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看完李宗仁特型演員電影后，李宗仁兒子：這就是我老爸啊

1986年春天，北京的風還帶著寒氣。八一電影制片廠的小放映廳里燈光一暗，一部新片悄悄亮起片頭，坐在角落里的幾個人，卻顯得異常緊張，其中有從美國回來的李宗仁長子。銀幕上，一個熟悉又久違的身影出現(xiàn)，他下意識捏緊了手心的汗，身邊人聽見他低聲嘀咕了一句：“像，太像了。”

有意思的是，在普通觀眾眼里，這只是戰(zhàn)爭題材電影《血戰(zhàn)臺兒莊》中的一位“李將軍”；對這位遠道而來的觀眾而言，卻像是和已經(jīng)離開十多年、只存在于記憶與相片里的父親，再見了一面。這一幕，也把故事的時間線拉回到更早的年代——拉回到李宗仁生命的最后幾年，以及那個被時代推著向前走的人，如何在歷史和電影之間，留下不同的身影。

這段故事說來并不算離奇，卻很耐人尋味。一個是曾在抗戰(zhàn)戰(zhàn)場上指揮會戰(zhàn)的國民黨名將，一個是出身話劇舞臺的演員，中間隔著幾十年、隔著海峽、也隔著生與死，卻因為一部電影產(chǎn)生了連接。若想看清這條線，就得從1969年的那個冬天說起。

李宗仁的最后時刻，是在北京悄然度過的。1969年1月下旬，他已經(jīng)年近八十，身體狀況一日不如一日，肺炎反復發(fā)作，青霉素已經(jīng)幾乎失去作用。醫(yī)生忙個不停，卻很清楚勝算不大，病房里的氣氛越來越壓抑。1月25日，病情再度惡化，幾番搶救之后，只能勉強維持。

病榻前，陪伴他的，是比他小了許多歲的妻子胡友松。兩人曾遠在異國相依為命，又一起在1965年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到了這會兒，李宗仁已經(jīng)說話費力，卻還是斷斷續(xù)續(xù)地囑托后事。不得不說，這一段對話，后來的很多回憶里都反復提起。

他望著胡友松，語氣出奇平靜，大意只有幾句：活到這個歲數(shù)，算是賺到了；這一輩子太多事，自己回想起來都不全面；能在晚年回國，死在自己土地上，是運氣。話不多，卻透出一種看淡后的清醒。有時候老一輩走到生命盡頭時，反而看得比旁人明白。

胡友松當然不愿意聽這些。她緊抓著他的手，幾乎帶著哽咽：“你不會走的，我以后怎么辦？”這樣的反應并不出奇，一個正值中年、經(jīng)歷過顛沛流離的女人，在最親近的人面前，突然意識到將要面對漫長的獨自生活，很難冷靜面對。

李宗仁最放心不下的，正是這個“小妻子”。他知道她性子直，火氣大，當年在海外跟著自己打拼，吃過不少苦，可并不怎么會收斂。他勉力囑咐，今后的日子要學會忍耐，很多事退一步，會好受得多。這種語氣，有點像一位老長官在對一個還不太懂世事的下屬安排交代，既疼惜，又無奈。

談到財產(chǎn)，他早有安排。回國時帶回來的那部分資金，明確留下給胡友松，用于今后生活。還有一尊半身銅像，他特意提起——那是當年他當選代總統(tǒng)期間，越南胡志明主席贈送的禮物，在他看來意義非同一般。銅像也好，錢也好，到了這時，其實不過是托付一個念想。

李宗仁說得最簡單的一句要求，是關(guān)于清明節(jié)。他希望胡友松每年給自己掃墓，別讓人忘了他有這樣一位合法妻子。這句話聽上去平平，卻藏著兩層意思：一方面是傳統(tǒng)觀念里對“名分”的在意，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晚年婚姻關(guān)系被歷史敘述邊緣化的隱隱擔憂。試想一下，一個曾經(jīng)站在權(quán)力中心的人，在生命末尾卻用這種近乎樸素的方式，希望“被記住”，多少有些辛酸。

1969年1月29日，病情再次加重，李宗仁已經(jīng)睜不開眼，嘴唇輕微蠕動，卻發(fā)不出聲音。1月30日上午，心跳開始明顯減弱，醫(yī)生只得使用振搏器協(xié)助維持生命體征。身邊的人都明白，時間所剩無幾。到了1月31日，這位曾經(jīng)掌兵百萬、參與民國政局風云的重要人物，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美關(guān)系尚未緩和，旅居美國的兩個兒子都無法回國奔喪，他們還在紐約陪伴原配夫人李秀文。告別儀式上，只能由在國內(nèi)的侄子李常光代表親屬出面。這一幕，也讓不少在場者感慨命運捉弄：昔日高官，最后在親子缺席中走完儀式，場面莊重，卻帶著難以言說的空缺。

喪事辦理之后，胡友松的生活也發(fā)生變化。有關(guān)方面安排她住進國管局宿舍，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單門獨戶，清凈卻略顯冷清。不久，她發(fā)現(xiàn)同層還有一位鄰居——國民黨元老李濟深的遺孀。兩個同樣經(jīng)歷過風云變幻的女性，很快熟悉起來，逐漸開始相互串門。她們的談話內(nèi)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大致可以想見：多半是在回憶舊人舊事，一點一點把內(nèi)心的苦澀消化掉。

從個人命運的角度看，這只是一個家族的悲歡離合；從歷史記憶的角度看，李宗仁的離世，也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謝幕。可有意思的是，他離開后不久，關(guān)于他的書寫和塑造，并沒有就此停下，反而在另一個領(lǐng)域悄悄展開，那就是電影。

一、從話劇跑龍?zhí)祝綒v史人物的臉

把時間撥回到1950年代初。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文藝界一片忙碌，很多年輕人懷著理想走進學校和劇團。1952年，上海戲劇專科學校畢業(yè)生中，有一個身材中等、相貌并不特別突出的青年，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這人叫邵宏來，后來被觀眾記住的，就是他那張“似曾相識”的臉。

剛進電臺時，邵宏來主要參與廣播劇制作。按理說，能在這樣的平臺上工作并不差，但對他來說，總覺得和自己學的專業(yè)有點對不上。他的興趣在于舞臺，在于現(xiàn)場的表演，而不是只能靠聲音傳達情緒的廣播。于是，他不斷給人事部門寫信，希望調(diào)動崗位。這種“較真”，在許多人看來有點擰巴，卻也說明他對自己方向有很明確的判斷。

幾經(jīng)周折，他被調(diào)到了中國青年藝術(shù)劇院，終于回到自己熟悉的劇場環(huán)境。話劇團里競爭激烈，他一開始不過是個“跑龍?zhí)住钡男⊙輪T，在舞臺上上場的戲不多，角色也不顯眼。很多人熬不過這種寂寞，逐漸心灰意冷；他卻咬牙堅持下來：再小的角色，也是鍛煉。

1956年前后，青島方面向中央有關(guān)部門提出要組建話劇團，中國青年藝術(shù)劇院被要求抽調(diào)一批人支援地方，足足劃出了四十多人。名單里沒有邵宏來。他如果安安穩(wěn)穩(wěn)留下，也不是壞事，但命運偏偏在這時又給了他一個契機——他的初戀女友被分配到青島話劇團。

在那個年代，為了感情主動申請去地方，并不是一件特別輕松的選擇。可邵宏來想得很清楚：一方面，自己在北京一直處在邊緣位置，再待下去未必有更多機會；另一方面，青島話劇團剛剛組建，舞臺空位多，反而可能有更大發(fā)揮空間。他主動寫申請，要求支援青島，理由里當然也夾雜著個人情感因素。

調(diào)往青島之后，他在地方劇團里愈發(fā)用心。那些年，話劇演出常常要下廠礦、進部隊，條件并不優(yōu)越，但對演員的臺詞功底、對人物理解能力，是最直接的磨煉。很多后來在銀幕上活躍的演員，其實都是從這樣的跑演出中一點點成長出來的。邵宏來也不例外，只不過那時，他自己都沒想到，未來會在電影領(lǐng)域找到另一條道路。

時間進入改革開放初期，電影行業(yè)逐漸活躍起來，八一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等單位開始籌拍大批歷史題材、革命題材影片，對能夠塑造重大歷史人物的演員需求明顯增加。就在這種背景下，邵宏來迎來了命運的一個轉(zhuǎn)折點。

二、從陳獨秀，到“兩個人”的特型演員

大約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八一廠籌拍《南昌起義》。這部片子需要再現(xiàn)1927年前后復雜的歷史人物群像，其中就包括已經(jīng)脫離中共、但在近代史上極具代表性的陳獨秀。如何找到一個既有神似感，又能承受住觀眾審視的演員，是個不小的難題。

邵宏來就是在這個選角過程中，被注意到的。接到通知那天，他被叫去試鏡做造型，心里多少有點發(fā)虛。走進廠里一看，一排長桌后坐著的，全都是圈內(nèi)大名鼎鼎的導演和主創(chuàng)，主考官更是業(yè)界“傳說級”的人物。對于一個長期在地方話劇團打拼的演員來說，這種場面相當震撼，他形容自己那次試鏡“渾渾噩噩”，出來時幾乎想不起剛剛怎么演完的。

按一般想法，這樣的狀態(tài)，成功的把握不會太大。邵宏來也沒抱太多希望。過了幾天，他突然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報道：講的是劇組尋找飾演陳獨秀演員的過程，配發(fā)的照片一張是真實的陳獨秀近照，一張是某位演員的造型照。那位演員，正是他自己。

這意味著，他成為劇組第一個確定下來的歷史人物扮演者。這一步并不容易，在那種題材、那樣的年代，對歷史人物的塑造有相當高的政治與藝術(shù)要求，既不能失真，又要符合整體基調(diào)。從結(jié)果看，他挺過了那道關(guān)。

《南昌起義》上映后，邵宏來飾演的陳獨秀，給不少觀眾留下印象。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得到業(yè)內(nèi)認可。著名影評人王云縵在北京談到青島演員時，點名提到他：“你們青島的邵宏來，表演水平高，很有潛力。”這種評價，在當時相當分量。后來事實證明，這句評價并非客氣話，他確實抓住了難得的機會。

演了陳獨秀一次，等于帶上了一個“特型”的標簽。然而，真正讓這個標簽變得扎實的，是后續(xù)大量的反復塑造。邵宏來之后陸續(xù)在《開天辟地》《開國領(lǐng)袖毛澤東》等影片中，多次飾演陳獨秀。為了演好這個復雜人物，他不是只靠相貌，更下了不少功夫。

他大量翻閱有關(guān)陳獨秀的資料，尤其關(guān)注不同時期的思想狀態(tài)和性格變化，從青年時代的銳氣、五四時期的光芒，到后來與中共決裂后的落寞和倔強，試著在不同影片段落中呈現(xiàn)出層次。更難得的是，他還設(shè)法去拜訪幾位當年曾見過陳獨秀的老人，從這些人口中捕捉一個人走路的姿勢、說話時的節(jié)奏以及一些不易從文字中看出的習慣動作。這種近乎“瑣碎”的觀察，恰恰是塑造人物的關(guān)鍵細節(jié)。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逐漸被觀眾視作“陳獨秀的臉”時，另一條線也在悄然展開。到了1980年代中期，電影《血戰(zhàn)臺兒莊》提上拍攝日程，劇組需要為國民黨方面的指揮官尋找合適扮演者，其中就包括在這場會戰(zhàn)中發(fā)揮關(guān)鍵作用的李宗仁。于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出現(xiàn)了：同一位演員，要去扮演兩個長相其實并不相似的歷史人物。

1986年前后，劇組在查閱大量資料、照片后，把目光投向了邵宏來。看上去，他和李宗仁在面部結(jié)構(gòu)上并沒有特別接近，但在表情、氣質(zhì)方面，似乎有可塑空間。第一次試鏡，邵宏來順利通過，導演和在場幾位主創(chuàng)都覺得有戲。不過，八一廠確定一個重要歷史人物扮演者，手續(xù)并不簡單，還需要多方審看。

就在等待最終定奪期間，意外傳來。邵宏來接到家里捎來的噩耗——父親去世了。那一刻，他心里很難受，一邊是親人離世，一邊是難得的角色機會。最后，他做了一個相當艱難的決定：自己留下來繼續(xù)完成試鏡流程，讓妻子回去主持喪事。這種處理方式，在外人看來有點“硬”，但從一個長期在邊緣徘徊、好不容易看到轉(zhuǎn)機的演員角度看，也不難理解。

三、“這就是我老爸啊”——從形似到神似

等化妝師從外地出差返回后，定妝試驗正式開始。化妝組根據(jù)李宗仁當年當選代總統(tǒng)時的照片，為邵宏來做了一個“文官式”的造型：頭發(fā)梳得服服帖帖，臉部線條也偏文雅。化完一照相，現(xiàn)場一片沉默。

問題很直觀：照片里的這個人，像個溫和的官員，卻缺少在臺兒莊戰(zhàn)役時那種馳騁沙場、臨陣決斷的軍人氣質(zhì)。無論導演還是領(lǐng)導層，第一反應都是“有點不對”。可演員已在眼前，人也不算不合適，該怎么辦，一時間誰都拿不定主意。

邵宏來自己也看出了端倪。他沒有急著爭辯，而是提出一個建議：參考戰(zhàn)時的李宗仁形象，再做一次造型。化妝師接到提示后，重新翻出戰(zhàn)時畫報，把頭發(fā)剪短、調(diào)整發(fā)際，整體輪廓往更干練的方向處理。當新的造型完成后，大家再一看，眼神明顯不同了。

有人忍不住脫口而出：“這就像多了。”那種感覺，說不上是完全復制，更像抓住了某種精神狀態(tài)。在照片與人之間，突然多了一條可供觀眾信服的通道。領(lǐng)導們心里的猶豫，逐漸散去。就這樣，李宗仁的特型演員，基本定了下來。

邵宏來之所以能提出這樣的造型建議，并不是偶然。在等待化妝師期間，他并沒有閑著，而是主動翻閱大量有關(guān)李宗仁的資料和照片。和早年準備陳獨秀角色一樣，他習慣先從人物經(jīng)歷入手，再慢慢把握氣質(zhì)。同是近代史上的人物，陳獨秀的知識分子氣、思辨色彩濃一點；李宗仁則多了桂系軍人的干練和地方勢力領(lǐng)袖的精明。兩者的差異，如果只是停留在臉部相似度，是演不出來的。

1986年，《血戰(zhàn)臺兒莊》試映安排在廠內(nèi)小范圍進行。那位遠在美國多年的李宗仁長子，終于有機會回國。從安排來看，電影廠顯然知道這次放映的分量：這是一個兒子在銀幕上看見父親“重新出現(xiàn)”的特殊場合。

燈光熄滅的一瞬間，放映廳里只剩下投影機的聲音。戰(zhàn)斗場面一幕幕推進，臺詞并不復雜，更多依靠調(diào)度和演員氣場。對普通觀眾來說，緊張的是槍炮與沖鋒；對那位坐在后排的兒子來說，他更關(guān)注的是另一個細節(jié)——銀幕里的那個人說話時的停頓、抬手的習慣、走路時的步伐。

影片結(jié)束，燈亮起來，一切回到現(xiàn)實。那位老人緩緩站起身，腳步有些虛，走到邵宏來面前，眼眶已經(jīng)明顯泛紅。他盯著眼前這張臉看了幾秒，聲音有些發(fā)顫，說出那句話：“這就是我老爸啊。”

這一句，并非客套話。在海外待了那么多年，他對父親的記憶，大多停留在斷斷續(xù)續(xù)的相片和舊時影像里。如今看到銀幕上一個活生生的人，把那個形象重新“拼起來”，難免情緒失控。他一邊說，一邊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緊接著上前緊緊擁抱了邵宏來。現(xiàn)場旁觀的人，都能感到那種復雜的情緒，不只是懷念，還有某種遲來的告別。

從藝術(shù)角度看，這一幕是對演員塑造成功的直接肯定；從歷史記憶角度看，則更像是一種補償。父子當年因政治與地緣格局，無法在臨終前相見，如今通過電影這種方式，某種意義上彌補了缺口。當然，這種“彌補”只存在于情感層面，真正的時間已經(jīng)無法倒流，但對當事人來說，意義不小。

之后，邵宏來“李宗仁特型演員”的身份逐漸被公眾熟知。他和“陳獨秀特型演員”的雙重身份交織在一起，讓很多人記住了這張承載兩段不同歷史的臉。有觀眾感嘆：一張臉，兩個人，既演了新文化運動中的理論家，又演了抗戰(zhàn)中的戰(zhàn)場指揮官，看上去跨度很大，其實背后靠的是長期積累的舞臺功底和對人物的琢磨。

有意思的是，這種特型演員的工作方式，本身也是中國電影在特定年代下應對歷史題材的一種策略。觀眾對毛澤東、周恩來等領(lǐng)袖的形象已經(jīng)有明確印象，古月、王鐵成等人長期扮演，逐漸形成“標準面孔”；而像陳獨秀、李宗仁這類人物，公眾接觸較少，反而給了演員更大的塑造空間，但同時也更考驗他們對史實的把握。

邵宏來在這方面表現(xiàn)得相當謹慎。他在采訪中曾提到，演這類角色時，不敢隨意添加夸張動作，也不輕易更改臺詞，更注重在有限鏡頭里呈現(xiàn)人物的內(nèi)在狀態(tài)，避免把復雜人物簡單標簽化。這一點，從他塑造的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中，多少可以看出端倪。

時間到了后來，上海戲劇學院舉辦周年慶，邀請多屆校友返校演出。那時邵宏來身體已經(jīng)不太好，行動不如從前利索。但他還是和妻子一起趕了過去，站上曾經(jīng)熟悉的舞臺。那場演出，并不屬于大銀幕上的“重大題材”，只是校友間的相聚與展示，卻被不少人視作他藝術(shù)生命中的一個收束點——這是他最后一次走進戲劇學院。

回看這一連串時間節(jié)點：1969年1月31日，李宗仁在北京去世；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邵宏來走上銀幕，先演陳獨秀，再演李宗仁；1986年，《血戰(zhàn)臺兒莊》放映，小放映廳里那句“這就是我老爸啊”在不少人口中流傳；再往后，老一輩特型演員逐漸退居幕后，一代人的影像記憶也慢慢定格。

不得不說，歷史人物真正留在后世的，不只是史書里的幾段文字，也不只是檔案中的黑白照片，還包括這些被一遍遍重現(xiàn)于舞臺和銀幕上的身影。特型演員所做的，是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為這些身影找到一個讓普通人更容易“認出來”的形態(tài)。這種工作，難免帶有時代印記，卻同樣需要敬畏。

對于很多四五十歲以上的觀眾來說，八一廠的戰(zhàn)爭片、歷史片，就是年輕年代重要的精神記憶。而在那些膠片畫面背后，一代演員用幾十年的堅守，把自己和某些歷史人物捆綁在一起，有人說這是一種“定型”，也有人覺得這是某種榮譽。站在今天回望當年，這其中的甘苦，也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