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恩伯出賣恩師陳儀上將之前，是否還出賣過一個上將和一個中將？

與老蔣一樣曾赴日留學的湯恩伯是個壞人，這一點是絕大多數人都認定且無法洗白的，所以我們偶爾能看到吹捧張靈甫、黃百韜、胡宗南、戴笠的文章，說湯恩伯好話的卻很少——敢吹湯恩伯，那是要承受中原百姓怒火的，一般的筆桿子，都不愿意被讀者的唾沫星子淹死。

湯恩伯人品之差，不僅體現在“水旱蝗湯”和對日作戰不力，他出賣恩師陳儀上將一事，就連他們那么集團稍有良心的人都嗤之以鼻。

陳儀上將在蔣家王朝即將崩潰之際，想拉湯恩伯這個學生一把，結果不但被湯恩伯告發，就連押送陳儀的飛機，也是湯恩伯調派的。

不管原先關系深淺，一般將領對勸降人員或者是熱情接待，或者禮送出進門，扣押軟禁直至抓捕，那就很不地道了，而出賣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恩師兼“岳父（湯恩伯之妻王競白是陳儀義女）”，那就不是人干的事兒了。

湯恩伯出賣恩師兼“岳父”陳儀上將的事，幾乎人所共知，自然毋庸筆者贅述，咱們今天的話題是要通過三個方面的分析來破解一樁疑案：湯恩伯在出賣恩師陳儀上將之前，是否還出賣過一個上將和一個中將？

那個可能被湯恩伯出賣的上將叫胡宗南，被湯恩伯出賣的中將叫戴笠——這兩人的軍銜大家沒必要糾結：戴笠活著的時候就是少將掛中將職務軍銜，死后正史追授中將，所以說他是中將并無問題，比如在遼沈戰役中被俘的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說他是中將可以，說他是上校也行，而胡宗南在1945年10月3日就被授予陸軍中將晉加上將軍銜，并于1946年1月7日出任鄭州綏靖公署上將副主任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胡宗南是黃埔生中最早掛上三顆將星的，但最后的結局卻很糟糕，跟隨老蔣逃到臺灣的高級將領，只有湯恩伯等少數幾人被數十人聯名彈劾，大有“殺胡宗南以謝天下”的意思。

胡宗南上下打點左右求情，最后才被放過，而戴笠則沒有那么好命——不管戴笠墜機是人為還是意外，他臨死前的憂懼，其密友兼部下，時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后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東北行轅督察處處長和東北保安司令部督察處處長、長沙綏署辦公室主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的文強都看在眼里，并寫進了《戴笠其人》：“他在臨死之前的一段時間里，精神非常煩惱苦悶，唯恐老蔣把他一腳踢開，他常念叨‘伴君如伴虎’五個字——他這個做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風順，幾次到了要被‘賜死’的關頭。”

戴笠即使不墜機，也不可能再當軍統局局長了，因為戴笠只要一回到重慶，就會參加老蔣早已準備好的“端鍋大會”——那個會議就是為了裁撤軍統而召開的，與會者全是戴笠的仇人。

戴笠和胡宗南都被老蔣收拾得不輕，這兩個曾經被老蔣給予絕對信任并委以重任的黃埔生，為何迅速失寵？這就是我們要分析的第一個方面的問題。

胡宗南和戴笠已經不被老蔣信任，可能跟他們野心太大有關，于是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就出現在了讀者面前：1943年秋天那場只有四個人知情的秘密結盟，是被誰捅到了老蔣那里？

文強是那場秘密結盟會議的操辦者，就連“三盟友”的茶點水果，也都是文強親自送入，三人的衛兵都遠遠地站在“會場”之外。

要說這次“結盟”的分量有多重，我們不能不先介紹一下三人當時的職務：胡宗南，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但朱紹良只掛名不理事，第八戰區的老大還是胡宗南；湯恩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蘇魯豫皖邊防總司令，并不把該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放在眼里；第三個人就是戴笠，戴笠就不用介紹了。

這三人由戴笠發起，在龍門石窟“三佛窟（也不知道現在還叫不叫這個名字）”秘密開會，具體商議了哪些具體事情，文強也不十分清楚，但卻看到了胡宗南親筆寫的《盟誓詩》，并以專業特務的技能完全默記了下來：“龍門闕下三尊佛，眼底煙云理亂絲。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胡宗南雖然貌似粗豪，但他在考入黃埔一期之前，卻是當了多年語文、歷史和地理老師的，《水滸傳》肯定也是讀過的，他寫的這首《盟誓詩》，讀者諸君看了，是不是也覺得像宋江在潯陽樓寫的那句“他時若遂凌云志”？

如果陸炳和胡宗憲、嚴世蕃在一個秘密的地方開會盟誓，您猜朱厚熜會怎么想？這就是我們要分析的第二個方面的問題：胡宗南、湯恩伯、戴笠三人在龍門石窟結盟，到底想干啥？

戴笠和胡宗南的關系，沈醉在回憶錄中寫得很明白：“胡宗南和戴笠，私人之間的確達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宗南和戴笠都是野心勃勃，連做夢也在想當蔣介石的繼承人。有次，我有機會聽到他倆高談闊論了幾小時，他們毫不掩飾地在做將來如何平分天下的打算。胡勉勵戴盡量設法控制政治和經濟部門，多準備這方面的人才。戴對胡很恭維，說他將來在軍事上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胡自己也有統治軍事‘舍我其誰’的狂妄表示。”

參考越多知情人的回憶文章，我們就會越發覺得這次“會盟”，不簡單，而且極有可能是戴笠和胡宗南被老蔣惡整的由頭，于是第三方面的問題就來了：是誰把秘密會議的內容報告給老蔣了？

首先我們可以排除戴笠，因為這次會議就是他讓文強張羅的，告胡宗南就等于告自己，而且“胡戴一條褲子”，胡宗南曾將他在長沙以中央軍校七分校名義招收的女生六七十名送給戴笠的臨澧特訓班去受訓當特務，另將幾百名武裝部隊連人帶槍撥給軍統特務總隊，還送過幾十匹軍馬給特警班，戴笠投桃報李，送給胡宗南一個媳婦。

戴笠不可能自己告自己，胡宗南當然也會守口如瓶，因為那首題名《盟誓詩》的“反詩”就是他親筆寫的。

文強把這件事寫進《戴笠其人》的時候，胡宗南和戴笠墓木已拱，而且文強除了那首詩之外啥也沒看見沒聽到，想告也無從告起，那么告密者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

我們再回過來看湯恩伯出賣陳儀的過程，陳儀通過地下工作人員送了一封信與湯恩伯，卻陰差陽錯送到了別人手里，好巧不巧的是老蔣為了別的事打電話給湯恩伯，湯恩伯以為老蔣已經知道自己跟陳儀聯系，不等老蔣開口就先主動交代，并且說陳儀已被他軟禁起來了。

湯恩伯為了保全自己，連恩師都可以出賣，他跟胡宗南、戴笠結盟的第二年就趕上豫中會戰，湯恩伯在此戰中一潰千里，陳誠（新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默許河南各界上書控訴“湯恩伯十大罪狀”并請求將其槍斃，結果湯恩伯挨了老蔣一頓臭罵之后，只是“撤職留任”，沒多久又起復委用，當了任黔桂湘邊區總司令。

如果湯恩伯沒有拿出讓老蔣滿意的籌碼，免去本兼各職送交軍事法庭是必然的，但他卻只受到了類似罰酒三杯的“處分”，而胡宗南和戴笠，則在兩三年后開始走下坡路，這里面的貓膩和老蔣的陰沉，您看清楚、想明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