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是丁盛南京軍區的搭檔，晚年回憶：他的案子至少有4處疑點

丁盛是開國少將里特別出名的一位，戰功非常突出，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對印自衛反擊戰，他都有亮眼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到了60年代，他以少將軍銜當上了大軍區司令員，也是當時罕見的情況。

另外，影響到他后半輩子的密會到底說了些什么，至今仍是撲朔迷離。原本的大軍區司令員因這段談話陷入波折，好不容易得到結論，就只是以團級干部身份交由地方安置，轉變巨大、爭議巨大。

種種因素加起來，讓丁盛身上帶有極強的故事性，知名度比一些上將還要高。

而丁盛之所以陷入風波，跟搭檔政委廖漢生有很大的關系。廖漢生多年后回憶起這樁往事，也認為存在著四處疑點。那么，當年的經過究竟如何呢？

丁、廖兩位開國將軍，是有一段同窗情的。1954年，他們都進入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做了三年同學，彼此交情不錯。

畢業之后，他們分配到不同的單位任職，直到1975年又成為搭檔——丁盛是南京軍區司令員、廖漢生是南京軍區政委。

兩人的相處很不錯，經常一起去處理事務、進京開會。即便多年后丁盛出了事，廖漢生在回憶錄里依然稱呼他為“丁司令員”。而關于那天晚上發生的事，廖漢生也從自己的角度進行了一定還原。

時間來到1976年7月，廖漢生因皮膚中毒住進南京軍區總醫院，由于軍區醫院沒有相應的治療手段，導致他病情反復、全身水腫，一度還陷入過昏迷，自理能力受到影響。如此情況下，就必須要考慮轉院了。

最開始廖漢生想去的是北京，他說“葉副主席曾專門打電話：有病可以就地治療，或到北京來治，別去上海，跟那邊的人搞熟了不好。葉副主席的話雖然不是針對我說的，但我懂得他的意思。”

但他的身體狀況不適宜再長途顛簸，且上海治療皮膚病的水平更高，所以經軍區副司令員李水清相勸后，廖漢生還是進入距離更近的華山醫院皮膚科治療。

在這里，病情總算得以穩定。只是上海及醫院的領導跟廖漢生都沒有私交，就一直沒有予以重視，治療了快一個月都沒徹底好轉，這讓廖漢生隨行的秘書很著急。

說來也是巧，就在專家為廖漢生進行會診的前一天，丁盛也來到了上海，并且住進了南京軍區的產業延安飯店，跟廖漢生正好是樓上樓下。

廖漢生的秘書想到丁司令員跟上海這邊關系不錯，就找到丁盛的秘書說，希望能幫忙打個招呼，讓院方多關注一下，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丁盛這次只是路過，原本打算住一晚就走，不驚動當地領導。但同窗加搭檔有需求，他也認為只是小事一樁，就打了個電話給市委。很快，事情是辦成了，但風波也隨之到來。

據廖漢生在回憶錄中所述：“我在上海已住了1個月，他們從沒來過。丁司令員打了電話，他們當天就來了。或許是感覺不妥，在見丁司令員前托人來告訴我：一會來看看廖政委。

他們幾個人在房間里從晚上7點多鐘一直談到10點多，還沒有出來。我本就不想見他們，不愿再等下去，于是關燈睡覺了。

結果我剛剛躺下，就聽到一行人從房間里出來，推開我的臥室門，連著叫了好幾遍：‘廖政委、廖政委’，我沒搭理。他們自言自語地說：‘睡著了，睡著了。以后再來看吧。‘

第二天，徐來看我，請我搬到錦江飯店去，說那里有冷氣，條件好一些，對治療有利。我謝絕了。”

他的這番話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即丁盛跟上海市委的干部確實關系不錯，否則也不會“當天就來了”。可“7點多鐘一直談到10點多”，這么長的時間，到底聊了些什么呢？

幾個月后，當晚參與密談的馬、徐、王等人被隔離審查，在他們供詞中，都出現了對丁盛不利的證據，說丁盛向他們提及“我不放心60軍”、“這個軍我指揮不動”、“你們要有準備”等等，這讓她們心中惶恐，開始組織民兵、發放武器，險些鬧出大亂子。

但丁盛卻表示此次路過上海，是因為中央給南京軍區下達了要在杭州灣一帶搞軍事演習的命令，自己先到舟山群島視察情況。考慮到演習所處區域需上海市委配合，這才跟那些干部多聊了一陣，并沒有做違反紀律的事。

至于那些供詞，丁盛認為非常荒謬，他說：“60軍是我向軍委打申請、調來加強防務的，我有什么好擔心的？”

奈何在現實的發展中，上海市委確實是密會那晚過后就開始瘋狂準備，又無旁人在場為丁盛作證。加上那幾名被審查的人員沒有串供的時機，卻在供詞中都出現了這一段，所以組織最終也對丁盛做出隔離審查處理。

1982年7月6日，軍事檢察院對丁盛下達《免于起訴決定書》，該文件認定丁盛為“從犯”，參與過相關活動，以團級干部身份交由地方安置。

丁盛對此很不認可，多次去申訴。與事件有著緊密關聯的廖漢生也曾說過此事存在四大疑點，一是供述之人提到最關鍵的內容為“60軍”，丁盛提醒“早做準備”，才出現后面的一系列事件。

但60軍軍部原本在南京，1976年3月經丁盛打報告后才移駐鎮江，要是丁盛真有什么想法，他為何要發出這個申請？為何不利用軍區司令員的職權進行另外的安排？

二是根據那句話的意思，說明丁盛對軍區另外的兩個軍第1軍和12軍“放心”，他們能夠接受調動。但從始至終，這兩個軍并沒有任何反常行為。事后組織專門去調查，也確認他們很可靠。這樣就跟供詞完全相反了。

三是所有人的供詞都是在9月21日后出現，既然密談是源于8月8日，為什么“馬、徐、王”等人過那么久才記起這些事？期間怎么沒有向他們所忠心的上級匯報過？

四是1976年10月7日，廖漢生跟丁盛一起進京開會，中央通報了粉碎相關集團的消息。丁盛沒有任何情緒變化，依然非常放松，甚至開會結束后在浴缸里睡著了。如果丁盛真的有什么勾結，那怎么可能做到如此氣定神閑？

總而言之，廖漢生覺得沒那么簡單。

不過呢，這個事情確實很難去推翻。丁盛晚年去找過老上級黃火青求情，黃火青反問了他三個問題：為什么沒有堅持請廖漢生出來？為什么當晚談話那么久？為什么事后沒有向政委或者上級匯報談話內容？

這些疑惑，丁盛都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所以，他的定性一直就是那樣，沒辦法翻。后來在老戰友的幫助下，丁盛的生活待遇得到了一定提高，最終1999年病逝于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