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關稅判無效：退稅或超1750億美元，特朗普反手加征15%

2026年2月20日（美國當地時間），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結果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征收的全球性關稅違反憲法。法院認為，該法律雖然授權總統“監管進口”，但這一職權并不等同于擁有征稅權，憲法規定的征稅權屬于國會。這一裁決具有立竿見影的法律效應，直接導致此前基于該法實施的“對等關稅”和“芬太尼關稅”失去法律效力。

圖片來源：美國最高法院

面對司法體系的制衡，白宮在判決下達后迅速做出了反應。特朗普總統簽署了一項新的行政命令，正式終止所有依據IEEPA征收的附加關稅并指示財政部和海關啟動相應的退稅程序。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美國貿易保護政策的終結。在終止舊有關稅的同時，白宮同步發布了第2026-2號公告，轉而引用《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布對全球進口商品征收10%的臨時關稅，并在當晚的記者會上迅速將其稅率調高至15%，聲稱這是為了應對國際收支失衡的緊急狀態。

這一政策轉折的背后有著復雜的時間線和法源替代邏輯。回顧過去一年的動態，2025年2月初，特朗普政府首先利用IEEPA宣布邊境藥物緊急狀態，對來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的商品加征關稅；隨后在4月初又以貿易赤字為由宣布“解放日”關稅。盡管國際貿易法院（CIT）在2025年5月曾初步裁定這些關稅非法，但政府通過上訴維持了征收，直到2026年2月最高法院給出了最終定論。

為了規避法律障礙，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將法源從受到質疑的IEEPA轉向更為穩固的《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該條款明確授予總統在應對嚴重國際收支逆差時，可以實施不超過150天、最高15%的臨時關稅。通過這種“法源切換”，白宮試圖在遵守法院判決形式的同時，維持其高關稅的政策實質。財政部長貝森特指出，通過結合使用122條、232條（國家安全）和301條（不公平貿易），政府能夠確保2026年的整體關稅收入保持穩定，甚至可能擴大對巴西、印度等國特定產品的調查范圍，如1930年關稅法下的338條反制措施。

在法律執行層面，美國國際貿易法院（CIT）目前成為了各方關注的焦點。由于CIT對所有涉及海關關稅的行政復審享有專屬管轄權，已有超過1800起退稅訴訟在此展開。對于進口商而言，要追回此前被“非法”征收的稅款，必須遵循嚴密的行政程序。首要步驟是向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提出退稅申請，如果申請被駁回，企業需在兩年內向CIT提起行政訴訟。CIT有權重新核算清關時的“完稅價”，一旦判決生效，CBP通常會以國庫支票的形式返還稅款。

雖然法律路徑清晰，但實際操作卻極具挑戰性。法律界專家普遍提醒，即便最高法院已定性，退稅流程也可能長達一至兩年，且涉及復雜的賬目核對。目前市場估算的潛在退稅規模約在1750億美元左右，這一巨額資金的回流對美國財政部而言是一項巨大的壓力。CBP可能需要發布統一的操作指南來簡化流程，以應對井噴式的申請。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這一判決和隨后的退稅預期對市場產生了顯著的結構性影響。彭恩-沃頓預算模型（非黨派、非倡議的財政與宏觀經濟政策評估項目）顯示，自2025年2月以來，依據IEEPA征收的關稅累計已超過1300億美元，若全面退還，短期內將顯著減少聯邦財政收入。但對于企業界尤其是零售、家具和服裝等消費品行業，這無疑是一劑強心針，亞馬遜等大型零售商的股價波動反映了市場對成本降低的樂觀預期。由于歷史數據顯示約90%的關稅成本最終由美國消費者承擔，這次退稅在經濟意義上等同于一次間接的定向財政刺激。

分析人士認為，這可能轉化為每戶家庭數千美元的潛在支出能力。然而，這種紅利被隨后宣布的15%新關稅所抵消，美國企業的供應鏈管理依然面臨著法源頻繁切換帶來的不確定性成本，企業必須在舊稅退還的喜悅與新稅落地的壓力之間尋找新的平衡。

國際社會對美方這一連串的政策操作反應劇烈且復雜。歐盟委員會的立場最為強硬，其反復強調“協議就是協議”，要求美國嚴格遵守去年達成的貿易協議，特別是關于15%關稅上限的約定。歐盟擔心，美國政府通過更換法律依據來規避法院判決的做法，將嚴重破壞國際貿易秩序的穩定性。目前，歐盟已考慮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爭端解決訴訟，以保護其成員國的出口利益。與此同時，日本、英國和加拿大也紛紛表態，計劃在接下來的談判中捍衛各自的優惠稅率和貿易配額。盡管美方在公告中豁免了USMCA框架下的貨物以及部分關鍵礦產和制藥產品，但全球貿易伙伴普遍擔憂，美國這種以國內法為由頻繁調整關稅的行為，正使多邊貿易體制走向崩潰。

中國商務部表示已注意到美國最高法院關于關稅訴訟案的裁決結果，正在對相關內容和影響進行全面評估。中國香港的金融管理部門則借此機會強調了區域政策確定性的重要性，認為美國政策的劇烈波動反而凸顯了亞洲市場的穩健。中國臺灣則通過溝通渠道密切監測美方關于電子產品和半導體相關關稅的豁免執行情況。

全球貿易伙伴的這種普遍擔憂，正在催生新一輪的區域整合，部分國家已開始加速推動不含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對沖美國市場的準入風險。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如果美國繼續擴大301調查范圍或動用更冷門的關稅條款，全球可能陷入一輪更廣泛的貿易報復循環。

長期來看，美國貿易政策的這種高度不可預測性已經演變為一種重大的外交和經濟風險。最高法院的裁決雖然在法律層面上糾正了行政權力的過度擴張，但白宮迅速轉場至其他法律授權的做法，顯示了關稅作為政治工具的長期性。隨著2026年中期選舉的臨近，關稅政策已不再僅僅是經濟議題，更成為博弈的籌碼。美國在尋求全球領導力的過程中，與其盟友在貿易利益上的沖突正日益公開化，這不僅可能削弱美日在多邊安全議題上的合作效率，也可能導致盟友在投資和技術領域對美采取更審慎的防御姿態。

對于全球進口商和供應鏈決策者而言，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制定多維度的合規和避險策略，既要積極爭取舊有關稅的退還，也要評估在122條、232條等新法源疊加下的長期成本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