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管管鄭愛利？——記律師行業的人民表演藝術家

記律師行業的人民表演藝術家

誰能管管鄭愛利？

“舌尖”上的法律

清晨七點，當第一縷光掠過建國門外大街的林立高樓，鄭愛利律師的辦公樓已亮起了燈。與律師們慣常的伏案閱卷不同，這里的第一個動作，往往是調整鏡頭的高度與濾鏡的濃度。在流量為王的時代，如何拍好一部“法律爽劇”，向觀眾喂下這碗“心靈雞湯”，則成了鄭愛利律師心頭揮之不去的牽掛。

“觀眾想看到什么，我們就呈現什么。”這是鏡頭背后的內心獨白。手機支架的角度反復調試，如同調試天平的砝碼，直到找到那個最能引發共鳴的角度——“正義”的姿態。

“情緒”是一種價值

于是，嚴肅的庭審策略變成了短視頻里的懸念預告，復雜的法律程序被簡化為“三招教你維權”。那些焦慮與期盼，那些對公平最樸素的渴望，成了最好的土壤。而那些精心剪輯的短視頻，便是發酵欲望的酵母，讓虛妄的希望在焦慮的土壤里瘋狂滋長，散發出誘人卻有毒的芬芳，蒙蔽著每一顆困頓無助的心靈。

人民的表演藝術家

60多歲高齡，41年執業生涯，頭頂的光環足以鋪就半個屏幕：北京十佳女律師、北京市豐臺區律師協會副會長、北京市豐臺區政協委員、北京市豐臺區政府特邀監督員、北京市律師協會律師權益保障委員會委員、農村工作委員會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外特聘教授、實踐指導教師……這些本該彰顯專業與擔當的榮譽，卻成了她鏡頭前最耀眼的道具，支撐著她在“律師第一線”的表演，日復一日，樂此不疲。

通過她苦心制作的短視頻，你會發現，雖然孑然一身，她卻時常：

在街上，在橋下，在田野中，在風雪中，在泥濘的小路上，每一步都刻意踩出“孜孜不倦”的戲碼，仿佛每一寸土地都需要她伸張正義。

在高鐵站里，在看守所旁，在東北，在河北，在全國的四面八方，近乎執念地演繹著“不畏強權”的孤勇，仿佛早已化身正義女神拯救華夏兒女。

有時，她還會一路小跑著去趕高鐵，鏡頭緊緊追隨，耳畔是她聲情并茂的低語：“再晚就趕不上了，當事人還在家里等著我呢。”

有時，她會招來年輕助理同框，在北京南站的人流里高聲吶喊，要奔赴內蒙古、吉林、遼寧為百姓維權，殊不知，這座車站從未有過通往那些遠方的高鐵線路。

有時，她餓了會泡一碗泡面，然后配一句：“我們律師可以風餐露宿，但一定要把當事人的事放在心尖上”；

她從來都是一副斗志昂揚的模樣，常常以一名北京律師的視角，吶喊著要為當事人的冤屈與強權斗爭到底，誓死也要打到中央。

那份歇斯底里的亢奮，那份刻意渲染的悲壯，你若初見，想必會誤以為，建國都70多年了，怎么特么的感覺抗日戰爭、國共戰役還沒結束？

北京律師的金字招牌全靠鄭大媽了

這位比我媽媽年齡還要大、執業比我生命還要長的鄭愛利律師，我必須親切地叫一聲鄭大媽。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老百姓的冤情平反當作她自己的事業，這是什么樣的精神？這是天下無冤的精神，這是巾幗不讓須眉的精神，每一位中國律師都要學習這種精神。

鄭大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她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

鄭大媽是一位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事實果真如此嗎？

這位整日如打了雞血般標榜“正義”的老律師，執業四十一年，翻遍公開記載，竟鮮有一起經得起推敲的冤案平反實績；相反，一起疑似行賄百萬的傳聞，卻在業內甚囂塵上，久久未散。有同業者發出叩問：鄭愛利行賄百萬之事，若屬實，為何至今未被追責？若虛妄，為何無人出來澄清？

這位發誓要打到中央的錚錚鐵骨律師，現實中卻是投訴不斷、退費不斷，甚至有老百姓都到北京找到了她的辦公場所。她沒有把案子打到中央，當事人卻已經打到了她的地盤。

錯不在底層老百姓

從最初的頂禮膜拜、傾囊相托，到如今的反目成仇、忍無可忍，這份轉變的背后，是底層百姓被耗盡的信任，是被碾碎的希望，是傾家蕩產的絕望。

他們本就身處困頓，本就孤立無援，攥著僅有的積蓄，甚至借來的錢財，抱著最后一絲希望，將身家性命與滿心委屈，一并托付給這位“光環加身”的律師。

他們以為，自己請來的是仗義執言的護法者，是能為他們撥開陰霾、昭雪冤屈的救世主。可到頭來，他們換來的不過是幾萬塊錢買來的空洞口號、鏡頭前的虛假溫情，以及無處訴說的辛酸與絕望。

口號從來換不回正義

真正的幫助，從來都不是鏡頭前的聲淚俱下，不是文案里的慷慨激昂，而是卷宗里的字字嚴謹，是法庭上的據理力爭，是每一個細節里的全力以赴。

沒有卷宗的厚重，不見法條的嚴謹，唯有鏡頭下精心編排的風塵仆仆。大雪里拖箱奔走，車站間步履匆匆，簡餐旁故作辛勞，用最煽情的姿勢，收割一輪又一輪韭菜。

那些動輒上萬閱讀量、數千點贊小紅心，背后究竟是一個又一個被其幫助的普羅大眾的感恩接力，還是商業運作，但凡還有一點基本認知，答案便不言而喻。

每年有幾千萬元被“收割”

據網友文章得知，鄭愛利團隊一年收上千個案件，每個案件收費5萬元的話，就可收入至少5000萬元。當事人之所以買單，全是沖著她夸張的營銷、頭頂的各種光環以及評論區精心編排的好評。于他們而言，案件的意義，從來不是公平與正義，而是冰冷的數字，是可觀的利潤。

不然，寥寥無幾的團隊人數，如何消化這上千件案件？唯一的辦法就是流于形式、敷衍了事，斷不可能對當事人有實質性幫助，否則無法解釋如此大的案件體量。

筆者從業多年，深知律師行業的艱辛與責任，一年承接十個案件，已是全力以赴的極限，方能確保每一個案件都精益求精，每一位當事人都能得到妥善對待。而上千起案件，即便是頂尖的專業律師團隊，也至少需要上百人的精兵強將，方能勉強支撐。更令人質疑的是，鄭愛利律師或許根本不擅長刑事辯護——否則，為何執業四十一年，卻連一起拿得出手的刑事辯護成功案例都沒有？

她又是如何能承擔、指導每年上千個刑事案件的？

每年大量投訴被“封口”

據網友揭露，每年有大量醒悟的老百姓去投訴，但這絲毫難不倒這位“經驗豐富”的鄭大媽。她用退還部分費用為誘餌，以《解除協議》相逼迫，讓社會最底層的老百姓無奈接受，并不得對外披露協議信息。那些無權無勢的底層民眾，在面對老案子遙遙無期、新官司力不從心的情況下，為了挽回部分損失，往往選擇忍氣吞聲，被迫妥協并簽訂“封口”協議，放棄維權和發聲的權利，卻也變相縱容了這種行為的持續發生。

每年穩賺幾千萬

即便按照案件投訴率50%以及同意退款率不超過50%的標準計算，鄭愛利律師每年仍能穩賺近4000萬元【5萬元/件×1000件×（1-50%×50%）=3750萬元】，對于沒怎么見過世面的筆者，這確實是一筆天文數字，而且會年復一年。

這筆錢財，沾滿了底層百姓的血淚，浸透了他們的絕望，卻成了她安享晚年、持續表演的資本，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這場鬧劇落幕的那一天。若是無人追責，這場鬧劇，或許會伴隨她的執業生涯，直到生命的盡頭。

誰能管管鄭愛利？

有知情人士爆料，每年針對鄭愛利的投訴率非常高，但是卻沒有發現其受到任何行業處分或者行政處罰。她以“北京律師”自居，頭頂網紅光環，一言一行都關乎北京律師行業的形象，而她的行為，波及的是全國范圍內的底層百姓，牽扯的是無數家庭的命運，無疑屬于“投訴涉及面廣、案情重大復雜”的典型案例。

此類重大敏感投訴，辦理機關應當隨時向上級部門報告案件的調查處理進展情況。可詭異的是，公開信息里，從未有過她受到任何行業處分或行政處罰的記載。根據相關投訴處理辦法，此類重大敏感投訴，辦理機關本應實時向上級部門報備調查進展，主動回應社會關切。可如今，辦理機關卻是沉默不語，放任自流。

筆者懇切呼吁北京市豐臺區律師協會、北京市豐臺區司法局與北京市律師協會、北京市司法局，應當及時介入，主動作為，撥開迷霧，查清真相：向社會公開鄭愛利每年的投訴數量、具體事由，查清每一起投訴背后的委屈與不公；對她的執業行為展開全面深入的調查，厘清行賄傳聞的真偽，追究其敷衍辦案、虛假宣傳、逼迫當事人“封口”的責任；以零容忍的態度，正本清源，肅清行業亂象——這不僅是為了維護北京律師行業的清譽，更是為了守護底層百姓的希望，為了避免兩會期間出現更大的輿情風波，為了守住法律的底線與尊嚴。

騙可憐人的錢令人不齒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然而，鄭愛利律師收割的是底層百姓最后的信任。老人攥著養老錢，求助者抱著翻案希望，把身家與委屈一并托付。他們以為請來的是仗義執言的護法者，換來的卻是高昂的費用和無處訴說的辛酸。

老百姓身上的碎銀子不多了。以這種方式賺取社會最底層人的錢，令人不齒。

律師行業該打假了

近幾年不知怎么了，會武術的、會跳舞的、整容的、會模仿鄭愛利的，紛紛搞起了流量推流，搞得整個律師行業斯文掃地、一地雞毛，令人遺憾。

筆者呼吁，每一位有良知的同業者，每一個心懷正義的普通人，都能勇敢地站出來，接力爆料，揭穿這場虛假的表演，曝光那些敷衍的惡行，讓鄭愛利們的騙局無處遁形，讓行業亂象無所遁藏；讓流量回歸理性，讓表演退出行業，讓律師回歸本職，讓法理重歸莊嚴；讓每一位從業者，都能躬身踐行初心，堅守職業底線，用心辦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護每一份希望；讓這個社會，少一些虛假的表演，多一些真誠的擔當；少一些利欲熏心的騙局，多一些公平正義的光芒。

畢竟，我們都希望這個社會越來越好。

作者：侯志遠律師。作者已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