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張掖的掏腸大案

2004年8月12日夜間，張掖市甘州區出現降雨天氣，城鄉結合部的土路泥濘濕滑，野外能見度較低。當晚11時許，堿灘鎮一名老漢趕羊返家，途經東郊10公里處的偏僻路段時，發現一名年輕女子倒在路面上。老漢最初以為女子是雨天摔倒受傷，上前查看時觸碰到大量血跡，借助手電筒照明發現，女子已無生命體征，身體存在嚴重的人為侵害痕跡。老漢隨即大聲呼救，并第一時間撥打報警電話。

接警后，張掖市公安局甘州分局刑偵民警、技術勘查人員與法醫迅速趕赴現場，開展現場保護、痕跡提取與尸檢檢驗工作。經身份核實，死者為19歲的琳子（化名），系甘州區堿灘鎮古城村村民。法醫出具的鑒定意見顯示，琳子的死亡原因系機械性窒息，由他人扼頸導致；其下身有明顯外力侵害痕跡，小腸被徒手拖拽出體外，部分器官堆積在地面，還有一段纏繞在頸部。由于案發時持續降雨，現場的指紋、足跡、生物痕跡等關鍵物證被雨水沖刷破壞，勘查人員未提取到能夠直接指向作案人員的有效痕跡物證。

后續走訪調查結果顯示，琳子家境普通，為減輕家庭經濟壓力、供養弟弟完成學業，早年輟學前往甘州區城區務工，在當地一家商場擔任營業員，租住在西關三社的民房內。房東、工友及周邊鄰居均證實，琳子日常性格溫和、待人誠懇，生活軌跡簡單規律，無不良社會交往，未與他人產生經濟糾紛、私人矛盾等沖突，基本排除因私人恩怨遇害的可能性。

甘州警方將“8·12”案件列為重大惡性刑事案件，抽調刑偵、技術、社區警力組成工作專班，全面排查案發時段周邊可疑人員、梳理被害人活動軌跡、搜集目擊證人線索。就在偵查工作穩步推進、線索逐步梳理的過程中，第二起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的案件再次發生。

2004年9月20日凌晨0時30分許，甘州區東街一家新開業的牛肉面館內，17歲的打工少女小芳（化名）按照日常習慣，前往面館附近的公共廁所。小芳來自甘州區大滿鎮平順村，同樣因家庭經濟條件有限輟學務工，在面館工作期間勤懇踏實、做事認真，獲得店主夫婦的充分信任。

小芳外出約五分鐘后，面館老板娘突然聽到室外傳來一聲短促的慘叫聲，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出門尋找，同時呼喊周邊鄰居協助搜尋。眾人沿著面館周邊巷道排查，最終在面館后方的封閉樓道內發現小芳。此時小芳已陷入昏迷狀態，下身大量出血，小腸等人體器官完全脫出體外，生命垂危。在場人員立即撥打120急救電話，將小芳緊急送往張掖市人民醫院進行搶救。

張掖市人民醫院普外科組建醫療救治小組，為小芳實施緊急手術。主刀醫師柳佰富主任的手術記錄與診療報告顯示，小芳的大網膜和小腸全部脫出體外，小腸斷裂成數截，腸系膜存在大面積嚴重損傷；因腸管長時間外露、大面積壞死，手術中不得不切除約三分之二的小腸，剩余存活腸管長度不足一米。經過數小時的手術與術后重癥監護，小芳的生命得以保全，但身體遭受永久性損傷：因小腸大部分切除，消化吸收功能嚴重喪失，終身只能依靠米粥、營養液等流食維持生命；同時，生殖系統受到連帶損傷，完全喪失生育能力，后續需長期接受康復治療與心理干預。

短時間內連續發生兩起侵害目標、作案時間、作案手段高度吻合的惡性案件，嚴重威脅當地群眾的人身安全，引發城區居民尤其是女性群體的恐慌。該案逐級上報后，甘肅省公安廳、公安部相繼作出工作批示，要求張掖警方集中優勢警力，盡快偵破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消除社會治安隱患。張掖市公安局立即整合市、區兩級刑偵力量，將“8·12”琳子遇害案與“9·20”小芳被侵害案正式并案偵查，成立“8·12”“9·20”系列案件專案組，全面開展現場復勘、線索排查、走訪取證、信息比對等工作。

專案組在復盤案件細節、梳理關聯線索時，系統調取了2004年7月至9月甘州區城區所有針對單身女性的滋擾、侵害、未遂報警記錄，從中篩選出三起與本案作案特征高度匹配的案件。2004年7月24日深夜，市民曹某在甘州區糧貿大廈附近步行時，被一名陌生男子從身后鎖頸控制，因丈夫及時趕到現場，男子倉皇逃離，未造成嚴重后果；2004年8月15日，一名單身女性在夜間回家途中被陌生男子尾隨，因進入居民樓單元門及時，未被侵害；2004年8月20日晚，女子彭某獨自在家時，遭遇陌生男子強行闖入，雙方發生言語沖突后，彭某身體隱私部位被抓傷，嫌疑人作案后迅速逃離現場。

專案組結合上述未遂案件的目擊證人描述、嫌疑人體貌特征、作案時間規律與行為模式，綜合判斷系列案件系同一人所為，隨即以案發地為中心，擴大排查范圍，對有暴力犯罪前科、吸毒史、夜間游蕩行為的人員進行逐一核查。經過連續50余天的大面積排查、入戶走訪、信息比對與線索核實，專案組將偵查目標精準鎖定到張掖本地男子喬建國身上。

2004年9月23日，專案組綜合掌握的證人證言、體貌特征比對、活動軌跡匹配等線索，決定對喬建國實施抓捕行動。偵查人員提前在喬建國居住的東湖小區家屬樓周邊布控，設置秘密監控點位，等待最佳抓捕時機。喬建國因多次被司法機關處理，具備較強的反偵查意識，很快察覺小區周邊有陌生人員活動，立即返回七樓住所，將防盜門反鎖，拒絕與外界溝通，同時以跳樓自殺相威脅，直接阻撓警方抓捕工作。

針對喬建國拒捕、對峙的情況，專案組結合現場環境與人員狀態，制定三套分層處置方案：第一方案為智取勸說，以日常社會管理、吸毒檢測等合理事由，勸說其主動下樓配合；第二方案為親屬勸降，聯系其母親、女友等至親人員到場，通過情感溝通與政策宣講，打消其對抗心理；第三方案為強制抓捕，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通過專業戰術突破房門，實施強制控制。

抓捕小組首先采用智取方案，以開展尿液吸毒檢測為由，勸說喬建國下樓配合工作，但其始終緊閉房門、拒絕回應。隨后幾天，偵查人員一邊開展強制抓捕的模擬演練，檢查裝備、規劃路線，做好應急處置準備；一邊通過固定電話與喬建國持續溝通，宣講法律政策、告知對抗后果，同時聯系其母親、女友前往小區現場，通過樓道對講系統與房門縫隙進行規勸。

2004年9月29日下午4時許，在母親與女友的持續勸說下，喬建國最終放棄抵抗，同意下樓乘坐出租車前往指定地點接受尿檢。當其走出單元樓樓梯、進入偵查人員視線范圍時，被提前埋伏的警力迅速控制，整個抓捕過程未發生沖突、未造成人員受傷，順利完成抓捕任務。

抓捕結束后，偵查人員依法對喬建國的住所、隨身物品進行全面搜查，重點查找作案工具、帶血跡衣物、與案件相關的物品等，但未發現與“8·12”“9·20”兩起核心案件直接關聯的物證。進入審訊階段后，喬建國初期態度強硬、拒不配合，多次以“警方無證據定罪”為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對偵查人員的訊問保持沉默。

審訊人員及時調整訊問策略，放棄高強度施壓模式，圍繞其家庭關系、服刑經歷、生活狀態開展溝通，逐步建立對話基礎，同時開展法律政策宣講，明確如實供述、自首等法定情節的從寬處理規則。經過數小時的思想工作，喬建國的心理防線逐漸松動。2004年9月30日下午5時許，喬建國主動提出要交代全部問題，如實供述了包括“8·12”“9·20”兩起案件在內的五起針對單身女性的違法犯罪事實。

喬建國供述，其作案動機源于長期的反社會情緒，多次服刑、勞教的經歷讓其產生被社會排斥、遺棄的認知，出獄后因酗酒、吸毒、無固定工作，難以融入正常家庭與社會生活，進而萌生報復社會的想法，將侵害目標鎖定為夜間獨行、防范能力較弱的單身女性。

關于“8·12”琳子遇害案，喬建國交代，2004年8月11日，其在甘州區北街什字附近閑逛時，偶遇正在等候朋友的琳子，隨即上前搭話，強行提出交往要求，并主動向對方講述自己的服刑與勞教經歷。8月12日，因琳子未按照其要求赴約，酗酒后的喬建國攜帶情緒四處尋找琳子蹤跡，在西關三社琳子租住的民房附近與其相遇，隨后強行將琳子拖拽至500米外的小樹林內，先扼頸致其昏迷，后實施極端侵害行為，確認琳子死亡后逃離現場。

關于“9·20”小芳被侵害案，喬建國供述，其此前在一家酒吧消費時，與一名女服務生發生口角沖突，心存報復念頭。9月19日深夜，其大量飲酒后準備回家，在東街牛肉面館附近偶遇外出上廁所的小芳，因醉酒狀態下視覺模糊、認知混亂，將小芳誤認為與其發生矛盾的酒吧服務生，隨即上前扼頸致其昏迷，拖拽至樓道內實施極端侵害，聽到小芳的慘叫聲與周邊人員趕來的腳步聲后，迅速逃離現場。

除兩起既遂案件外，喬建國還主動供述了三起針對婦女的侵害未遂案件，分別發生于2004年7月24日、8月15日、9月19日前夕，均因被害人反抗、家屬及時趕到、外界干擾等原因未能得逞。喬建國同時交代，其案發時正與女友同居，計劃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女友及家人對其犯罪行為完全不知情，其日常刻意隱瞞夜間外出與作案行為。

2004年10月8日，張掖市甘州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案卷材料、核實證據鏈條，以涉嫌故意殺人罪對喬建國依法批準逮捕。公安機關圍繞供述細節、證人證言、辨認筆錄、法醫鑒定意見、前科材料等，進一步完善證據體系，在法定偵查羈押期限內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2005年1月6日至7日，張掖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該案進行不公開開庭審理，嚴格保護被害人隱私，維護當事人合法訴訟權利。

庭審過程中，喬建國突然推翻其在偵查階段的全部有罪供述，對檢察機關指控的“8·12”故意殺人罪、“9·20”故意傷害罪均予以全盤否認，辯稱此前的有罪供述系在偵查機關壓力、疲勞審訊等情況下作出，并非本人真實意思表示，當庭拒絕承認兩起核心案件系其所為。控辯雙方圍繞證據合法性、事實認定、供述自愿性等核心問題，開展法庭調查、舉證質證與法庭辯論。檢察機關提交了證人證言、辨認結果、法醫鑒定、前科材料、審訊同步錄音錄像等證據，辯護人則以無直接物證、供述存在瑕疵、證據鏈條不完整為由，請求法院作出無罪認定。

2005年1月17日，張掖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喬建國犯罪動機卑劣，作案手段特別殘忍，犯罪后果極其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嚴重破壞社會治安秩序；其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刑滿釋放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法定累犯，依法應當從重處罰。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搶劫罪、強奸罪（未遂）、故意傷害罪數罪并罰，判處喬建國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同時判決喬建國賠償兩名被害人及家屬醫療費、殘疾賠償金、喪葬費等經濟損失共計9萬余元。

一審宣判后，喬建國不服判決結果，在法定上訴期限內，向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書面上訴。其上訴理由主要包括三項：一是本人并非“8·12”“9·20”兩起案件的行為人，偵查階段供述不屬實，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二是本人歸案后主動供述了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實，具有自首情節，一審法院未予以認定，量刑明顯過重；三是本案無直接物證指向，證據不足，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

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上訴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案件進行全面書面審查與事實核查，重點圍繞供述真實性、證據完整性、量刑合法性開展審理。經審理，省高院認為，原審判決認定喬建國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核心犯罪事實不清，關鍵證據存在瑕疵，直接物證缺失，證據體系未達到死刑案件確實、充分的法定標準，不符合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條件。2005年8月，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撤銷張掖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將該案發回張掖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

2005年8月18日，張掖市中級人民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序，對該案進行二次一審審理。庭審中，身受重傷、身體尚未完全康復的小芳帶病出庭作證，清晰陳述案件發生時的時間、地點、經過與身體受損情況；喬建國在法庭上僅承認檢察機關指控的三起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