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zhàn)爭四周年｜英雄與俄烏戰(zhàn)爭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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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四周年，如果按烏克蘭認定的“烏克蘭獨立戰(zhàn)爭”起始時間2014年2月19日算，應該是12周年另5天。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這四年居然發(fā)了252篇相關文章，其中原創(chuàng)127篇，每年數量統(tǒng)計如下：

第四年合計85篇｜原創(chuàng)49篇
第三年合計105篇｜原創(chuàng)42篇
第二年合計27篇｜原創(chuàng)18篇
第一年合計35篇｜原創(chuàng)18篇

具體鏈接附于后。

這四年每年都要寫一篇專題文，今年也不能例外。

今年將換一個角度來看俄烏戰(zhàn)爭。這個角度就是機遇。機遇理論中還有細分理論，其中之一就是“英雄”，“英雄”是重要機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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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英雄，學者們有很多論述，其中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的《歷史中的英雄》是一部重要著作，正經雜談：英雄與民眾（外一篇：胡克的英雄史觀）本文就從其關于“英雄”的論述的角度，通過對這場戰(zhàn)爭中的相關人物的分析，來看俄烏戰(zhàn)爭的走向。

從今天起，俄烏戰(zhàn)爭就踏入第五個年頭了。戰(zhàn)場上的“絞肉機”仍在運轉，談判桌上的外交博弈陷入僵局。此時此刻，回望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在《歷史中的英雄》中的論述，或許能為我們理解這場戰(zhàn)爭的未來走向提供一些參考。

胡克是把“歷史中的英雄”區(qū)分為“事變性人物”與“事變創(chuàng)造性人物”的：前者因偶然機遇立于歷史節(jié)點，行動影響深遠卻不自知；后者則憑智慧、意志與性格的卓越能力，主動重塑歷史進程。然而，胡克的框架缺少一個關鍵維度——正義。當我們再將“人類文明進化”的價值尺度納入考量，這場戰(zhàn)爭中的幾位關鍵人物便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澤連斯基：事變創(chuàng)造性人物的文明重量

在胡克的定義中，“事變創(chuàng)造性人物”的行動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種種卓越能力所發(fā)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況所促成的”。按此標準，俄烏戰(zhàn)爭中真正的“事變創(chuàng)造性人物”非澤連斯基莫屬。

戰(zhàn)前，“戲子”澤連斯基只是一位缺乏經驗的民選總統(tǒng)。但戰(zhàn)爭爆發(fā)之夜，他拒絕撤離基輔的那句“我需要彈藥，不是搭車”，便刻入歷史。此后四年，他憑借驚人的意志力完成了一場“政治生命的意義重構”：從一個戰(zhàn)時領袖成長為“抵抗極權侵略的符號”，將一個國家的存亡與人類文明的反侵略正義緊密綁定在了一起。

這是“事變創(chuàng)造性”的真正體現(xiàn)。他改變了戰(zhàn)場局勢——通過高超的溝通能力爭取到遠超預期的軍事援助，將西方的“速敗”預期扭轉成了持久戰(zhàn)；他改變了國際政治議程——將“烏克蘭問題”升格為“國際秩序基石問題”，改變了價值坐標——讓“反侵略”重新成為國際政治的道德基準，使“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秩序”不再是一句空話。

胡克認為英雄人物依賴領導集團與階級基礎。澤連斯基的“英雄性”正在于，他激活了文明世界對侵略的本能抵制，將分散的力量凝聚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反侵略的正義性賦予了他超越國界的強大的精神動員力，這是普京永遠無法企及的。

普京：事變性人物的平凡與非常

與“戲子”澤連斯基相對照，“大帝”普京反倒更接近胡克筆下的“事變性人物”——因偶然機遇立于關鍵地位，但其行動更多是常規(guī)思維的延續(xù)，而非真正的“事變創(chuàng)造”。

發(fā)動對一個主權國家的侵略戰(zhàn)爭，本質上就是地緣政治史上反復上演的常規(guī)劇本。沙皇時代如此，蘇聯(lián)時代如此，俄羅斯時代亦如此，今天普京的行為不過是帝國的慣性動作罷了。他試圖復述彼得大帝的擴張敘事，卻忽略了21世紀的文明約束；他期待一場閃擊戰(zhàn)重現(xiàn)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速勝”，卻將戰(zhàn)爭拖成了二戰(zhàn)以來歐洲最慘烈的消耗戰(zhàn)。

這正是胡克所說的“平凡能力與行動的非常影響之間往往不成比例”——普京的常規(guī)侵略邏輯，不但遭遇了超出其預期的非常規(guī)抵抗，反而重塑了歐洲安全格局：芬蘭瑞典入約、德國軍事復興、歐洲進一步凝聚，這些都是他親手促成卻始料未及的。他的行動確實影響了歷史，但他自己未必清楚這影響的全部意義——事變性人物的塑造已然成型。

反侵略的正義性缺失，是普京無法成為“事變創(chuàng)造性人物”的根本原因。他可以依靠能源、核威懾與威權體系維持戰(zhàn)爭，卻永遠無法獲得超越國界的道義追隨。他調動的只是國家機器，而非人心向背。

特朗普：事變性人物的偶然與風險

特朗普同樣是“事變性人物”的典型。重返白宮后，他為俄烏劃下6月停火的最后期限，這與其11月中期選舉的政治算計密不可分。他渴望將“結束戰(zhàn)爭”包裝成個人魅力的展現(xiàn)，為他自己成為“英雄”——這種動機決定了他的調解邏輯：求快、求成、求“交易性突破”，而非持久公正的和平。

胡克在分析事變性人物時指出，“由于若干幸運或不幸的情況天緣湊巧的結果，這個人物立于這樣一種地位，即他采取行動或者放棄行動對于某一重大問題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他自己不一定清楚：這是什么問題，以及他的行動或不行動對此究竟有什么影響。”

特朗普恰恰如此。他不清楚烏克蘭問題的本質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文明分野，而不是一筆房地產交易。他的施壓邏輯簡單直接——要求烏克蘭而非俄羅斯讓步，甚至暗示承認克里米亞歸屬俄羅斯以換取停火。這種“交易型和平”一旦成功，將產生雙重后果：短期，可能促成停火；長期，卻可能動搖二戰(zhàn)后確立的“侵略不得收益”原則，使國際秩序倒退至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

這揭示了事變性人物的深層風險：他們的偶然介入可能逆轉歷史進程的方向。特朗普的“和平”若以犧牲正義為代價，將不僅破壞歐洲安全架構，更會侵蝕人類文明進化的基石。

歐洲：體制性正義的無聲支撐

與澤連斯基站在同一價值陣營的，是可以代表絕大部分歐洲國家的德法英三國與歐盟領導人。他們在過去四年展現(xiàn)出驚人的決心和連續(xù)性：歐盟犧牲近2萬億美元經濟損失，對俄實施19輪制裁；德國突破二戰(zhàn)后禁忌向戰(zhàn)區(qū)輸送武器；英國始終是援烏最堅定力量之一。

這種“體制性力量”雖然不像個別人物那樣光彩奪目，卻構成了反侵略正義的集體支撐。朔爾茨、默茨、馬克龍、約翰遜、斯塔默等領導人雖各懷算計，但在維持援烏統(tǒng)一戰(zhàn)線、防范歐洲安全架構崩塌這一點上高度一致。他們擔憂美俄“越頂外交”重演雅爾塔式的大國分贓，因此極力推動烏克蘭問題必須納入歐洲議程——這既是地緣政治自保，也是對“強權即公理”的本能抵制。

歐洲的立場強化了澤連斯基的談判地位。沒有這種體制性正義支撐，他或許已不得不接受屈辱條款。這也印證了胡克的觀點：英雄人物并非孤懸于世，而是依賴領導集團與階級基礎。澤連斯基的“英雄性”，也正是建立在反侵略正義的集體覺醒之上。

戰(zhàn)爭走向：正義與力量的復雜博弈

胡克認為，歷史發(fā)展具有選擇性，在某些節(jié)點上存在“可以加以選擇的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今天的俄烏戰(zhàn)爭正處于這樣一個多岔路口。

普京的意志傾向于徹底解決——實現(xiàn)領土訴求、烏克蘭中立、去軍事化。特朗普的訴求是盡快達成交易，最好在夏季前兌現(xiàn)停火。澤連斯基希望在確保主權底線的前提下爭取喘息空間，他期待“真正的妥協(xié)”但“絕不能以犧牲獨立與主權為代價”。歐洲則致力于防止安全架構崩塌，推動某種可持續(xù)的安排。

四種力量博弈的結局，將由各方領袖的智慧、意志與性格共同塑造。但加入了正義維度后，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晰：澤連斯基的“事變創(chuàng)造性”不僅源于個人品質，更源于他所捍衛(wèi)的反侵略原則本身具有的人類文明進化方向；普京的“事變性”體現(xiàn)在他用常規(guī)手段制造了非常后果，卻因缺乏正義支撐而陷入戰(zhàn)略困境；特朗普的“偶然性”一旦成功，則可能使人類進化倒退數十年。

如胡克所言，“我們能夠預測一場革命或一次戰(zhàn)爭的到來，但不能總是預言它的結局如何；那個結局有時可能決定于領袖人物的個性”。但個性并非唯一變量——正義是否站在一邊，往往決定著這種“決定性”的長久與短暫。

綜上所述：

四年的血與火，淬煉的不僅是尖端武器的運用與戰(zhàn)線的攻防勢態(tài)，更是人心與意志。英雄可以創(chuàng)造歷史，也可能將歷史拖入深淵。但若從人類文明進化的角度審視，我們或許可以補充一句：正義的英雄值得歷史禮敬，反正義的“英雄”終將被歷史清算。

俄烏戰(zhàn)爭終將結束，但和平的樣子取決于今天這些“英雄”人物的選擇：他們究竟是追求真正的和解，還是滿足于暫時的喘息？是捍衛(wèi)“侵略不得收益”的文明底線，還是退回到“強權即公理”的叢林？答案或許就在2026年揭曉。而胡克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歷史的走向，終究是人選擇的結果；而人的選擇，終究要接受正義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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