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40年紀錄懸了：FBI查扣核心證據，國會或將面臨致命一擊

近期，聯邦調查局對佐治亞州富爾頓縣選舉設施進行的搜查，以及依據手令扣押選舉相關材料的行動，引發了輿論對未來選舉走向的深切擔憂。

人們不禁設想：如果一個意志堅決的行政部門利用聯邦執法力量扣押選舉材料，以此散布對2026年國會中期選舉結果的不信任，局面將如何演變？

當一項調查存在征用確定選舉結果所需證據的風險時，法院和各州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在這種語境下，20世紀70年代一個被長期遺忘的最高法院案例凸顯了其價值——這宗關于印第安納州重新計票的案件，為防止聯邦選舉后的混亂設定了關鍵的護欄。

這宗名為“勞德布什訴哈特克案”的訴訟源于1970年印第安納州一場勢均力敵的美國參議院競選。當時選票已在選舉日投出，州政府完成了被稱為“選票核計”的統計與驗證過程，并確認范斯·哈特克為獲勝者。按照慣例，當選者會向國會遞交選舉證書并就職。

落選者理查德·勞德布什援引了印第安納州的重新計票程序。哈特克隨即提起訴訟，試圖阻止這一進程。他辯稱，州級別的重新計票會侵犯《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五款賦予國會參眾兩院自行審查選舉結果的權力。該條款規定，各院擁有評判本院選舉的專屬權利，任何外部力量不得干預。

哈特克擔憂，重新計票可能導致選票被篡改或損毀，從而削弱參議院在出現選舉爭議時對選票進行實質性審查的能力。

但最高法院駁回了這一觀點。

法院裁定，州政府的重新計票并未“篡奪”參議院的權威，因為參議院依然保留對誰最終贏得選舉的最終判決權。重新計票可以被理解為產生新信息的過程，它提供了一套額外的統計結果，但并未剝奪國會的終裁權。

此外，法院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重新計票委員會在履行職責時，會比最初核計選票的基層選舉委員會更缺乏誠實或良知。因此，只要不損害國會的權力，州一級的重新計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在勞德布什案的裁決中，法院承認，各州運行國會選舉的具體機制，是基于憲法賦予其設定選舉“時間、地點和方式”的權力，同時也受國會監管。國會各院負責裁決自身的選舉結果，法院和州政府不應隨意干預這一核心憲法功能，更不能采取任何篡奪國會憲法授權的行為。

富爾頓縣事件在法律和政治上之所以充滿變數，并非因為聯邦探員執行了搜令，而是因為被扣押的對象：選票、投票機、計票設備及相關記錄。

這些物品不僅是證據，更是核計選票和確認獲勝者的原始材料。它們是審計與重新計票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如果眾議院或參議院的席位之爭演變為爭議裁決，這些材料對國會隨后的調查至關重要。

這種重疊制造了一個結構性難題：如果聯邦調查扣押、損壞或銷毀了選舉材料，就可能影響到評估選舉的權力歸屬。此外，這還會給“監管鏈”注入不確定性。州政府通過嚴格的流程，確保選舉日投出的選票是唯一被統計的，且在這個過程中沒有選票丟失。

通過扣押選票來破壞這一監管鏈，不僅不會消除疑慮，反而會加劇對選舉結果可靠性的懷疑。這便是現代版本的“篡奪”。

作為一名選舉法學者，我認為勞德布什案提醒我們：對于那些將選舉證據的決定性控制權從憲法預設的裁判機構轉移走的行政行為，法院應當保持懷疑態度。

法院對聯邦扣押或損害選舉材料的行為保持審慎，還有另一個制度性原因：眾議院本身就擁有一套長期運作的機制，用以觀察關鍵國會選區在州一級的選舉管理情況。

眾議院管理委員會維持著一項“選舉觀察員計劃”。該計劃向競爭激烈或情況復雜的選區派遣獲得授權的職員。這些人員在現場觀察投票、處理、統計和核計程序。

該計劃的存在邏輯非常直接：如果國會可能被要求依據憲法裁決一場有爭議的選舉，那么它在制度上就有必要了解選舉是如何管理的，以及記錄是如何保存的。

這種觀察功能并非虛設。委員會已公開宣布在全國各地的緊密選區部署觀察員。我在2020年曾親歷這一過程：當時眾議院向愛荷華州第二國會選區派出了觀察員，監督一場最終勝負差僅為6票的選舉重新計票。來自兩黨的觀察員禮貌地觀察、記錄并提出詢問，但從未干擾州的選舉機構，也從未嘗試接觸選舉設備或選票。

自1984年以來，國會從未拒絕過任何一州的選舉結果，這是有原因的。如今各州擁有縝密的記錄保存、穩健的選票監管鏈和多重驗證手段。在國會的注視下，州政府的結果顯得更加可信。

證據扣押可能會對選舉管理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法院和各州必須時刻保持警惕，捍衛制度邊界。

首先，行政部門任何單方面介入州選舉機構的企圖，都應受到實質性的審查。富爾頓縣的搜查令針對的是六年前的選舉，而如果搜查令干擾了正在進行的選舉進程，則構成了對國會憲法角色的篡奪。如果行政行為削弱了國會最終評判其成員選舉的能力，該行為就不能繼續。

在極少數法院簽發搜令的情況下，法院不應允許在州政府正常的選后核計期間扣押選舉設備和選票。相反，現場檢查、提供材料副本或下達證據保存令，是達成相同目標且更具針對性的手段。法院應建立清晰的監管鏈程序，以防證據在聯邦調查中被轉移。

目前公眾對中期選舉危險性的焦慮，核心并不在于官員被調查或證據被扣押，而是擔心調查可能成為一種借口。人們擔心調查被用來管理甚至干擾選舉——通過威懾管理人員、打亂記錄保存或破壞選票監管鏈來制造人為的疑慮。

勞德布什案提供了一種法院應當采納的憲法立場，即承認某些行為可能篡奪國會裁決選舉的權力。這將在2026年選舉前對行政權力構成有效約束，降低干預選舉進程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