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聯公司實控人被控個人行賄,變更為單位行賄的辯護要點

民營企業家一人實控多家公司在實踐中十分普遍。甚至可以說，沒有實控幾家公司的老板，很難說是成功老板。民營老板一人實控的多家公司系關聯公司，民營企業實控人為了甲乙公司的經營利益，從AB公司走賬行賄，是單位行賄還是個人行賄？

誤解一：因錢款來源的公司與實際謀利的公司不同，不能認定為單位行賄

實際上，各地法院將關聯公司的實控人跨公司調配資金謀取其他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乏認定為單位行賄犯罪的案件。例如，武漢紅人實業集團案（(2021) 鄂 0281 刑初 792 號），實際控制人黃輝從武漢紅人集團（資金來源）調資，為旗下晟鳴公司（利益歸屬）摘牌地塊行賄，法院認定 “武漢紅人集團構成單位行賄罪”；山西城財鋼鐵公司案（(2020) 晉 07 刑終 134 號）秦守禮作為城財鋼鐵、城財焦化公司實際控制人，從焦化公司調資為鋼鐵公司謀利行賄，法院認定 “兩公司均構成單位行賄罪，秦守禮作為直接責任人擔責”；重慶新鷗鵬地產案（(2020) 鄂 12 刑終 120 號）：新鷗鵬集團行賄為旗下學校謀取違規施工、專升本申報利益，法院認定 “利益歸屬于集團下屬單位，構成單位行賄罪”。
上述法院的上述判決結果也符合國家監委、最高法長期以來普遍堅持的單位行賄認定的共識性標準。
1. 利益是否歸屬單位是單位行賄判斷的核心裁判規則
最高法入庫案例：錢款來源于哪家公司不是單位行賄的關鍵；為了單位利益是單位行賄罪最根本的特征
最高法入庫案例編號2023-03-1-411-001《馬某某等單位行賄案——對單位負責人實施的行賄行為性質的認定》提出的區分單位行賄與個人行賄的裁判規則為：
“1.對于單位負責人實施的行賄行為，應當注意區分單位行賄和個人行賄。行賄款來源于單位還是個人，不是區分單位行賄和個人行賄的關鍵因素。兩者的區分，關鍵要看行賄行為體現的是單位意志還是個人意志，謀取的利益歸屬于單位還是個人。
2.判斷單位負責人實施的行賄行為是否代表單位意志，要注意審查通過行賄獲得的利益與本單位業務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如果獲得的利益與單位業務沒有關聯性，則不能認定代表單位意志。
3.對于單位負責人實施的行賄行為，判斷謀取的利益歸屬，關鍵要看是單位還是個人對利益有處分支配權，要注意區分利益歸屬于單位后又向個人進行分配與利益歸屬于個人后個人又將違法所得用于單位支出兩種情形。對于違法所得打入單位賬戶，單位根據獎勵政策對單位負責人予以一定獎勵的，則應當認定為歸單位所有。對于違法所得打入個人賬戶，個人又全部上繳單位，或者抵扣單位欠個人的工資或者獎金的,應當認定為單位所有。對于違法所得歸屬于個人后，個人將違法所得投入單位的，則應當視為違法所得歸屬于個人?！?br/>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如何準確認定單位行賄罪》：“只要不正當利益直接歸屬于單位，個人僅通過分紅等間接獲益，不改變利益歸屬性質”。
從最高法的入庫案例及國家監委理論文章及各地案例可以清楚看出，利益歸屬的判斷就是看相關利益進入的是公司賬戶還是個人賬戶，即便個人最終通過工資、獎金、分紅等從公司獲利了，也因直接利益進入的是公司賬戶，而認定系歸屬單位利益。
關聯公司的實控人，因錢款來源不是單位行賄的裁判要點，故錢款來源公司不會被認定為行賄單位；如果最終利益歸屬是相關聯的其他公司，只要涉及的利益首先進入的公司而不是實控人個人，就符合了單位行賄認定的該條重要標準。
2.能否代表單位意志是核心裁判要點
單位實控人能夠代表單位意志，不經集體決策，實控人個人決策的，也能認定為單位意志。例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司實際控制人個人決定行賄構成何罪》：“實際控制人為單位利益的決策，即使未經過集體研究，也應認定為單位意志”；實際控制人跨關聯公司調配資金，不影響單位意志認定，例如武漢紅人實業集團案（(2021) 鄂 0281 刑初 792 號）裁判認定 “黃輝作為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公司摘牌地塊而行賄，雖未經集體決策，但其決策為單位利益，體現單位意志”；盧國華單位行賄案（(2017) 閩 08 刑終 258 號）：二審法院認為 “盧國華作為法定代表人、實際控制人，行賄為公司工程承攬、驗收謀利，即使未經集體研究，仍認定為單位意志”，可見盧國華案一審以 “未經集體決策” 認定個人行賄，二審被糾正為單位行賄。
關聯公司均由行賄人一人實控的情況下，實控人能夠代表獲利單位的意志，也就能夠符合單位行賄認定的該條核心標準。

誤解二：公司治理結構不規范，不能認定單位行賄

公司治理結構不規范不能否定單位行賄。從當前最高法、國家監委釋放出的入庫案例、指導案例、理論文章來看，單位行賄認定，并不會深入到公司日常經營管理是否嚴格按照公司法要求來運作。
《如何準確認定單位行賄罪》（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025年8月8日發布）提及，即便是一人公司，也是可以構成單位行賄罪。盧國華單位行賄案（(2017) 閩 08 刑終 258 號）：涉案公司為 “夫妻公司”“大股東控股公司”，法院認為 “公司具有獨立財產、固定經營場所和制度，具備獨立人格，可構成單位犯罪”；內蒙古鑫通房地產公司案（(2020) 內 01 刑終 103 號）：一人實控公司行賄，法院認定 “公司合法注冊、獨立經營，具備單位主體資格”。
我們在一些欠發達地區，竟然看到否認單位行賄的理由是：實控人在自己實際出資占股90%以上的民營公司治理方面出現了“一言堂”“一支筆”。只要了解公司法、翻開公司法，看看公司法五十八條-六十六條的規定，再對照公司法“出資者承擔風險和收益”“資本多數決”的底層邏輯，絕對的大股東、實控人，就應該在自己的公司充當“一言堂”“一支筆”角色。
從公司法規定的決策權利來看，高管要向董事會負責、董事會要向股東會負責；股東的發言權大小和股權大小成正比。也就是說，出資越多、股份越多，越有發言權。本質上，大事方面，公司就是由大股東說了算，而不是由普通工作人員、職員、小股東或者沒有股份的高管說了算。從這個層面來看，公司的決策程序最終由大股東、實控人說了算，符合公司法層面。如果實控人、大股東在重大人、財、物等方面說了不算，我們就需要回答一個問題：誰最終說了算？讓沒有股份或者小股東說了算反而不符合公司法的公司治理架構。

丁慧敏律師，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獲得武漢大學法學學士、清華大學法學碩士、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論壇學術委員，廈門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畢業論文評審專家、課外指導老師，天津師范大學法學院刑事風險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員，北京中醫藥大學醫藥衛生法學專業研究生校外兼職導師、湖北民族大學法學院兼職導師。協助張明楷教授整理法學暢銷書《刑法的私塾》；在《環球法律評論》《現代法學》《政治與法律》《人民法院報》《人民檢察》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多篇；曾辦理廳局級干部職務犯罪案件五十余起，多起案件取得了數額核減、量刑遠低于量刑建議的辯護效果；辦理內幕交易、集資詐騙、合同詐騙、非法經營、職務侵占、挪用資金、非公受賄等多起案件，取得了無罪、罪輕等辯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