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侏儒化，歐洲正處于前所未有的恐懼處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慕尼黑安全會議是歐洲主場的國際安全與國際秩序年度峰會，今年的主題是“正遭摧毀”。顯而易見，目前最大的摧毀力量來自現行秩序的主要締造者——美國。這種立法者自毀秩序而殃及盟友與蒼生的乾坤顛倒故事，對歐洲的文明根基與安全意識造成了摧毀性打擊。

作為歐洲的主要政治家和代言人，德國總理默茨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對“正遭摧毀”的國際秩序痛心疾首，對美國的道德與政治蛻變驚慌失措，對歐洲價值觀與歐洲國際地位憂心忡忡。國際秩序的撕裂感和碎裂聲，及其造成的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籠罩著歐洲與全球。

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正遭摧毀

二戰后，歐洲整體上選擇“向美國一邊倒”，通過“馬歇爾計劃”、北約體制與歐美市場整合，實際上逐步成為美式世界帝國的“殖民附庸”，但屬于一種分享共同價值和制度的“高級附庸”，日益放棄了自身對于人類價值與國際秩序的獨立判斷與行動能力。

特朗普主義打破了歐洲對“大西方”體系與價值穩定性的幻象，摧毀了歐洲對美國作為西方“永恒保護者”的精神依賴，客觀上倒逼歐洲要么日益屈辱地順從美國的霸權勒索，要么奮起反思和自強以重新振奮為國際秩序的重要一極。此次慕安會的深層次安全焦慮，就根源于歐洲對“墮落美國”的道德與政治反思。這一反思進程早已開啟，今年尤甚。

特朗普主義對歐洲的道德與政治沖擊，造成了歐美的價值與政治裂痕，從目前狀況和演變趨勢來看，這一裂痕無法修復。

特朗普主義初起之時，特別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朝野乃至歐洲各國均以“偶然性”、“插曲”、“小漩渦”等自我安慰，以為特朗普只是匆匆過客，只是國際秩序和西方體系內在矛盾的“暫時病理”現象，一經西方自我調整和美國選民覺醒，就會將其淘汰。

但隨著時間推移，美西方最終發現，特朗普主義不是偶然，而是西方文明與歷史進程的必然，是一種國際秩序的“癌變”，所謂民主理性消遁無形。特朗普不僅事隔四年再次當選，更是公然宣稱不需要“國際法”，行事僅以“內心道德”為準。這是最典型的獨裁者人格。

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西方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或“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但美國扭曲了這一秩序，將其日益變形為“基于美國規則的國際秩序”，以美國國內法凌駕國際法并作為長臂管轄的霸權工具。

特朗普時期，美國不斷退出國際組織，繼續嚴重拖欠聯合國會費，繼續嚴重踐踏國際法秩序，甚至出現了違背國際法直接強擄委內瑞拉合法總統馬杜羅、強索丹麥主權領土格陵蘭、強壓巴拿馬作出港口合約違憲裁決、強撐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進行軍事占領和種族滅絕、強制盟友提高防務分攤費用并以貿易投資形式強繳“貢金”等行為。這些蛻變從道德和政治上嚴重侵蝕和動搖了歐美同盟體系的價值和政治根基。

特朗普想要什么以及能夠得到什么？這是2026年慕安會的深層次憂思。拜登時期，歐美盟友體系得到強化，歐洲雖然較大程度分擔烏克蘭戰爭成本，但精神上相對愉悅，感覺到歐美同心，大西洋主義昭彰，西方團結鞏固如一體。拜登民主黨人及其價值觀、政治路線和外交政策，是歐洲國家熟悉和欣悅的。

這種民主黨全球主義，是美帝國作為世界帝國的整全形態和道德榮耀，是對盟友的精神和制度的完整保護，是自由主義“帶頭大哥”的全球化極致人格，同時也是西方對非西方世界進行道德與政治“顏色革命”與民主全球化的張力滿弦的功能狀態。

然而這一極致滿弦的狀態，造成了歐洲政治精神的萎縮與依賴，其在外交、安全與地緣秩序上長期缺乏獨立判斷和行動能力，只能選擇簡單追隨美國。在美國仍作為一個全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帶頭大哥”奮力前行且對盟友善意滿滿時，歐洲這種如同初戀般的“幸福美滿”仍然可以持續。但是當美國自身也缺少“余糧”，美國國內結構性矛盾與民主政治極化撕裂無可調和時，世界帝國的體面與道德就會崩塌，再核心的盟友（親兄弟）也要明算賬了。

美國自身“世界帝國”與“民族國家”的長期二元張力之積聚，在2016年特朗普參選總統時達到極致，窮則生變。歐洲本身的變化尚可預測和控制，但美國的內在變化卻超出了歐洲的想象和理解，更談不上接受。2026年慕安會所謂的“正遭摧毀”，本身是美國內在變化外溢效應的體現，是美國從可愛的“世界帝國”蛻變為可惡的“獨霸國家”的痛苦裂變過程。美國并沒有簡單萎縮為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而且美國從來不甘心僅僅成為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走向獨霸，對歐洲毫無尊重

特朗普的所謂“唐羅主義”（唐納德-門羅主義）代表了美國帝國收縮重建的基本目標和邏輯，并典型體現于美國《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其一，美國優先的民族國家重建，檢討和清理一切偏離美國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價值的世界帝國虛妄義務和過度責任，為美國減負回血，再造“青春美國”，以此作為美國霸權長期延續的根本；

其二，新門羅主義的大美洲帝國的強勢構建，這是對1823年門羅主義的回歸與升級，不僅將美洲嚴格視為美國的美洲并全力排除外部勢力之存在與影響，更是以主權領土擴張、政治領袖控制、代理人治理、反對派扶持、經濟殖民、認知欺詐、海洋與國際經貿隔離與壟斷等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終構建的是一個以美國為絕對權力中心的大美洲帝國，并以大美洲的大空間、資源與人力為基礎展開對國際秩序的競爭和進取；

其三，大空間的勢力范圍均勢秩序與霸權重構，特朗普從未有過聯合國憲章式的主權平等國際法概念與理想，也基本放棄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西方同盟體系，轉而回溯到19世紀以勢力范圍、列強共治、美國均勢調控為基調的新國際秩序。

這一新秩序下，美國仍是“老大”，但無力亦無意愿承擔作為世界帝國的全覆蓋義務，不再自詡、自封和自我帶入作為“世界警察”，而是采取一種在“固本”（美國民族國家）和“后院”（大美洲帝國）基礎上，與國際秩序中最強者達成動態性、空間化、分權化、可協調、美國作為仲裁者的新國際治理秩序。

近期，美國曾在內部提出過一種“G5”方案，即中、美、俄、日、印五國劃分勢力范圍，由美國主導進行全球共治，就是特朗普新全球秩序的某種想象和嘗試。特朗普想要的新國際秩序，是一種美國帝國實力整體下降、經濟與科技競爭力空乏、文明沖突與地緣沖突加劇、美國國內政治極化與族群撕裂等多重壓力下的帝國重整方案，由固本、后院、共治三部曲和三個遞進層次組成，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和帝國治理成本最小化的顯著特征，表現出一種帝國霸權延續的理性思考與協調行動。

但最關鍵的問題是：第一，美國要節節撤退和甩包袱，國際秩序的巨大治理成本誰來分攤和承受？第二，無論是中美共治的“G2”還是更多元的“G5”，符合聯合國憲章秩序嗎？存在制度可能性嗎？進一步追問，特朗普政府構想的新世界秩序中并無歐洲一席之地，歐洲不在“主桌”上，甚至不在“小桌”上，而極有可能是在“菜單上”。

整個歐洲都可能“烏克蘭化”，這是歐洲所面臨之最可怕的未來場景與命運。烏克蘭戰爭帶來的長期超額安全成本，在美國特朗普的和平談判方案中是基本要由歐洲全部承擔的，但烏克蘭的核心礦產卻要由美國攫取，烏克蘭和平的政治榮光也要由特朗普獨享，這對烏克蘭戰爭中“流血”又“流淚”的歐洲是極不公正的。

同時，無論是美國對歐洲防務支出的分攤要求，還是威脅撤出歐洲的恐嚇手段，以及在地緣政治與國際秩序上對歐洲的持續性羞辱，都在逼問著歐洲的文明良知與安全重建能力。特別是“G5”方案中，美國視同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英國、法國為無物，也視二戰后重新經濟崛起并成為歐盟關鍵領導國的德國為無物，似乎歐洲的國際政治代表權已完全由美國吸收和代理，歐洲無足輕重，聽憑真正的大國協調安排即可。

在2026年慕安會主旨演講中，德國總理默茨悲憤地指出，世界秩序“正日益由強權政治的回歸和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所決定”，顯然任何歐洲國家都不在“強權政治”與“超級大國”之列，歐洲在國際政治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處境：集體侏儒化。

當地時間2月13日，德國總理默茨在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視頻截圖

不止是歐洲，美國的美洲核心盟友加拿大在“第51個州”的主權生存威脅下，也感受到了直接的道德和政治羞辱，其總理卡尼毅然決定訪華開啟新路線，并提出了在當代國際秩序演變史上具有重要標志性意義的“中等強國團結論”，英國首相斯塔默隨即訪華并積極響應了卡尼路線。

西方的中等強國抱團協同，在大國競爭的新時代或可走出一條有尊嚴的國際政治生存之路。盡管卡尼和斯塔默回國后，都相繼遭受到了來自國內保守派和西方親美派的政治質疑和反彈，但客觀上代表了西方非美國家對國際秩序劇烈演變的理性反思和調適，從而加速了西方陣營的結構裂變及國際關系多極化的復雜演變。

2026年慕安會進一步凸顯了歐洲的整體安全危機和秩序憂思，其主線在于美國激變與歐美關系裂變。盡管中國因素甚至中國威脅仍被一定程度提及，但由于西方本身的深度分裂態勢，對中國威脅的聚焦及行動策略的協調已顯著下降。

與歐洲安全憂思相比，東方的安全環境也面臨著結構裂變和新的沖突風險因素。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于2026年2月8日大幅領先贏得國會眾議院選舉，其右翼極端化、軍國主義化、去和平憲法化、干預臺海局勢及策動中美對抗、中國周邊對抗的危險政治路線更加鞏固和激進。中日關系經歷戰后80年來最為嚴峻的全新考驗：日本視中國崛起及全球地位上升為其所謂“正常國家化”、“霸權國家化”的最大障礙，而中國在歷史記憶和安全戰略的共同作用下基本鎖定日本為兩岸完全統一和民族復興的最現實障礙。

中美或可隔太平洋調適新型大國關系，并在全球事務與國際秩序上長期共存和動態博弈，但中日因歷史恩怨、亞洲領導權競爭與地緣政治沖突等多重對立，其雙邊關系的化解、互動與重建和平規則秩序的難度極高。

比較而言，日本新軍國主義對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系統性威脅，在一定時期和有限的東亞空間內比美國的新門羅主義更為嚴重。東方安全秩序也因日本的“重新軍國主義化”及中日關系的對抗升級而陡生變數，這對中國的民族復興、國家統一與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了巨大的、現實的、棘手的、持續的挑戰。2026年慕安會的主題“正遭摧毀”，用在日本之于二戰后國際秩序上，也是非常貼切的。

從特朗普政府的價值偏好與國際秩序想象來看，存在對保守主義右翼價值觀的顯著偏好。特朗普及其核心幕僚保持對歐洲“左翼自由主義”與“自由多元主義”的持續批判，對歐洲的人權政策與移民政策大加撻伐，并傾向于全方位扶持歐洲右翼勢力上臺，這對歐洲自由民主的政治價值觀與制度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脅。

特朗普政府對普京的東正教保守主義、日本高市早苗的右翼保守主義、印度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等，也存在一定的價值親和性和政治協調性。特朗普美國前所未有地專注于“固本”和“后院”，但對于美洲之外的政治空間及其文化秩序仍存在積極干預和塑造，并對泛基督教保守主義的文明復興、精神整合與帝國霸權重建持規范性立場和行動預期。

對于西方歐美關系的裂變與東方安全秩序的劇變，中國聲音和中國主張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正義力量，是反制霸權主義與帝國主義、維護國際秩序與國際法正義、推動構建和平發展新秩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清音和希望所在。

王毅外長在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了題為“攜手校準歷史巨輪的正確航向”的主旨講話，重申了中國關于全球治理的重大倡議，特別是主權平等、國際法治、多邊主義、以人為本、行動導向五大原則，并積極回應了包括歐洲在內全球安全危機態勢與核心關切，提出了中國主張和中國解決方案。

在當代條件下，面對世界歷史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民族復興進程與美西方的霸權衰退進程相遇相沖，特朗普主義在“世界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倒轉調整，帶來“東升西降”世界歷史秩序的加速演變，世界各國包括部分西方國家的“向東看”、重新認識中國并與中國開放性探討人類和平發展新秩序的趨勢和空間日益顯著開闊。

總之，大道坦蕩，正道不孤。2026年必然是國際秩序進一步深刻裂變。歐美關系進一步互疑生變，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引領國際秩序變革進一步凸顯的關鍵年份。中華民族共同體長期為“太平年”的大一統而奮斗努力，如今世界到了為世界各民族之“天下太平”共同奮斗努力的歷史分水嶺，擇善而從，還是呈霸自毀，嚴格考驗著各民族的文明、良知、理性、韌性與交互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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