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的兒子許光：因沒錢治病想出院，卻在臨終前為家鄉捐款20萬

2012年冬天，新縣城里的一場小雪下得并不大，路邊的老樹枝頭泛著白。就在這時，一個消息在熟悉許光的人中間悄悄傳開——老許住進了武漢的醫院。有人低聲問：“聽說病不輕，他會不會讓組織給他安排個好一點的病房？”回答的人擺擺手：“以他的脾氣？想都不要想?！?/p>

有意思的是，圍繞這位老人的議論，幾乎都離不開兩個詞：摳門、公道。摳門的是對自己，一輩子舍不得多花公家一分錢；公道的是對別人，尤其是對老區群眾，總想著再多盡一點力。等到一年后人們得知，他在臨終前把20萬元全部積蓄捐給家鄉老人和孩子時，很多人才恍然明白，這樣的“摳”和“公道”，其實早在他年輕時就埋下了根。

這一切，還得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說起，從一個名叫“黑伢”的山里娃，說起。

一、戰火童年與海軍軍官：從山洞到甲板

1929年4月，許光出生在河南新縣，那時的大別山，早已被戰火攪得天翻地覆。他的小名叫“黑伢”，黑瘦，安靜，很少多話。兩歲多的時候，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失守，紅四方面軍被迫轉戰，他的父親許世友隨部隊離開大別山，自此同家人失去了聯系。

這家人一下就散了。為了不讓兒媳獨守空房，老人家做了一個當時看來合乎情理的決定——勸兒媳改嫁。小黑伢則被留下來，由奶奶和姑姑帶著，在深山里到處躲避搜捕。白天在山林間轉移，夜里在山洞中蜷縮，生活的主旋律只有兩個字：躲著。

七歲那年，許光進了兒童團。有一次“掃蕩”，敵人上山搜索，他和姑姑躲進山洞，連續三天三夜不敢出聲。有人在洞口點火，煙熏火燎，差一點把他們活活困死。幸好天降大雨，火星壓了下去，兩人才僥幸逃生。那時候，他只是個孩子，卻已經學會了什么叫咬牙硬撐。

戰亂中長大的孩子，大多早熟。許光懂得，姓許這一家在山里人的眼中，是“紅軍的家眷”，有人敬重，也有人盯著。他不敢惹事，更不敢給奶奶添麻煩。讀書的機會幾乎沒有，能認幾個字，都要靠在廟墻、牌匾上自己琢磨。

1948年，許光十九歲。就在這一年，他的人生突然轉了個大彎。父親的老戰友王樹聲，通過多方打聽，終于在大別山里找到這個失散多年的孩子，把他帶去與父親團聚。這是他與父親分別17年后的第一次重逢。

許世友已經是赫赫有名的將領，看著這個高高壯壯的青年，既欣慰又愧疚。父子倆一開口，話題就從過去的苦日子講到未來的打算。許世友問：“你以后打算干什么？”許光脫口而出：“參軍，像您一樣報效國家?！痹捳f得干脆，沒有猶豫。

就這樣，這個沒上過幾天學的山里娃，被送進山東軍區文化速成中學，又先后進入華東軍政大學、第一海軍學校和大連海軍艦艇學院學習。他深知自己基礎差，白天上課，晚上補課，別人休息，他還在啃書本。新中國成立后，他成為海軍第一批具有本科學歷的軍官，分配到北海艦隊工作，一路干到了艦艇長，先后6次立功。

有意思的是，在部隊里，他從不提自己是誰的兒子。戰友只知道他姓許、能吃苦，有點“軸”，遇到難活總往前沖。有人后來回憶：“那時候誰都不知道他父親是許世友，他自己更不提，連家書都躲著寫。”

從山洞到甲板，看上去是命運的垂青，仔細一想，卻是幾十次熬夜、無數次訓練換來的。也正因為如此，當他后來面對人生最重要的選擇之一時，心里有底，也有分量。

二、“替父盡孝”的抉擇：從海軍軍官到山里參謀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許世友已經身居高位，但有一件事始終壓在心頭——沒能在母親身邊盡孝。他常說：“活著盡忠，死了盡孝。”話說得重，心里自然更重。老母親年紀大了，身體每況愈下，來部隊探望幾次，都不習慣大城市的生活，堅持要回老家。

老太太回了新縣，年紀卻一天比一天大，長途往返越來越吃力。經過反復思量，許世友把許光叫到身邊，父子倆進行了一次說不算長，但影響極大的談話。大意很簡單：奶奶年邁，自己身在軍中分身乏術，希望許光回家鄉，代他在老人身邊盡孝，“只要奶奶還在一天，就不能離開一天”。

這是擺在許光面前的一道難題。一邊，是在海軍已經干了13年，業務熟、前景好的軍旅生涯；另一邊，是回到大別山，在小縣城當一名普通干部，守在老人的炕頭邊。一個是“前程似錦”，一個是“衣錦還鄉”，卻要在孝與忠之間做個權衡。

試想一下，那時的他不過三十來歲，正是干勁最足的時候。有人勸他：“部隊里機會多，海軍發展也快，再干幾年，說不定就要提拔。”但許光心里清楚，自己這個兒子，如果不回去，父親對母親的愧疚，只會多一層。他沒有糾纏太久，最終選擇服從父親的安排。

離開部隊那天，許世友在青島為他擺了一桌菜。臨別時，他端起酒杯，眼圈有些紅，對兒子說：“黑伢，你是我的好兒子，奶奶今后就交給你了?！备缸觽z對飲這一杯酒，一個繼續奔走軍旅前線，一個轉身走向沉默的山鄉。

從海濱城市青島回到新縣，許光身份發生了變化：從海軍作戰指揮員，變成縣人武部參謀。工作環境、生活條件、發展空間，一下拉開了不小的差距。不過，這種落差并沒有讓他抱怨。白天在崗位上認真干活，晚上趕回鄉下照顧奶奶。

當時縣城和鄉下的距離不算遠，卻足以讓平凡的奔波變成辛苦的日常。為了縮短時間，他咬咬牙買了一輛自行車，雨雪天也趕路。奶奶想吃什么，他就想辦法從縣城買回去，自己動手做。只要有空，就回鄉下同奶奶一起住，一邊伺候老人起居，一邊給奶奶念許世友的來信。

半年后，94歲的老人安詳離世。喪事辦完，許光帶著孩子，到南京去看父親。當時許世友已任南京軍區司令員，見面后問得很直接：“你想不想回海軍？”回去并不難，原部隊也有這個意向。許光卻沉默了許久，緩緩搖頭——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確地拒絕了父親的安排。

他心里已經有了自己的打算：既然回到家鄉，既然已經脫下海軍軍裝，就干脆扎根下來，為老區做點實事。后來，他的女兒許道江回憶，說父親其實有三次改變人生軌跡的機會——回海軍、當軍分區領導、被調到機關工作，他都謝絕了。在他的觀念里，黨員的價值不在頭上戴幾顆星，而在腳下站在哪里。

從1965年到1977年，十二年間，他在新縣先后為奶奶、母親、伯父和兩位伯母養老送終，還照料膝下無子的伯父后事。這種日復一日的陪伴和承擔，不帶任何光環，卻磨出了他做事的一貫態度：有交代，就要有交賬。

至于“許世友的兒子”這個身份，他自己刻意淡化，從不拿出來給自己添光。當地群眾記住的是一個不張揚、肯吃苦的干部，而不是某位大將的后人。

三、扎根大別山：修路、架線、防汛一線的“軸”干部

許光回到大別山后，自己有一句話時常掛在嘴邊：“不能在軍營里施展抱負，就要在家鄉有所作為?！边@話說得不響，卻像一根線，串起了他后來的幾十年。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新縣接到任務，要籌建159微波站。這是當地通信建設中的一件大事，選址在山上，地形險，交通差，機械設備根本上不去。許光被安排負責籌建工作。山上沒路，他就帶頭和工人一起，用肩挑、背扛，把一件件設備運上去。連續施工三百多天，他始終和普通職工一道勞動，吃一樣的飯，住一樣的工棚。

那時條件艱苦，很多人都記得一個細節：他在山坡上揮鎬挖地基時，汗水順著臉往下淌，衣服濕透，卻從不往后退。有人勸他稍微歇一會兒，他擺擺手說：“等站建起來，老區通信方便了，再歇也不遲?！边@種干勁，在當年的干部中并不稀罕，但堅持幾十年不變，就有點特別了。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新縣決定鋪設35千伏高壓線路，把電從山外引進縣城。對于當時的老區人來說，這條線路意味著燈光、意味著工廠、也意味著生活的改變。許光又一次站在前面，一頭挑著任務，一頭帶著民兵。

那段時間，他和民兵同吃同住，白天扛著水泥電桿往山上抬，晚上蹲在路邊商量第二天的施工安排。山路崎嶇，電桿沉重，很多年輕人抬得肩膀青一塊紫一塊，他也不例外。線路終于從山外拉進縣城，那一晚，許多老百姓站在街頭，看著燈泡亮起，嘴里不停念叨：“亮了，亮了。”有人回憶說，當時見到許光，忍不住對他豎起大拇指，他只是笑笑：“是大家拼出來的?！?/p>

新縣原常務副縣長韓文定提到他，總要說一句：“許光為家鄉建設四處奔走，多次上地區、省里爭取項目，為縣里的基礎設施打下了底子。”這種奔波，并不僅僅是開會或寫報告，有時還得往返在機關與鄉鎮之間，挨個村去看情況。

1987年7月，新縣遭遇大雨，山洪暴發，防汛壓力驟增?？h防汛指揮部緊急通知，讓許光連夜趕到郭家河。他當時已經身有疾病，但顧不上多想，冒雨上車往山里走。路被洪水沖壞，吉普車一個趔趄，栽進兩米多深的坑里，車內幾人都受了傷，他更是當場昏迷。

后來回憶這一幕，韓文定眼圈發紅：“他昏迷了三天三夜，臉上縫了二十多針，門牙磕掉了。結果剛一醒過來，就嚷著要到水庫去和民兵一起堵決口?！鄙砩系膫€沒好，他已經站在堤壩上指揮搶險，身邊人看了都搖頭：“這人真軸?！笨梢舱沁@種“軸”，讓他在關鍵時刻從來不躲、不避。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多年擔任縣人武部副部長期間，他幾乎走遍了新縣的山村。下鄉時他為自己定了“三不”規矩：不喝酒、不抽煙、不吃肉。表面看，是節約開支，實則是刻意與群眾保持平等的距離——既不讓人覺得他來占便宜，也不給別人造成負擔。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煙癮其實不小，但在公事場合，從不抽公家的煙。有一次，一位湖北來的村支書看見他抽著最便宜的“散花”煙，笑著打趣：“你一個縣干部，抽的煙還不如我一個農民好。”他只是笑笑，把煙掐滅，沒搭話。后來有人問他為什么這樣“摳”，他輕描淡寫一句：“公家的東西，心里要有桿秤?！?/p>

電話普及以后，縣里給他家裝了固定電話。按當時的規定，單位可以報銷話費。許光卻一再叮囑家人：只接電話，不打電話，私事一律不許用公家線路。家里人想多說兩句，都要找投幣電話。許道江回憶，父親常說：“不該花的錢，一分也不能花?！甭犉饋硇踹?，卻貫穿他的一生。

對自己省，對別人卻不吝嗇。1957年，他從部隊回鄉探親時，得知田鋪鄉河鋪村有個叫朱慈柱的婦女，一個人拉扯五個孩子，日子過得很艱苦，便主動伸出援手，資助了她整整九年，直到這家生活有所好轉。他曾對人說：“父親讓我回來，不只是給奶奶盡孝，也是讓我們對老區人民盡孝。”話里有一種樸素的傳承感。

1982年，他五十三歲，職位是新縣人武部副部長，已經到達副團職軍官的最高服役年限。河南省軍區準備提拔他到信陽軍分區擔任領導，以延長服役。按常理說，這對個人和家庭都是好事。然而，他卻主動提出愿意轉業，把機會讓給更需要的人。幾個月后，他轉業到新縣人大工作，繼續在一個不起眼的位置上忙碌。

縣里條件改善后，原本打算把一處寬敞的院落分給他住。沒過兩年，新縣人大要蓋家屬樓，卻遲遲征不到地。許光得知情況，二話不說，帶著家人搬出去租房，把原來的院子交給單位使用。家人提起實際困難，他擺擺手：“房子小點也夠住?！庇腥颂嵝阉梢园凑叩謨r交換，他卻把單位的難處一條條列出來，說組織更需要那塊地方。

到了1992年，他辦理退休手續時，有同事提醒，只要能證明自己在解放前參加工作，就有資格辦理離休，待遇高出不少。他明明有許多戰友可以蓋章作證，卻堅持按退休手續辦，說：“國家有政策，就按政策辦。比起那些犧牲的老紅軍后代，現在的生活已經很好了?！?/p>

從修路架線到防汛搶險，從拒絕提拔到主動讓房，從節省一支煙、一通電話，到毫不猶豫掏出自己的工資照顧困難群眾，這些看似雜亂的小事，串起來其實就構成了他一生的軌跡：不求出名，但求心安。

四、家風與遺囑：不為自己多要一分，卻為老區留下20萬

講許光，不得不說他始終堅守的一條承諾——絕不利用父親的影響為自己謀取任何私利。這句話，他在許世友生前說過，在許世友去世后仍然遵守得非常嚴格。

老將軍的一位老部下，后來成為武漢軍區的領導。出于對老首長的敬重，他曾打算把許光調到武漢，讓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更好一點。消息傳到新縣，有人悄悄替許光高興，覺得這是難得的機會。結果，許光斷然謝絕，理由很簡單：“當初答應過父親，不能借他的名頭為自己謀利?！?/p>

這套原則，他也同樣用在兒女身上。大兒子許道昆高中畢業后想當兵，正趕上許世友的老部隊在招新兵，只要打個招呼，路子非常好走。但許光硬是把兒子送去鄉下當知青，讓他和普通青年一樣排隊報名、等待審批。第二年，他才把兒子送到濟南軍區，當了一名普通偵察兵。

二兒子想參軍，也沒例外。退伍之后，兩兄弟都回到家鄉工作，沒有任何特殊照顧，沒有哪個崗位是靠“關系”換來的。有人好奇地問他：“你這么做，孩子會不會心里不平衡？”他只說一句：“我早就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了，他們也不能戴?！?/p>

女兒許道江在北京工作，那個年代回一趟家并不容易。從北京到新縣，要坐幾個小時的長途汽車，有時連車票都買不到。許光在縣人大擔任副主任，有公車可以使用，但他多次強調，不能讓單位的車接送女兒。父女見面時，他總是反復叮囑：“生活低標準，工作高標準，給黨爭光，不要抹黑。”聽得多了，孩子們也清楚，這是原則，不是客氣話。

等到父母年紀大了，女兒覺得老人住在只有六十平米、墻皮泛黃的老屋里太辛苦，就向縣里爭取了一些補貼，又自己貼錢，準備給他們買一套帶小院的大房子。許光知道后，當場發火：“買房子可以，但別打著我的旗號。我不住這樣的房子。”

最后，老人還是守著那間舊屋過完了晚年。屋子不大，家具簡單：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軍旅皮箱，七十年代的木柜，八十年代的簡易木床，一臺九英寸黑白電視機，一把生了銹的電風扇。外人走進來，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將門之后”的家?？稍谠S光看來，這樣才踏實。

轉到生命的最后一年。2012年，許光被確診為肺癌。起初，子女不敢把實情告訴他，只說病要好好治，需要住院。他一聽就皺眉，不愿意去醫院，覺得既費錢又麻煩。子女輪番做工作，總算把他勸到了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

住院后，他提出五點要求：不享受特殊補助，不住條件好的病房，不使用進口藥，不做過度治療，不給子女添麻煩。醫生和家屬都有些為難，但也知道勸他改口幾乎不可能。

后來，他還是從醫生口中得知了病情的嚴重性。得知自己是肺癌后，他的反應讓人既心酸又敬佩：“我要回新縣，我家是普通家庭，沒有那么多錢?！边@話說得直白，背后卻是一貫的態度——不想因為自己的病，讓國家多承擔一分負擔。

2012年8月，王樹聲的女兒王宇宏專程去醫院探望他。許光見到老戰友的后代，心情格外好，兩人聊起往事，話題卻很快轉到老區的發展、家鄉的變化上。他關心的不是自己還能活多久，而是新縣的路修得怎么樣，老百姓的日子有沒有寬裕一些。

就在這段時間，他做出了一個看似突然，又十分符合他性格的決定——把自己全部積蓄20萬元，作為遺產留給家鄉，用于老區的老人和兒童福利事業。這筆錢，并不是哪一筆大收入得來的，而是一點一滴攢出來的工資、稿費和補貼，是幾十年省吃儉用摳下來的“余糧”。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已經病重，為什么不留一些錢給自己治病，或者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從他一生的選擇來看，這個答案并不難理解。在他心里，有個秤，總是把“個人”擺在后面，把“集體”和“老區”擺在前面。對于自己，他慣常的想法是：能省就?。粚τ诶蠀^，他常常覺得：能多做一點就多做一點。

2013年1月6日，許光在新縣去世，享年84歲。因為他一直低調，生前多次拒絕媒體采訪，他的很多事跡，還是在離世之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消息慢慢傳開，老縣城里年紀大的人，提起他時往往會加上一句：“是個實在人。”

許道江在回顧父親一生時，說過一段很有分量的話：從1948年到1965年，父親和爺爺相處了整整17年，耳濡目染之下，許世友那套嚴于律己、忠誠樸素的作風深深刻在他心里。后來，不論是在海軍艦艇上守衛海疆，還是在大別山基層服務老區，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續那種紅色傳統——不喧嘩，不追逐虛名，卻把一輩子都放在為國家、為人民的責任上。

許光臨終前的那份遺囑，沒有華麗的詞句，只是一筆清晰的數字和一個清楚的去向。二十萬元，對照他簡陋的家，對照那臺九英寸黑白電視和生銹的電風扇，顯得格外醒目。錢不算多，但足以說明，他從青年到暮年，始終沒有偏離自己早年立下的那條規矩：不給自己“添光”，愿意替老區“添火”。

對新縣的很多老人和孩子來說，捐款是一串抽象的數字；對熟悉他的人來說，這則是一個人一生行事風格的自然收束。早年的“黑伢”，在戰火中倔強地活下來了；海軍軍官許光，在甲板上干出了成績，又主動回到山鄉；老年的他，堅持不占公家便宜，最后把積蓄全部留給老區。前后串起來，邏輯簡單，卻極為清晰。說到底，他只是把自己看得很輕，把該承擔的責任看得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