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祖宗"成為擋箭牌

不知你有沒發現，在一些群體中，但凡關乎傳統，便是不容質疑的，比如中醫、比如國家，你只要敢提出一點異見，“帽子”便撲面而來，即便只是用最溫和的方式，提出一個非常具體、技術性的疑問。

結果幾乎是可以預判的，真正愿意心平氣和論證的人并不多，倒是很快會冒出"你是不是看不起中國文化"、"你這種觀點，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你這樣說，和那些抹黑中國的有什么區別"之類的句式。

知識的爭論，被迅速升級成立場的審判；不是在討論，而是在被質疑，你到底算不算"自己人"；你想求證，但別人聽進去的可能是，"你是不是不愛這個國家？"

無論什么知識或文化實踐，都應該是可以被討論、被修正、被更新的，但為何有人卻喜歡將其焊死在"民族認同"之上，以至于質疑它就像是背叛。

或許，這是因為它并不只是某些機構、某些話語技術的產物，更是千千萬萬普通人，在不安、焦慮、無助中做出的情緒選擇。

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我們有五千年的輝煌歷史文化，而近代，卻有一段屈辱的歷史，在當今在全球化的敘事里，許多主流語言也是以歐美為中心，以至于許多人覺得，現代性話語等于別人家發明的；傳統文化才是我們唯一能說是"原裝正品"的。它不僅僅是老祖宗留下來的生活智慧，也是"證明我們不是低人一等"的底牌。

當一個人的整體自尊感偏脆弱時，會特別敏感地把具體問題視為對"整個人"的否定；這個機制在集體層面也一樣成立，當民族自尊長期處于"補課狀態"，就會不自覺地把某幾樣東西，變成"尊嚴的替代品"。

這時，任何質疑就不再是問題本身，而是對尊嚴的攻擊，你不再是在討論"學問知識"，而是被替換成了觸碰了"我們，究竟值不值得被平等對待"的痛點；所以才會有那種強烈而失控的反應，批評中醫，不是意見不同，而是"你在羞辱我"；懷疑某些"國學"主張，不是討論，而是"你在跪舔西方"；這不是邏輯推演，這是自尊防御。

在這種語境下，批評中醫、國學的人，很容易被貼上"崇洋媚外"，"否定一切傳統"的標簽，這種思維方式有個專業名詞，叫二元對立。

二元對立之所以盛行，是因為它省事，不用做麻煩的工作，只要簡單判斷，"你是不是我們的人"？這讓復雜的認知難題，被外包為道德問題，而道德問題通常只剩下一個答案；這是認知上的偷懶，但也是心理上的自保，因為只要把對方劃為"敵人陣營"，就再也不用聽他的話。

這就是"扣帽子"的真正功用，它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而是為了讓自己可以繼續不思考，同時在道德上站在制高點。

這種"把知識變成身份，把批評變成背叛"的邏輯，在很多國家、很多文化中都存在；在一些地區，批評某種宗教教義，被立刻等同于"侮辱整個群體的信仰尊嚴"；在某些國家，質疑軍隊預算，就會被暗示為"不愛國"；在另外一些地方，對傳統家庭結構提出問題，立刻會被罵作"西方價值觀的代理人"。

換句話說，任何一個被視作"民族獨特性關鍵符號"的東西，都有被夸張化、神圣化的潛質；一旦它被樹立成"身份圖騰"，它的合理批評空間就迅速塌陷。

在一個曾經長期被剝奪話語權的文明里，重新強調自身傳統的價值，本身是一個補課過程；問題在于，當圖騰被當成"不可質疑"的東西，它就從"文化資源"變成了"思維牢籠"；它可以給你力量，也可以抽走你問問題的能力。

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心理替代機制，現實世界中缺乏掌控感，就在符號世界里尋找掌控感。

現實里，我可能無法左右經濟環境，在職場、教育、資源分配上處處處于弱勢；所以我格外需要在某些抽象但宏大的東西上，獲得"優越感"，于是，祖宗成了心理學意義上的"防御性對象"；對它的崇敬里，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在彌補自己的脆弱感；這也是為什么，真正有自信的人，反而不太怕被質疑。

你很少看到真正的學者在網上喊"你這是崇洋媚外"，相反，他們更關心的是臨床試驗如何設計、藥理機制如何解釋；因為他們知道，能挺過檢驗的，才是值得驕傲的；而缺少自信的，往往才需要用憤怒來支撐"信念"。

“文化自信”，這幾年被頻繁地使用， 自信意味著你有底氣面對質疑，有能力在比較中說明自己的獨特價值；但在現實中，好像許多人經常將其偷換成了“文化自戀”。

自信，是知道自己哪兒好，也知道哪兒需要改；自戀，是需要不斷聽別人說好，一旦遇到不合意的評價就暴怒。

一門學問、一套傳統，到底是真有生命力，還是只剩軀殼，其實挺容易分辨，看它面對質疑時，到底是拿出證據，還是拿出帽子；真正有生命力的傳統，不怕被拆解、不怕被比較、不怕被超越。

真正的文化自信、真正的愛國，不是把祖宗變成擋在自己前面的盾牌，而是敢于接過祖宗的未竟之業，祖宗留給我們的，不應當是一套可以幫我們"免作業"的標準答案，而是一種敢于在混沌里摸索的勇氣。

當我們把某種學說、某本經典、某種療法，變成"民族自尊"的代名詞，我們看似是在抬高它，實際是在讓它失去成長的可能；被神圣化的東西，最容易被時代悄無聲息地拋棄。

注：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