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在大年初一看這部張藝謀拍的諜戰片？

作者|阿po

大年初一，當代國安題材劇情片《驚蟄無聲》上映，乍看有些嚴肅，其實是用電影在團圓時刻，凝聚力量，關注社會現實。

對創作者而言，這是把當下議題帶入全民語境的選擇；對觀眾而言，也是一種被正面回應的期待，因為在笑聲與熱鬧之外，人們同樣關心信息安全這些更貼近現實的問題。對春節檔來說，它拓展了類型表達的邊界；而對張藝謀來說，這是他在四十年創作脈絡中，再一次以當代語境回應“時代命題”的更新。

《驚蟄無聲》所觸及的，并非如《狙擊手》那樣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奇觀，而是一個更貼近當下現實的命題：當間諜活動滲透進入日常生活，人們該如何識別？當信任面臨考驗，個人又該如何守住底線？

影片圍繞境外勢力試圖竊取我國新型高科技金屬材料展開，間諜滲透科研與國安系統內部，忠誠與懷疑交織，信任與背叛彼此拉扯。類型片的懸念結構之下，是對國安人員守護與擔當的呈現，讓觀眾意識到，那些身處隱蔽戰線的崗位與決定，承載著更深的責任。

在張藝謀的創作脈絡里，這樣的命題并不陌生。題材可以變化，時代可以更迭，但他始終在追問一些時代命題。從戰場上的生死一瞬，到歷史深處的忠義抉擇，再到現實生活中的法理與情感，宏大的議題被投射到具體的小人物命運之中。《驚蟄無聲》正是延續了這種創作路徑。

春節象征團圓，也象征新的開始。在這樣一個節點上，當全家三代人坐在同一間影院里，共同觀看這個關于責任與守護的故事。誰是內鬼？誰能忠誠到底？誘惑時刻在身邊？這部電影所帶來的或許不僅是類型上的新鮮感，還有符合當下的探討，即當間諜就在身邊，我們如何防范？當責任落在個人身上，信念是否更有重量？

張藝謀電影里的“選擇”

討論《驚蟄無聲》之前，或許需要先回到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

張藝謀四十年的創作軌跡，題材跨度極大，從鄉土文學到歷史傳奇，從武俠式的語言故事到戰爭敘事，再到近年的法治與現實議題，看似不斷更換表達方式，但若抽離類型外殼，會發現一個始終穩定的核心：他反復講述的，其實都是小人物在時代環境下所做出面對大義與個人的選擇。

所謂“時代命題”，不是用宏大敘事去做堆疊，觀眾也早已開始拒絕口號式的價值宣示，具體的人在具體環境中必須面對的抉擇。時代情緒往往不是直接呈現的，它通過人物處境、關系張力和情節節點被折射出來。國家議題存在于背景之中，但真正打動觀眾的，是人物在關鍵時刻如何站位、如何承擔、如何取舍。張藝謀的電影之所以在如此長的的時間跨度里持續引發觀眾的討論，也正因為觀眾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小人物身上，看見了自身處境的映照。

如果沿著創作脈絡梳理，會發現這種“選擇”幾乎貫穿始終。

電影《紅高粱》劇照

在《紅高粱》中，他講述的是人在動蕩環境里如何憑借本能與血性活下去。故事發生在特殊年代，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時代標簽，而是人物面對生存困境時的意志與勇氣。在《秋菊打官司》里，敘事規模極小，一個普通農村婦女為了討回一個說法四處奔走，執拗堅持。這里沒發生的事情對大部分人來說都不是大事，卻通過人物一次次的行動，讓尊嚴與公道成為時代情緒的出口。

到了《英雄》，表面是刺客與帝王的對峙，實際上是關于個人犧牲與家國秩序的取舍問題。人物是否放棄私情以成全更大的忠義，成為全片的精神支點。《滿江紅》則把人物置于極端處境中，在層層反轉的敘事結構里，拷問信念是否能夠守住底線。《狙擊手》則把把宏大的戰爭投射在了一小隊士兵的瞬間決斷，強調的不是戰場規模，而是每一個人面對生死時的承擔。《第二十條》則將鏡頭對準法律與人情之間的灰色地帶，讓觀眾看到制度之下不同個體如何作出立場選擇。

這些作品在形式上各不相同，有的濃烈，有的克制，有的依賴視覺審美，有的強調敘事節奏，但精神內核高度一致。張藝謀的鏡頭始終對準家國之中的個體，他不會試圖用假大空敘事壓倒觀眾，而是通過人物處境讓時代議題自然浮現。他關心的，從來不是歷史大背景里發生了什么，而是具體的小人物在歷史環境中遭遇了什么，又做出了如何的回應。

正因如此，可以說張藝謀四十年來只拍了一件事，就是中國人的日子是怎么過下來的。

無論是生存、尊嚴、信念還是責任，所有議題最終都落在“如何選擇”之上。時代可以更迭，敘事方式可以變化，但人物在時代下作出的決定，構成了張藝謀電影中最穩定的精神內核。

在這樣的創作脈絡下，《驚蟄無聲》的出現并非偶然。當時代環境再次發生變化，當國家安全形態與社會結構發生新的轉移，新的人與新的選擇自然會浮出水面。接下來要討論的，正是這種變化如何在當代諜戰故事中被呈現出來。

《驚蟄無聲》中新的時代抉擇

如果說張藝謀的創作是把人物放在時代與現實的交叉點，那么《驚蟄無聲》就是他用電影去面對一個已經高度數字化的社會現實。

影片以一次重要科研機密外泄為引子，危機迅速擴散，國安系統進入應急狀態。高速切換的指揮畫面、數據流滾動的監控界面、緊張的會議調度場景，構成了影片前段的節奏基礎。國安小組分頭行動，追蹤異常信號、鎖定嫌疑對象、比對權限調取記錄。行動中，普通的閃送員被利用，國安小組成員突然犧牲，現實層面的緊迫感被迅速建立。

與傳統諜戰片不同的是，刺激的沖突不再只依賴街頭槍火與追逐等視覺上的激烈場面，無人機追蹤、公共監控權限調用、個人信息快速識別等技術元素介入其中。這些細節使沖突從身份偽裝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個人信息用處的科普，從老式的情報傳遞轉向信息時代的數據快速收集。當戰場進入數字空間，信息科技的科普尤為重要。

隨著調查推進，線索逐漸復雜化。高科技材料背后的間諜追蹤，延展至組織內部成員正在被間諜策反，懸念從外部威脅轉向內部裂縫。嚴迪、黃凱、陳依被趙隊與王副局長依次約談的場面，將心理博弈推至前臺。諜戰片慣有的反轉邏輯在此被保留，但焦點不再只是猜測誰是敵人，觀眾更關心人物內心的動搖與情感。

這種轉向，是類型更新的關鍵。諜戰敘事從過去強調行動強度，轉為強調信息強度，從正面交鋒轉為系統滲透。

城市空間本身成為重要敘事元素。摩天樓玻璃幕墻的反射、監控室冷色調的燈光、數據指揮中心瀑布般傾瀉的屏幕畫面，構建出一種透明卻難以辨識的視覺環境。追蹤畫面以無人機的鎖定模式呈現于熒幕之上，人在高度可視化的城市空間中，反而變得更加難以判斷。

在視覺表達上，《驚蟄無聲》明顯呈現出一種冷峻、克制的現代都市色彩。不同于早期濃烈的色彩風格，這一次影像更趨向青藍色調與高對比度空間構圖。鏡頭常常停留在人物面部的細微變化上，微表情成為敘事推進的重要手段，人物情緒的緊張變化被動態鏡頭聚焦，卻又讓觀眾覺得看不透徹背后的隱藏的真面目。個體的沉默、遲疑與目光的閃避，替代了大規模爆炸場面成為張力來源。

而真正使影片具有當下意義的，是它所呈現的個人抉擇，已經從單純的行動選擇，轉化為信任與忠誠的站位選擇。風險不再只是顯性的沖突與對抗，而是來自潛伏在身邊的滲透與策反。當間諜利用情感、利益與身份關系逐步逼近，人物所面對的考驗不只是技術判斷，更是立場與底線。

嚴迪在關鍵節點上的態度多重變化，黃凱在被策反時的心理拉扯，都讓懸念從“誰是敵人”轉向“誰能守住忠誠”。尤其是在組織內部出現裂縫的瞬間，信任的建立與信仰的崩塌牽動全國觀眾的情感共鳴。那些在關鍵時刻作出的決定，不僅決定劇情走向，也讓國家安全這一宏大議題真正落在具體人物的選擇之上。

這種表達方式，使影片既保留諜戰類型的懸念與節奏，又將焦點從技術空間轉回人心空間：間諜就在身邊，防線首先存在于人的立場與信念之中。

當時代環境發生改變，諜戰類型的敘事邏輯也隨之改變。對于張藝謀來說，這一次他把“時代命題”放在了忠誠、信任與守護的當代表達上，讓國安戰線不再只是專業領域的對抗，而成為關于中國人如何守住底線的命題。

新的戰場需要新的表達，而人物在關鍵時刻所做出的選擇，仍然是故事的核心。

春節為什么需要這樣的電影？

春節檔從來不僅是票房競爭的高地，更是一種特殊的公共文化場景。全年之中，很少有一個時間段，能夠讓不同年齡層、不同生活節奏的人同時走進同一間影廳。它天然帶有“全民時刻”的屬性。也正因如此，春節檔電影的真正意義，是在于是否能在多重觀看需求之間找到共性。

諜戰題材在傳統印象中或許偏向緊張與嚴肅，但當故事不再停留于動作場面的刺激，而是回到“守護”“責任”“底線”這些更具普遍性的情感議題時，觀影門檻其實被悄然降低。

《驚蟄無聲》講述的當代國安故事，通過人物處境與信仰抉擇，讓國家安全的概念不再停留于新聞標題里，更是進入日常生活的層面，比如信息安全、身份辨識等議題與每一個普通家庭息息相關。同時影片又把專業領域的國安戰線轉化為人物之間的擔當與抉擇，不同年齡層觀眾都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入口。

演員陣容本身，也構成了這種“合家觀看”屬性的重要支點。

對年輕觀眾來說，易烊千璽與劉耀文代表的是新一代面孔；對更成熟的觀眾群體而言，朱一龍、宋佳、雷佳音、張譯等演員所積累的表演質感與現實題材經驗，則提供了穩定的國民觀感；而楊冪、劉詩詩的加入，則在大眾層面形成更廣泛的關注度與討論度。不同年齡段的觀眾，都能在演員陣容中找到熟悉的名字與情感連接。

這種跨代際的演員配置不是在做簡單的明星疊加，也是在春節這一特殊檔期中，天然形成一種觀看上的公共性。當三代人坐在同一排座椅上，銀幕上既有年輕面孔的沖勁，也有成熟演員的沉穩，這種平衡本身就具有節日語境中的象征意味。

更重要的是，春節觀影并不只是尋找輕松與熱鬧。節日氛圍當然需要歡笑，但同樣也需要能夠被共同討論的話題。當一家人走出影院，談論劇情反轉與懸念設置，也可以談論對信息風險的思考。

畢竟，電影除了娛樂功能，也需要承擔一些公共表達。

從傳播層面來看，春節檔的觀影氛圍天然具備討論場的屬性。社交媒體的即時反饋、家庭成員之間的交流，使影片所觸及的議題能夠迅速進入公共視野。諜戰類型的懸念結構為討論提供了話題，而其背后的現實議題則為討論賦予了延續性。《驚蟄無聲》為春節檔類型片補位之余，也是節日文化場景中的一種補充。

趙隊對“驚蟄”的形容是，“春雷初動，發聲啟蟄，生機勃勃的春天由此開始”；“無聲”則暗示隱伏與潛流。在團圓的節日里，人們慶祝新一年的開始，也重新確認對生活的期待。

影片選擇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映，本身帶有某種提醒意味，在熱鬧與煙火之中，那些看不見的守護同樣值得被關注。它在節日喧囂與情緒之下，提出了一個更冷靜的問題，即當時代形態發生變化，我們如何理解信息安全，如何理解個人責任？

節日不只是放松的時刻，也是重新審視生活的時刻。《驚蟄無聲》正適合在團圓氛圍中全家共同觀影，感受無聲的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