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廣州首富潘仕成：十三行發家，鹽務虧空200萬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喝過功夫茶嗎？見過那種形制簡潔、蓋沿落著“潘”字印的紫砂壺嗎？

這種壺叫“潘壺”，是清中期最具代表性的紫砂器型，老茶客眼里，它的地位不輸石瓢壺。但很少有人知道，“潘壺”的名字由來，源自一個晚清巨富——潘仕成。

不光是潘壺，廣州荔灣湖公園旁的“愛育西街”，曾經嶺南第一名園“海山仙館”，甚至近代史課本里鴉片戰爭時的西洋戰艦、水雷，背后都藏著這個男人的身影。

今天，我們就用最通俗的話，結合《杜鳳治日記》《尺素遺芬》等一手史料，聊聊這個被歷史遺忘的晚清傳奇——他既是十三行發家的洋商，又是搞垮自己的鹽商，雙重身份撐起了晚清廣州第一豪門，也親手埋下了抄家滅門的禍根，一生大起大落，比電視劇還跌宕。

先破一個歷史誤區：過去很長時間，包括梁嘉彬先生寫《廣東十三行考》時，都對潘仕成的身份模棱兩可。

潘仕成的發家，踩中了廣州一口通商的黃金時代。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廷鎖國，只留廣州通商，西關十三行成了全中國唯一的對外窗口，洋商、鹽商、官商扎堆，隨便一個行商都富可敵國。

潘仕成的第一桶金，根本不是來自鹽業，而是杜鳳治日記里那句鐵證：“開洋行大發財，洋行敗，改辦臨全埠鹽務數年”。

別小看這六個字，這是南海知縣杜鳳治親耳所聞、多方核實的一手史料。杜鳳治是查抄潘家的直接執行人，要核清潘家財產來源，他問過伍家、梁家等十三行老家族，也查過官府賬冊，這句話絕非道聽途說。

《尺素遺芬》里的兩封信，更是佐證：清廷倚重的鹽務官員，廣東按察使楊振麟（主管一省司法，曾署理廣東鹽運使），給潘仕成寫信，說洋行是他的 “舊業”，勸他公余別荒廢；

官員韋德成直接提 “十三行事”，說只有潘仕成能擺平，若他只是鹽商，絕無資格插手十三行事務。

靠洋行賺得盆滿缽滿后，潘仕成轉身扎進了晚清最賺錢、也最致命的行業 —— 鹽業。

清廷搞錢，全靠 “規制生財”：把食鹽生產、銷售全壟斷，商人要拿鹽引、認埠頭，才能賣鹽，鹽價里藏著高額鹽課，全國鹽課一年才幾百萬兩，是朝廷的命根子。

兩廣鹽務的核心，是廣西臨全埠（今桂林臨桂、全州），潘仕成以 “潘繼興”為商名，拿下了這個肥缺，還混了個 “浙江鹽運使” 的官銜 —— 因為不能在本省任鹽官，才掛了浙江的虛職，實際扎根廣州管鹽務。

當時的廣州，鹽商們扎堆在越秀區，高第街、濠畔街是鹽商大本營，潘仕成把洋商、鹽商身份捏在一起，住在西關十七甫。

他在荔枝灣旁建海山仙館，讓西關成了洋商、鹽商混居的核心區。他左手做外貿賺洋人錢，右手賣食鹽賺百姓錢，官商身份加持，一度成了廣州最有權勢的商人。

但他忘了，晚清鹽政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陷阱。

清廷的鹽法，看似計劃 + 市場結合，實則是層層盤剝：商人要先墊資拿鹽引，要交鹽課，要給官府 “報效” 捐錢，建書院、修善堂、辦軍務，全找鹽商伸手。

鹽引還能像股票一樣投機，炒高了成本，炒崩了市場。潘仕成接手臨全埠鹽務時，鹽政早已腐朽，私鹽泛濫，官鹽賣不動，課款追不回，他一個洋商出身的人，根本玩不轉這套官場潛規則。

短短數年，潘仕成直接虧空國帑二三百萬兩。

這個數字有多恐怖？清廷一年全國鹽課收入也就幾百萬兩，他一個人虧掉的錢，抵得上半個國家的鹽稅。

除了鹽課上的虧空，地方上各種捐派也逮著他薅。前任李念德虧的錢，要他還；臨全埠其他鹽商欠的債，也讓他背；兩廣官員三天兩頭找他“報效”——建書院要錢、修善堂要錢、辦軍務還要錢。

潘仕成接這個鹽務，等于替整個廣西鹽商和兩廣官場背了一屁股債。

同治八年（1869）九月二十的上諭，直接給潘仕成定了性：“虧欠課款甚巨，業經該督等將潘仕成家產查封備抵，潘仕成著即革職，勒限追繳。”

從十三行巨富，到鹽務巨虧，潘仕成的人生急轉直下。

他不是沒本事，造戰艦、辦洋務、刻典籍，樣樣做得風生水起；他也不是沒背景，官商通吃，人脈遍布兩廣官場。但他錯在踩進了晚清最爛的泥潭 ——鹽政。

洋行是市場生意，靠本事賺錢；鹽業是官場生意，靠規則保命，而潘仕成，偏偏守著底線，不懂官場的變通，更填不滿清廷的貪腐窟窿。

杜鳳治日記里兩萬多字的記載，全是潘仕成的掙扎：洋行敗了，鹽務虧了，家產封了，從云端摔進泥沼。這個晚清廣州第一豪門，崛起于一口通商的紅利，崩塌于鹽政腐朽的黑洞，而他的悲劇，才剛剛開始。

【本系列共三篇，下一篇：首富被抄家：金剛鉆一斗、商鋪六十八間！縣令杜鳳治都“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