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新中國剛成立那會兒，毛主席跟原抗聯二路軍的一把手周保中將軍哪怕是閑聊，也拋出過個挺扎心的話題。
主席問，要是當年抗聯沒往蘇聯那邊撤，結局得啥樣？
這問題不好答，那是假設。
可周保中連個磕巴都沒打，語氣里透著股子死里逃生的沉重感，回了句大實話：
“估摸著，連個根兒都留不下?！?/p>
這話乍一聽，是不是覺得有點滅自家威風？
你看關內其他的敵后武裝，日子過得再苦，好歹都熬到了日本投降。
咋就東北這塊地界，到了1940年，非得往老毛子那邊跑？
難道是膽兒小？
那不能夠。
你瞅瞅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這些響當當的名號，就知道這幫人的骨頭茬子有多硬。
根子上的原因，其實就是一筆要命的“生存賬”。
這筆賬，周保中當年在算，日本人那邊也在算。
算到最后就一個結論：留在東北，死路一條。
咱把這局棋拆開了看，1940年那會兒的東北，到底是咋把人逼進死胡同的。
頭一條，對手的個頭變了。
大伙兒對東北打鬼子的印象，好多還停留在“九一八”剛開始那陣。
那時候確實有空子鉆。
1931年日本人剛進占東北，兵力其實稀松得很，也就兩萬來人，還有一半是看大門的守備隊，根本不是正經野戰軍。
當時要是手里握著二十萬大軍的東北軍敢干，贏面不小。
可惜上面走了那步臭棋，“不抵抗”，全撤了。
正規軍一跑，老百姓自己干。
那會兒冒出來的抗日義勇軍是真帶勁。
原東北軍有個團長叫唐聚五，揣著張學良給的那點散碎銀子，回遼寧吼了一嗓子，立馬聚起了二十萬人馬；還有個學生娃趙侗，把他娘賣房賣地的錢拿出來，也拉起了一萬多人的“少年鐵血軍”。
那陣勢，漫山遍野全是打鬼子的，人多的時候能有五十萬。
可鬼子精著呢。
等到1932年偽滿那個攤子支起來，日軍就加碼到了16萬。
等到1938年，抗聯日子最難過的時候，關東軍已經膨脹到了36萬，屁股后面還跟著17萬偽軍。
這是啥比例？
抗聯最風光的時候，把家底都掏出來，也就三萬來人。
三萬對五十三萬。
更要命的是那17萬偽軍。
這幫人和關內的二鬼子不一樣，好多是鐵了心給日本人當走狗的，地頭熟，土話懂，連抗聯怎么打仗他們都門兒清。
結果呢？
唐聚五那二十萬人，撐了八個月散了；趙侗那一萬多人，也就熬到1936年。
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光靠一腔熱血往上沖，那就是拿雞蛋往石頭上磕。
人少還不是最絕望的。
要是光人少，往大山溝里一鉆，打游擊唄，南邊紅軍不就這么干成的嗎？
可抗聯碰上的第二個死局是——“水”沒了。
游擊戰講究個魚水情，隊伍是魚，老百姓是水。
只要老鄉給口飯、遞個信、藏個傷員，隊伍就能活。
日本人太陰損了，為了困死抗聯，搞了個斷子絕孫的招，叫“歸屯并戶”。
說白了，就是把散落在各處的莊稼人強行趕到一塊兒，圈進日偽軍眼皮子底下的“集團部落”里。
東北老鄉給這玩意兒起了個名，叫“人圈”。
這招有多毒？
到了1938年，全東北修了一萬兩千個這種“人圈”。
進出得搜身，糧食按頓發，多一口都不給。
誰要是敢住圈外頭，或者偷偷往山里送點吃的，全家腦袋搬家。
這一手，直接把抗聯的輸血管給掐斷了。
戰士們在零下三四十度的老林子里，沒吃的沒穿的，火都不敢生。
吃啥？
吞棉花套子，啃硬樹皮。
肉體的折磨還算次要的，最可怕的是這種絕境能把人的心氣兒磨沒了。
一個人在冰天雪地里餓上幾天幾夜，一點活路看不見，心理防線說崩就崩。
抗聯史上最讓人揪心的兩件事——楊靖宇將軍和趙尚志將軍，都不是死在沖鋒陷陣的路上，而是折在了叛徒手里。
楊靖宇是被手下出賣，趙尚志是被混進來的特務打黑槍。
咋會有叛徒？
除個別天生壞種，大多數真是熬不住了。
覺著贏不了，只想保條命。
這就是擺在周保中面前的攤子：外頭幾十萬精銳鬼子圍著，里頭沒糧沒彈藥，身邊還指不定誰會打黑槍。
換做你是周保中，這棋怎么走？
硬挺？
那結局大概率像楊靖宇那樣，打到最后一個人，把自己變成一座碑。
確實壯烈，可隊伍沒了，火種滅了。
撤？
往哪撤？
往南進關內？
幾千公里路，中間隔著幾十萬日軍防區，根本沖不過去。
往北去蘇聯？
這路也不好走。
那時候蘇聯人態度不清不楚的。
為了自保，蘇聯1935年把中東鐵路都賤賣給偽滿洲國了。
這意味著很長一段時間，抗聯是孤軍奮戰，北邊那個鄰居根本沒公開搭把手。
但到了1940年，這成了唯一還能喘口氣的縫隙。
這不光是個帶兵撤退的事兒，更是個為了保住革命火苗子的政治決斷。
過界去蘇聯，意味著得看人臉色，得接受改編，甚至得受點窩囊氣。
可只要人還在，槍桿子還在，就有殺回來的一天。
事實證明，這步棋走對了。
1940年，抗聯主力陸陸續續撤進蘇聯遠東。
這支快被絕境磨光的隊伍，在那邊得到了休整，換了裝備，搞了訓練。
后來改編成了教導旅（也就是88旅），雖然身在國外，心時刻都在想著打回老家。
五年后，也就是1945年，蘇軍對日宣戰反攻，這支抗聯部隊當先遣隊，第一時間跟著大軍殺回國內。
他們地頭熟、人情熟，迅速在東北各個地方接管政權，把群眾發動起來，為后來我軍在東北迅速壯大打了極厚實的底子。
彭真同志后來有過個總結：我黨干革命有三件事最苦，一是長征，二是紅軍南方游擊隊，第三就是東北抗聯。
抗聯的苦，就在于那種徹底沒指望的“孤島”狀態。
所以，周保中對毛主席說的那句“可能一個都不?！?，真不是給撤退找補，而是對那個殘酷年代的實誠復盤。
抗聯那次撤退，真不是逃跑。
那是在地獄之火快把一切燒光之前，小心翼翼地把最后那點珍貴的火炭兒，給捧了出去。
就為了五年后，能點著那把復仇的漫天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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