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緒： 考古學系的“第一好人”

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提起劉緒教授，大多數同學都會有種親切感，“那可是我們系‘第一好人’”。走進會議室，這位年過花甲的退休教授、曾經的學院黨委書記精神矍鑠，炯炯有神的雙眼飽含著一位長者的親切。“我普通話不好，你們可要認真聽噢！”劉緒幽默地說。帶著些微的山西鄉音，劉緒將他的事業與人生思考娓娓道來。

劉緒（右側）和李伯謙（左側）2011年在湖北隨州

“誤入”此路，堅守此生

劉緒走上考古之路，頗有“誤入”的成分在其中。1972年，正在山西北部一所縣城高中就讀的劉緒作為一名“工農兵學員”報考北大。由于他所在的縣城被分到的招生指標是化學系的，劉緒也就認為自己將會走上化學之路。然而，在通過重重筆試面試被北大錄取之后，劉緒卻被告知，他的專業變成了考古。原來，招生老師考慮到考古比較難學，需要文化水平較高的學生，就把他和外縣一名分配到考古專業的初中生“對調”了。談到這段經歷，劉緒笑稱是“糊里糊涂走到北大，糊里糊涂上了考古”。然而，一邁入燕園，他就不再“糊涂”了。嚴格而和藹的師長前輩、濃厚的學術氛圍和考古學的無窮魅力，讓他很快堅定了從事這門學問的決心。這一決定，就是30多年兢兢業業的教學、科研生涯。

劉緒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夏商周考古，舊石器時期和北朝也有所涉及。在從事考古工作的歲月里，劉緒參與過許多大型的遺址發掘課題，如天馬-曲村遺址、晉侯墓地、周原遺址和琉璃河遺址，他都是從始至終做下來的。雖然課題范圍很廣，但劉緒在治學上從來都是扎扎實實、一絲不茍。“劉老師對夏商周的每一段都寫過文章，每篇文章都非常扎實。”他的學生常懷穎回憶說。

在考古生涯中，最讓劉緒激動的，莫過于在田野考察時有重要的發現。這種激情支撐著他走過了一個又一個與考古相伴的春秋。無論是日曬雨淋的辛苦，還是枯坐板凳的寂寞，都不能讓他離開熱愛的考古事業。不過，劉緒平生之中也有過一次動搖，那是在1988年，劉緒隨北大考古隊來到天馬-曲村遺址，同行的還有另外一位北大考古專業的老師徐天進。在墓葬發掘的過程中，徐天進所在的發掘點突然出現了塌方，同學們整整挖了20分鐘才把他搶救出來送到醫院。當時，劉緒和徐天進同住一個宿舍，他趕回宿舍為徐天進拿換洗衣物。走到宿舍門口，看到徐天進出門時換下的一雙鞋，劉緒心中突然很不是滋味。這是他第一次距生命危險如此之近，退出的念頭就在那一刻閃過腦海。所幸，徐天進被成功地搶救過來，他也就拋開那個念頭，繼續投入緊張的考古工作。“我看徐老師活得挺好，我也就干下來嘍！”劉緒以他一貫的輕松幽默風格說道。那是他唯一一次萌生退意，之后再也沒有過。

情歸汾水，緣定太行

劉緒是山西人，他平生的研究工作也主要圍繞著太行、汾水之間的那片大地展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緣分。

1976年，已經本科畢業、時任山西省考古隊副隊長的劉緒參加了社科院考古所組織的山西下川遺址的發掘。山西下川遺址代表著舊石器時代晚期后一階段以細石器為主要特征的一種石器文化。1977年前后，劉緒還參與發掘過位于大同城北部的方山永固陵。這些都是他考古生涯早期的重要工作。為了把考古工作做得更好，劉緒決定在專業上進一步深造。1980年，他考取了北大考古專業的研究生，師從鄒衡先生讀碩士。在燕園讀了兩個月書之后，劉緒就作為一名實習生，跟隨考古隊趕赴山西的天馬-曲村遺址進行發掘。

天馬-曲村遺址的發掘工作，是劉緒考古生涯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天馬-曲村遺址位于山西省曲沃縣曲村鎮，涵蓋了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層、龍山文化層、夏文化層、西周到戰國文化層及秦漢元明文化層，還包括大面積的晉侯墓地和10000余座西周至戰國古墓葬及車馬坑，是全國重點保護單位。從1980年到1993年，每隔一年，劉緒都會到那里實習，一開始是作為學生，留校后就作為輔導老師。長達13年的發掘使得天馬-曲村遺址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發掘時間最長的遺址。而在這一遺址多年的發掘過程中，劉緒也在親身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材料，對山西大地的古代文化有了具體而詳盡的了解。距劉緒初次趕赴天馬-曲村20多年后，關于該地考古發現的四大本報告出版了。這套8開本的報告凝結著一代考古人在山西大地上的心血，被譽為“新中國考古學出版物的典范”，還曾在日本獲獎。其中，第一本就是劉緒編寫的。

談到山西，劉緒的話音中充滿了親切的感情。他告訴記者，“山西這個地方比較特殊”，相對封閉的環境，使得該地在保存文物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就地上文物來說，山西的古建筑全國最多，最早的古建筑——唐代的五臺山佛寺也在山西。全國各省的地下文物也數山西保存得最好。比如，當下盜掘文物的現象空前猖獗，可最近幾年在山西發現的幾處周代墓地都保存完好。為了防止墓葬被盜、保護珍貴文物，國家文物局批準了對這幾處墓葬的發掘。說到這里，這位老考古人的話里有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感。

世紀之交，國家文物局決定編寫《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劉緒被安排寫作其中的《晉文化》分冊。當年在天馬-曲村遺址積累的豐富材料，以及多年來研究、閱讀、思考的成果終于傾注筆頭，成為他著書的源流。“所以，我寫《晉文化》，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劉緒笑著總結道。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在研究生階段，劉緒就承擔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學輔導工作。從帶領1978級的學生進行畢業實習開始，他已走過了30多年的教學生涯。每一年，劉緒都是這樣度過的：半年在學校開課，半年在田野帶學生。不知不覺，他的學生已有三十多屆。

劉緒開的課程很多，既有面向本科生的“夏商周考古學”、“中國田野考古學”與“考古學通論”，又有研究生課程“夏商周考古研究”、“夏商周考古前沿”和“考古學方法研討”等，最多的時候一年開三門課程。劉緒的授課風格既生動又嚴謹，同時還很幽默風趣，讓學生們印象深刻。在帶碩士生、博士生的時候，劉緒以“認真細致”與“溫和親切”兩大特點聞名。他生性溫和，從不嚴厲批評學生。而在培養他們學術能力的時候，他又極其認真，甚至會去核查學生論文的注釋有沒有錯誤。在學生的眼里，“劉老師既如父親一般可敬，又如朋友一般可親。”

由于考古專業的特殊性質，師生經常要一起外出做田野工作。出門在外，劉緒對學生的細心照料，也成為了許多人的溫暖回憶。坐火車的時候，同行的隊員中如果有女生，他一定會想著在火車站買些瓜子之類的零食。如果是在夏天坐臥鋪，由于火車內冷氣開得比較大，他會在夜間起來看看大家有沒有蓋好被子。令學生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琉璃河田野發掘的時候，劉緒犯了胃出血，到鄉里的診所看病。在休息的時候，他突然想到幾名同學住的房子還沒有玻璃，趕緊一個人偷偷“溜”出診所給同學配玻璃。這件事感動了整個考古系的學生，劉緒也在當年以第一名的票數被評為北大“十佳教師”。

三十年過去，出自劉緒門下的碩士生、博士生共有27名。這27名學生目前都工作在考古一線或與考古相關的行業，無一轉行，這與劉緒的悉心教導是分不開的。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劉緒還是學生的時候，他的老師們就評價他說“劉緒是一個公認的老實人，也是（同齡人里）做學問最踏實的人。”嚴謹的學風與可敬的品格也讓劉緒在考古文博學院里贏得了“第一好人”的美譽。

心系發展，寄語院慶

談到北大考古90年的發展歷程，劉緒感慨地回顧起北大考古學悠久的歷史：早在1922年，北大就率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考古學研究室。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的時候，北大也是全國各個大學里最早設立考古專業的高校。“今天，許多大學的考古專業和許多的地方考古所，都有著北大考古系的血脈。”劉緒略帶自豪地說道。不過，雖然北大考古系“起步最早”，但目前許多其他的學校也積累了不少科研經驗。面對這一現狀，劉緒清晰地看到了北大考古系面臨的嚴峻挑戰：由于自然科學的發展，考古學涉及的內容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受客觀條件所限，北大不可能在方方面面都領先，“一家獨大”的局面已被打破。

面對這一挑戰，劉緒提出了兩個發展構想：一是“不求全部，但求較多”，北大的考古研究雖然不能面面俱到，但要保證“在較多、較主要的方面”領先。劉緒認為，尤其要注重田野考古，“這是整個考古學發展的根基”。二是“走出中國，面向世界”，如今做學問是有世界性的，北大的考古不能“關起門來自己欣賞”，而要努力走出去，“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在這里，劉緒特別強調外語的重要性。他建議今天的年輕人不管學哪個專業，一定要打好外語的基礎，這樣才能“讓學問走出國門，與世界進行對話。”

對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前景，劉緒是樂觀的。“考古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現在有越來越多人關注了。如今，中國的考古學蒸蒸日上，國際上對中國考古也越來越看重。”對于公眾考古這一最近很“熱”的問題，他建議加強社會的正確宣傳、正面引導，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向公眾普及考古學的知識。

來源：北京大學新聞網 新聞網記者 朱佳藝 陳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