治研究室做預科生。這一階段，讓他接觸到不少冷戰時期關于蘇聯與美國對抗的資料，也接觸到西方視角下對中國的觀察。這些知識后來被他用在所謂“軍事評論”上，只是用的方式令人頗感失望。

預科期滿是在1990年，他卻沒拿到碩士資格，只能離開學校。學位沒拿到，人也沒太大名氣，在日本繼續混下去，壓力非常現實。生活捉襟見肘的時候，他無意間看到了《朱可夫傳》，書里這位蘇聯名將的經歷，讓他頗為著迷。或許是崇拜，也或許是刻意模仿，他給自己取了一個帶有俄語味道的新名字——安德烈·平可夫。

這一改名，后來的故事就明顯往另一條路上拐了。

在日本的幾年里，他與一名日本女子結婚，有了更穩定的身份。借著妻子的幫助，他又先后去過美國等地短期學習、訪問，積累了一些在西方防務圈的聯系人。真正改變他軌跡的，是他后來移居加拿大的選擇。

1993年，他落腳多倫多，創辦了一個名為“漢和信息中心”的機構。這個機構名字聽起來頗有點“東西合璧”的意味，從一開始就瞄準了亞洲防務信息這塊市場。依托這個機構，他又推出了《漢和防務評論》雜志。從此，“國際軍事評論家安德烈·平可夫”的身份開始包裝成型。

剛起步的那幾年，這本雜志的內容并不復雜，更多是把西方防務媒體公開發表的內容翻譯、拼接，再加上一些所謂“獨家分析”。看上去詳實，實際多是二手乃至三手資料。為了讓刊物更“像回事”，他頻繁跑各類防務展，手里拎著相機，拍武器裝備，訪參展商，認識一些軍工企業的宣傳人員。長期這樣跑來跑去，他對外界確實塑造出一個“前線觀察者”的樣子。

有意思的是，真正讓他“出圈”的，卻是一場極其丟人的烏龍。

一、從水泥“航母”到國際笑柄

1996年前后，《漢和防務評論》刊登了一則讓外媒一度緊張的消息：他宣稱中國在上海青浦秘密建造了一艘與美國“尼米茲”級航空母艦幾乎一模一樣的“水泥航母”。文章里，他寫得繪聲繪色，從跑道劃線到甲板上的“戰斗機模型”，再到艦島的尺寸比例，都被他形容得“高度逼真”，仿佛中國正在進行一項極其隱秘的航母模擬工程。

對不了解情況的外國讀者來說，這種描述確實容易引起聯想。那幾年，中國海軍信息相對不那么公開，西方媒體對“中國航母計劃”充滿猜測。平可夫抓住這種心理，把一個普通場景硬生生包裝成“戰略設施”。遺憾的是，他選錯了對象。

那所謂的“水泥航母”，其實只是上海某公園里的娛樂設施，給游客拍照玩耍用的。國內有去過那里的人一對照，立刻認出來。消息傳開后，不少專業人士都覺得啼笑皆非。一位熟悉情況的軍迷，在私下聚會上忍不住感嘆：“這要是真專家，怎么連游樂設施都分不出來？”

這次事件，讓他在中文圈內迅速背上“胡編亂造”的名聲。更嚴重的是，這種低級失誤暴露出他為了吸引眼球，可以不顧最基本的事實核對。說得難聽一點，只要能把“故事”講得驚悚，真假似乎已經不重要了。

1998年，新加坡航展上，他又換了一種打法。在那里，他首次在公開場合揚言自己“掌握了中國軍事機密”。話一出，立刻引起部分外媒注意。但事后有研究機構對照發現，他所謂的“機密”，絕大部分是東拼西湊自公開報道的內容，甚至不少細節都能在公開年鑒和報紙上找到出處。

這一套操作，實際上已經露出一個清晰的路數：把公開信息稍微加工、重組，再配上一些危言聳聽的推斷，就能端出去當“內情披露”。對不熟悉中國國防情況的西方讀者來說，這種包裝常常具備一定迷惑性。更何況，當時西方不少媒體本身就有“需要一個能講中國軍情故事的人”的需求。

二、越“黑”越吃香的年代

進入21世紀后，他逐漸發現一個盈利邏輯：只要把“中國威脅”說得足夠可怕，稿費和關注度往往就越高。于是，文章的傾向性變得越來越明顯。2000年前后，他在自家雜志以及一些外媒上頻頻發表針對中國國防政策的評論，這些評論中，有不少觀點極為極端，卻又被西方某些媒體樂于引用。

2005年，他在接受某西方通訊社采訪時，故意扭曲當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內容，拋出“中國軍事現代化存在擴張傾向”的論調。這番話在外媒上被大肆渲染，卻很快在國內遭到嚴厲反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點名批評這種說法，指出其嚴重歪曲事實。有報道提到，現場有記者追問消息來源時，他本人并沒有拿出任何可靠依據。

不得不說，他在選題上很懂得“制造話題”。2007年，他在美國合眾國際社刊發《燃油制約中國作戰能力》一文，用一堆經不起推敲的數據，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解放軍攻打臺灣“撐不過15天”。數字聽上去很具體，似乎背后有大量推演，實際翻看文章，所謂的“數據”既缺乏來源，又忽略了最基本的后勤常識。

緊接著在2008年初，他又在同一媒體發文，聲稱一旦發生沖突、軍事禁運啟動，中國空軍第三代戰機會在“戰爭第11天左右被全部打光”。這種說法把戰爭當成簡單算術，把復雜的戰備體系簡化為幾組單薄數字，很多專業人士看后都只能苦笑。

值得一提的是，后來有知情人士曝光，他頻繁拋出這類極端判斷，還有另一層目的——希望借此引發大陸軍事評論員、軍工專家的公開反駁。只要對方在駁斥中透露出一點點新信息，他就有可能順藤摸瓜，反向還原某些情況。這種用“胡說八道”引蛇出洞的手法，確實比較陰險。

不過，這種玩火的方式也不是沒人看穿。香港某高校防務研究中心此后開展了一項研究，對他的部分文章進行分析，結果在報告中明確指出：多篇文章存在“數據來源不明”“邏輯推演混亂”等嚴重問題。有學者直言，這種寫法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是“情緒化揣測”。

2010年，他出版了一本關于中國空軍的著作，試圖進一步鞏固自己在西方防務圈的“權威形象”。然而不久便有人指出書中大量借用了西方學者論文、報告中的內容，卻未做恰當標注。抄襲風波一出，他在學術圈的名聲又被打了折扣。

與此同時，他在國內也逐漸被正式“點名”。由于多次發表不實言論，從2012年開始，內地多家媒體陸續將他列入“不受歡迎評論員”名單，不再轉載其文章。輿論環境的變化，讓他曾經依賴的那種“在中西信息落差之間賺錢”的模式，開始遇到阻力。

三、正面遭遇海軍上將的警告

如果說之前的爭議，大多還停留在媒體戰場上，那么2013年的一次現場交鋒，則讓更多人意識到，他在軍界真正的評價，遠比媒體包裝出來的形象要低得多。

這一年，他試圖通過中國駐外使館申請采訪時任中國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結果申請被明確拒絕。按理說，到此為止也就算了，他卻不甘心。之后在某次國際防務展上，他注意到中國代表團參觀以色列展館，便一路跟過去，試圖現場“堵訪”。

目擊者回憶，當時他擠到前排，用英語提問，話里話外還是圍繞“中國海軍遠洋行動”“航母意圖”這些老話題。吳勝利上將聽完后，當場就給出了極為干脆的一句回應，大意是：“你有些報道純屬猜測。”這句話沒有修飾，沒有客套，實際上已經是在公開場合對其“專業性”作出了否定。

對一名以“軍事評論家”自居的人來說，被一國海軍司令員在眾目睽睽之下如此評價，沖擊可想而知。有現場隨員后來提到，這句話出來后，他臉上的表情一度十分尷尬，但很快又恢復成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2015年，他再次嘗試以“學術交流”名義進入內地，計劃參加某個防務相關活動。然而在邊檢環節，相關部門依據規定將其拒絕入境。這個處理結果傳出后，基本宣告了他在大陸的活動空間已經被正式收緊。

從這一時期起，他在中文世界的聲音明顯減少。原本在一些港臺媒體還能看到的評論文章，也逐漸被更理性、更專業的作者取代。而在外媒那里，他雖然還能時不時發表一些內容，但關注度遠不如十年前。原因很簡單，隨著中國國防信息公開程度提高，外界獲取資料越來越方便，那些建立在“信息模糊”基礎上的夸張猜測，天然就變得失去市場。

四、刊物停擺之后的落差

曾經風光的《漢和防務評論》，后來也難逃式微的結局。隨著電子媒體崛起，紙質訂閱數量一年比一年少。加上不少業內人士對其內容可信度愈發懷疑，訂戶自然減少。運營壓力之下，這本雜志在2020年被迫改為線上月刊，試圖以降低成本方式維持運轉。

然而，形式上的轉變并沒能扭轉頹勢。新一代讀者更愿意直接從官方發布、權威智庫報告中獲取信息，對這種以“驚悚標題+模糊來源”為賣點的刊物興趣有限。到了2023年，《漢和防務評論》最終宣布停刊。對于這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聲稱要“壟斷亞洲防務信息”的機構而言，這一節點無疑具有象征意味。

再往后，是不少人關注的一個細節：這個曾經頻頻出現在國際媒體上的“軍事評論家”，后來究竟過得怎樣？

有消息稱，在2025年初，有華人注意到在加拿大某家便利店里，收銀臺后面站著一位頭發花白、背略微佝僂的中年男子，戴著帽子，眼神有些躲閃。等對方抬頭一看，才驚訝發現，這人竟然就是多年前在報紙、電視上常見的安德烈·平可夫。

據熟悉當地情況的人透露，他的生活早已不似當年那般風光。日本籍妻子已向法院正式提出離婚，帶走了他在溫哥華名下的一處房產以及大部分存款。家庭解體、事業式微，兩重打擊疊加，讓他不得不再度回到以打工維持生活的狀態。把起點和這個落點放在一起對照，不免令人感慨。

回顧他的履歷，從云南普通家庭出身，到日本留學，再到在加拿大創刊雜志，一路走來，如果能把握好方向，未必不能成為一位認真做研究的學者型評論員。遺憾就在于，他在關鍵節點一次次選擇向“獵奇”“夸大”傾斜。誤讀可以改，立場一旦扭曲，就很難回頭。

更需要強調的是，在涉及國家安全和軍事機密的領域，信息邊界本就十分清晰。專業研究者可以在公開資料基礎上進行謹慎推演，但一旦為了迎合某種輿論需求，刻意夸大、甚至捏造，就不再是學術偏差，而是方向性的錯誤。

也正因此，當他在國內輿論場中被越來越多的人稱作“叛徒式專家”時，這個標簽并非憑空而來，而是長期言行累積下的后果。無論是在上海那艘“水泥航母”的笑話，還是在各類采訪中對中國國防政策的惡意曲解，都在不斷堆疊這層印象。

再看他與吳勝利上將在防務展上的那次短暫交鋒，一句“純屬猜測”，其實已經為他的職業生涯做了高度概括。所謂的“掌握機密”“獨家內情”，在真正熟悉內情的人眼里，不過是建立在大量不實之上的自我包裝。

從信息傳播的角度看，他的故事也提醒人們，對那些動輒以“內幕”“絕密”為噱頭的評論，應當保持足夠戒心。真正嚴肅的軍事研究，講究的是可驗證的材料、清晰的邏輯、對事實的敬畏，而不是靠幾句聳動的口號和夸張的比喻就能站穩腳跟。

至于他個人的現狀，外界掌握的信息并不算多，零星曝光的生活片段，大體勾勒出一個昔日“名嘴”暮年潦倒的形象。曾經在媒體上對一個大國的軍事實力指手畫腳，如今卻要在便利店收銀臺前對顧客說一句“需要袋子嗎”，這種落差，并不需要多余評論。

有人在聊起他時，感嘆一句：“這算不算報應？”這樣的話雖然情緒化，卻也反映出不少人對他過往言行的真實看法。一個人可以選擇去哪里生活，可以選擇從事什么職業，但在涉及祖國安全、民族尊嚴的問題上，如果為了個人名利反復踩線，終究要為此付出代價。

被罵為“叛徒”的“專家”，在報上胡說八道多年，最終遭到海軍上將當面警告，雜志停刊，家庭破裂，落得在異國超市里打工謀生的境地。單從結果看，這樣的結局并不戲劇，只是把一路的選擇按因果順序排了一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