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用公孫勝心懷不滿，宋江虎視眈眈，晁蓋犯了哪三條江湖大忌？

宣和年間的一個秋日清晨，梁山泊水面霧氣正濃，泊邊草木都被露水打濕，晁蓋騎在馬上，回頭望去，隨行的頭領并不算多。

水寨里鼓聲沉悶，人聲卻冷清。吳用站在棧橋邊，只作揖相送，并未披掛隨行。公孫勝抱著拂塵，悄悄退在后面，只說了一句：“天王此去，莫要太過冒險。”晁蓋點點頭，也沒多說，只催馬出了山門。

有意思的是，這一程直奔曾頭市，后來成了晁蓋一生的終點。更耐人尋味的，是在他身后，那一百零八將中的大半，寧肯留守水寨，也不愿追隨山寨之主出生入死。

一個曾經被眾人推舉上山、號稱“托塔天王”的首領，走到這種地步，問題顯然不在一朝一夕。要看懂這場冷落，得把時間往前撥，從生辰綱那一票開始說起。

梁山這幫人，多半出身亂糟糟，有軍漢，有捕快，有屠戶，有潑皮。談“忠義”，嘴上都不含糊；真要拿刀上陣，心里裝的還是利字當頭。晁蓋身在江湖，卻半帶“鄉紳保正”的脾氣，這在早期看不出什么毛病，人一多，矛盾就全冒出來了。

有人說梁山有沒有真正的好人，答案不難。像武松、史進、朱仝這些人，血性有余，規矩不足；能做到一直守底線、不愿助紂為虐的，魯智深、裴宣那樣的角色，屈指可數。晁蓋看重的“義”，偏偏落在這幾個人以外，真正陪他干大事的，是另一群心思各異的漢子。

生辰綱一劫，把一批人擰到了一塊。赤發鬼劉唐，入云龍公孫勝，三阮兄弟，白日鼠白勝，再加一個吳用，命都系在那八擔金珠寶貝上。那時候的晁蓋，還是東溪村的保正，名聲不錯，交情卻不算深。

行事之前，大家是“同謀”；干完之后，身份就微妙了。晁蓋成了眾人擁戴的首領，其余人則成了“立功頭領”。身份一變，分配方式不改，自然就出事。

一、分贓不明，先傷兄弟之心

江湖上混，誰都懂一個道理：親近也要明算賬，賬清了，義氣才站得住腳。生辰綱到手之后，晁蓋安排阮氏三雄和白勝拿了自己的那一份，這看著挺夠意思，其余的大頭，卻被他收在手里。

后來他登上大聚義廳，把那些金珠寶貝連同自家積蓄一起抬出來，當眾賞給梁山原有的頭領和嘍啰。表面看，是大手一揮，不把錢財當回事，慷慨得很。細究起來，不少人心里其實是發涼的。

因為被他“賞”出去的大半家當，嚴格說來，并不全是他的。吳用出智謀，公孫勝押法力，劉唐、阮家兄弟拼命打斗，那是拿腦袋換來的錢。晁蓋一句“賞賜眾人”，等于把兄弟們的那一份，一股腦變成了“山寨公產”。

吳用早年只是個落第秀才，窮慣了，一次得手萬貫，足以改變一輩子的路數。照市井說法，那點金銀，足夠在州府買個實缺，從此脫離白身，進得官場。結果在梁山這一折騰，全沒了指望，只換來個“軍師”名頭和一身“強盜”罪名。

劉唐、阮氏三雄這樣的粗豪漢子，不一定能把賬算得那么細，但是“有功有賞”“人人有份”這點樸素觀念，還是明白的。看著晁蓋拿著大家拼命得來的寶貨，在梁山舊人面前大方作態，心里難免會嘀咕：這是替誰出血？又是誰在出血？

盜跖早就把“盜亦有道”說得明明白白，里頭有一條，很打動人：分配要均，才能服眾。晁蓋這一刀切，把功勞簿上最要緊的幾個人晾在一邊，等于親手割裂了最早那批生死同伙之間的信任。

從那之后，吳用的態度便悄悄起了變化。表面還是禮數周全，實際上，與晁蓋之間的親近，卻比不上后來與宋江之間的暗通款曲。利益沒撈著，罵名倒背了不少，有心人換個靠山，也不算意外。

分贓不清，是晁蓋犯下的第一條大忌。錢財動人心，這話一點不虛。江湖上講義氣，可義氣得落在“吃飽穿暖”上，不然就是空話。

二、一山三虎，讓位成了禍端

利益的問題埋下種子，權力的安排，則是讓這顆種子發了芽。晁蓋性子里有一份老實厚道，總想把兄弟擺在自己之前，這在村里當保正時，是優點；到了梁山這樣龍蛇混雜之地，反而變成了隱患。

早期的核心，是“晁蓋+吳用+公孫勝”。一個主心骨，一個出謀劃策，一個鎮壓場面。這個組合，勉強還能維系山寨運轉。宋江上山之后，一切被打亂了。

晁蓋對宋江，帶著近乎本能的欣賞。宋江義氣外露，文武都拿得出手，又在江湖上積攢了名聲。晁蓋不止一次，當眾說出“他日梁山泊事務，盡托宋公明”的話。聽上去謙讓，其實等于在眾人面前立了個“備用寨主”。

從那一刻起，梁山就不再只有一個權力中心。下面的頭領難免犯嘀咕：是聽晁蓋的，還是聽宋江的？尤其吳用這種角色，更會算賬——誰能帶來更穩當的前途，誰給得起更扎實的好處，心里都要掂量。

更尷尬的是公孫勝。這個半僧半道的人，原本在核心圈子里與吳用并列，宋江上山之后，他被悄然擠到了下首。座位往后挪半步，面子上不見得有多少人提起，可入云龍若是一點不在意，那就不是人情世故，而成了木頭。

一山不容二虎，這在朝堂，在江湖，都是老理。權臣加九錫，不是要篡位，就是要被猜忌；寨里立了“并肩王”，下面的小頭目和嘍啰，遲早會站隊，窩里斗就在眼前。

晁蓋若真懂規矩，就該把高臺上那一把交椅坐穩，其他人左右陪坐，有功者高些，無功者低些，一眼看出主次。偏偏他一會兒“托付”，一會兒“讓位”的話掛在嘴邊，久而久之，大家心里反而摸不清真正的主心骨到底是誰。

宋江本就善于籠絡人心，這種形勢，對他來說是天賜良機。他只要順勢拉攏吳用，給足面子，再在賞賜上比晁蓋更大方一點，晁蓋就難免被架空。晁蓋本想以謙退顯寬厚，結果卻把自己推到了“中間地帶”，上不去，下不來。

更要命的是，到了曾頭市用兵的時候，這種權力上的模糊，直接體現為“無人愿隨”。吳用可以用“留守籌劃”為理由待在山上，公孫勝借口“歸山學道”不出馬，其它人各有托辭。晁蓋一聲號令，竟喊不出足夠的頭領相隨，這樣的場面，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

權位不明，主次不分，這是晁蓋犯下的第二條大忌。對外，是山寨威信不足；對內，則是給了宋江施展的空隙，讓梁山變成“一仆二主”的格局。

三、盜跖自比顏淵，標準錯亂難服眾

利益沒分清，權力又不堅決，還可以用“性子厚道”來搪塞一二。真正讓人覺得晁蓋不適合做“盜魁”的，是他對自身身份的認識出現了偏差。

晁蓋早年是東溪村保正，管的是田地、賦稅、人命官司，說白了，是在鄉里擔當“正人君子”的角色。這種慣性到了梁山，他下意識也想用鄉紳的標準來約束一幫從刀頭舔血過日子的綠林豪客。

他最得意的一句話，大意是：自從梁山火并王倫之后，立了“忠義”為本，要對百姓施仁德。這話聽著不壞，放在書本上也好看，可攤開梁山做過的買賣，從生辰綱，到劫法場，到攻打諸州府，哪一件不是刀光血影？真要說“仁德”，實在有點掛不住。

有一次，楊雄、石秀為偷雞一事惹來麻煩，晁蓋大怒，罵他們壞了梁山好漢的名聲。話里話外，仿佛梁山自家在山上，只靠漁獵種田就能養活上百號兄弟似的。

這種“罰小不罰大”的態度，久了誰心里都清楚。搶官銀、劫糧草時，大家一馬當先；偷雞摸狗、尋常小利，又被說成壞名聲。山寨名頭是“替天行道”，收入卻是徹頭徹尾的強盜經濟，標準搖擺，讓人無所適從。

盜亦有道，說的是在盜的行當里，也有成規：動手之前看機會，出手之后要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晁蓋偏要再加一層“顏淵式”的清高，以為只要打出“忠義”旗號，就能把一群亡命之徒約束成半個義軍。

宋江在這方面，比晁蓋現實得多。對皇帝，他口口聲聲“招安”“報國”；對兄弟，他講的是“同生共死”“有功有賞”。嘴上可以高調，分配卻務實。晁蓋則既要好名聲，又不肯放棄強盜的好處，夾在中間，標準搖擺，自然難以讓人心悅誠服。

再把眼光拉遠一點，梁山那些被認為還算“守底線”的人，比如魯智深、裴宣，選擇更多是“不愿濫殺、不想助虐”，而不是要把一群盜賊硬拽成“清流”。晁蓋卻有點走偏，以為靠幾句口號，真能讓梁山脫胎換骨。

這便是他犯下的第三條大忌：忘了自己是盜跖一類的人物，總想向顏淵看齊。標準定得太高，執行卻做不到，最后變成嘴上風光，行動尷尬。

回頭看那一個秋日清晨的出征，表面上是晁蓋為兄弟報仇，親自領兵討伐曾頭市，實際上，是他一路走來，這三條大忌的集中爆發。利益上，他已經失了吳用、公孫勝這類核心人物的真心；權勢上，他親手造就了宋江這個“備用寨主”；理念上，他把強盜當義士來要求，讓一眾好漢既得不到實惠，也享受不到名分上的光彩。

所以，當晁蓋在曾頭市中箭墜馬時，梁山上的權力天平其實早已傾斜。吳用、林沖等人迎宋江上位，并不突兀；很多兄弟在心里，也已經把真正的主心骨移到了那位“及時雨”身上。

如果沒有宋江上山，梁山會不會發生第二次火并？從晁蓋的行事模式來看，答案并不樂觀。生辰綱早晚要花光，梁山又不愿真去農耕經商，錢糧緊張之時，只靠“忠義”兩個字，是壓不住一百零八條好漢的。

在那樣的局面下，只要再多幾次分配不公，多幾次主次不明，多幾次標準搖擺，哪怕換一個人出面，也難免走到兵刃相見的一天。晁蓋身為“托塔天王”，卻踩中了江湖上最忌諱的三條線，這才讓吳用、公孫勝漸行漸遠，也讓宋江有了虎視眈眈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