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保全時，法院為何只查當事人提供的線索，不作全面網絡查控？

王先生想申請財產保全，但遇到了一個讓他很困惑的情況：法院告訴他，只能凍結他自己提供的對方銀行賬號，不能通過網絡系統全面查詢對方的財產。可王先生只知道對方為了這次合作專門開的兩個交易賬號，里面大概率沒什么錢。這讓他很無奈——明明有高科技的查控系統，為什么法院不用，非要我們自己像偵探一樣去找線索呢？

在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對于訴訟中財產保全是否使用網絡執行查控系統，做法確實不太一樣。我梳理了一下，大致有三種模式：

1. 允許當事人同時提交保全申請和網絡查控申請，法院一并處理。
2. 允許在保全申請書中直接寫明請求法院利用網絡系統查控，法院予以支持。
3. 嚴格要求當事人必須自行提供明確的財產線索，法院不主動或不允許使用網絡查控。

毫無疑問，前兩種方式對申請人更有利。網絡查控系統就像法院的“千里眼”，輸入身份信息，就能快速查詢到被申請人在全國多家銀行的存款、證券、車輛甚至不動產信息，并在線凍結。這對于防止對方轉移財產、保障未來判決能執行到位，效果是最好的。

但對于采用第三種做法的法院，保全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很多當事人和對方只有生意往來，根本不知道對方有哪些銀行賬戶、房產在哪。要求他們提供“有效線索”來進行保全，有時確實強人所難。從根源上解決“執行難”的角度看，在保全階段合理使用網絡查控，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法律到底是怎么規定的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財產保全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修正，2025年仍有相關闡釋），當事人在訴訟中申請保全，如果因客觀原因不能提供明確的財產信息，但提供了具體線索的，法院可以裁定保全。裁定之后，申請人可以書面申請執行法院利用網絡查控系統進行查詢。這說明，法律為使用網絡查控留出了空間，但并未將其規定為法院必須采取的常規手段。正是這種“可以”而非“應當”的表述，導致了各地實踐的差異。

對此，阿宇與同行討論之后，發現各方有不同的看法：

關于實踐差異：有網友反映，很多地方訴前保全基本不給用網絡查控，訴中才有可能。也有網友提到，有法院甚至要求先給被告送達起訴材料才開始保全，這相當于提前“通風報信”。

關于濫用與制衡：不少聲音指出，當前存在原告濫用保全、影響被告正常經營的現象。但針對錯誤保全，被告追究原告責任的案例卻很少見，主要因為損失難以舉證。有人認為，如果原告提供了足額現金擔保，可以考慮允許其使用網絡查控，同時明確濫用保全的法律責任。

關于責任分配：有觀點強調，法院應當保持中立，舉證是當事人的基本責任，律師應當盡職調查。也有人認為，原告既然提供了擔保，就應當獲得相應的程序便利，限制查控對申請人不公。

關于效果：有網友直言，如果法院以沒有賬號為由不給保全，結果往往是“無效保全”，無法實現保全目的。

我個人的觀點是，在財產保全中，應當更積極地依申請使用網絡查控系統，但需配套完善的制衡機制。理由如下：

首先，財產保全是“預執行”，目的是為了保障將來生效判決的執行。如果保全做得好，不僅能給被告施加壓力，促進調解或和解，也能為后續執行掃清障礙，是破解執行難的有效前置措施。

其次，申請保全人通常需要提供擔保，無論是自己的財產、他人擔保還是保險公司保函。這意味著，如果保全錯誤給被保全人造成損失，賠償責任是有保障的。不能因為擔心極少數濫用情況，就因噎廢食，讓大多數有正當需求的當事人無法獲得有效的保全救濟。

當然，法院的謹慎也有其考量。實踐中，確實存在個別原告濫用保全措施，一上來就申請凍結對方全部賬戶，嚴重影響被告正常經營甚至基本生活的情況。因此，關鍵是要在“有效保全”和“防止濫用”之間找到平衡。

我認為，理想的路徑是：法院應建立更明確的審查標準。對于事實清楚、債權債務關系明確的案件，或者涉及勞動報酬、人身損害賠償等民生案件，應當放寬對網絡查控的申請條件。同時，必須嚴格執行《規定》中關于查詢范圍（限于保全數額內）和保密義務的要求，并優先選擇對生產經營影響較小的財產進行保全。對于明顯超出訴訟標的額、惡意干擾經營的保全申請，法院應不予支持；被保全人也有權提出異議。

令人鼓舞的是，2025年以來，全國法院“總對總”網絡查控系統完成了重大升級，覆蓋范圍擴展至不動產、專利權、商標權、機動車等更多財產類型。一些地方法院也在創新機制，例如黑龍江寧安法院，對于申請人難以提供線索的，會依申請使用網絡查控系統，并推出靈活的擔保方式，減輕當事人負擔。

本文參考來源：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財產保全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