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4年1月7號這天，天還沒亮，國防部副部長王樹聲的日子走到了頭。
在那口氣咽下去之前，他腦子還清楚，硬是做出了個讓大伙兒都沒想到決定。
照理說，憑他肩膀上的星，憑他打下的江山，身后事肯定得進八寶山。
那是啥地方？
榮譽的頂峰，組織上給開國大將的最后體面。
可誰也沒料到，王樹聲把頭搖得像撥浪鼓。
他臨終就交代了兩條：頭一個，別把我埋在八寶山；再一個，把我送回麻城老家，我要跟當年死在戰場上的兄弟們擠一塊兒。
等到火化完，骨灰盒上的字更是讓人看著心顫——啥官銜沒寫，啥級別沒提，光禿禿刻著五個大字：“王樹聲烈士”。
這可不是腦子一熱，而是老爺子這輩子都在心里盤算的一筆賬：到底是當個高高在上的官，還是當個普普通通的兵？
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的算法甚至顯得有點“不近人情”。
要把這筆賬算得最明白，還得看1971年過年那會兒。
那年北京的冬天冷得邪乎，西北風裹著冰渣子往領口里灌。
按說，堂堂國防部副部長想見在郊區當兵的小閨女，有的是省事兒的招。
第一招：給秘書遞個眼色，部隊那邊肯定立馬派車把人送回家吃餃子。
第二招：坐著紅旗轎車去，警衛員開路，直接開進營房，多威風，多快當。
可老爺子偏是個倔脾氣，選了第三招：孤身一人，去擠公共汽車。
這哪是探親，簡直是找罪受。
不光累身板，還耗功夫。
倒了三趟車，又折騰了一路，才算晃悠到京郊通信部隊的大門口。
到了地界兒，他又給自己出了道難題：是亮那一身將星，還是老老實實守規矩？
只要他嗓門大點喊一句“我是王樹聲”，或者把證件往那一亮，哨兵肯定得敬禮放行，搞不好連營長團長都得嚇得跑出來迎接。
可他偏不。
證件沒掏，名字沒報，就那樣平平淡淡地說了句：“我找閨女，她在通信連。”
哨兵眼皮都沒抬，公事公辦：“填單子，后邊排隊去。”
這會兒門口排的長龍都快甩到馬路上了，全是拎著大包小裹來探親的家屬，有的提著那活雞活鴨，有的抱著年貨。
再看王樹聲，裹著件領口磨破了皮的舊軍大衣，帽檐壓得低低的，就像個沒人搭理的糟老頭子，悶不做聲地站在隊尾。
這一站，硬生生站了兩個半鐘頭。
有人肯定納悶：這是圖啥許的？
既遭罪又磨嘰。
旁邊有個小伙子看他像個老軍伍，好心想幫他喊一聲，都被他擺手攔住了。
在王樹聲的心里頭，這就是一場關于原則的考試。
要是為了看眼閨女就得動用手里的權力“刷臉”，那這個口子一旦豁開，往后閨女在部隊里還怎么挺直腰桿當個普通兵？
也就是到了飯點，門衛才慢悠悠地給連隊掛電話：“有個探親的，在門口等半天了。”
閨女王季遲（小名“四毛”）火急火燎跑出來一看，眼淚差點掉下來：老爹坐在冷板凳上，臉凍得跟紫茄子似的，鼻尖掛著白霜，嘴唇都裂了好幾道口子。
四毛急眼了，埋怨他咋不讓司機送，咋不打個電話讓直接進。
王樹聲沒接茬，扔過來一句硬邦邦的大實話：
“這是部隊營區，不是咱家后院，你得記清楚嘍。”
就這一句話，硬是把爺倆的關系，從“父女”強行拽回了“官兵”——還是那種最不講情面的上下級。
這趟探親，滿打滿算也就半個鐘頭。
沒有什么小灶接風，爺倆就在連隊的接待室干坐了一會兒。
盤子里有三塊糖，老爺子只捏了一塊。
臨走的時候，四毛想送老爹去車站。
王樹聲把臉一沉，直接趕人：“回你的崗上去，我自己認路。”
看著老爹深一腳淺一腳踩著雪去擠公交的背影，四毛猛地想起親媽嘮叨過的一句評價：“你爸這人，活得一點不像個首長，倒像個老兵油子。”
沒錯，在王樹聲這本“賬簿”里，“首長”是個職務，隨時能擼；“老兵”是個本色，帶進棺材的。
為了護住這個本色，他在家里簡直搞起了“軍營化管制”。
擱別的干部子弟身上，最大的便宜往往不是錢，而是那些看不見的方便——坐公車辦私事，拿公家電話煲電話粥，靠老爹的面子鋪路子。
王樹聲把這些道兒全給堵死了，連個縫都沒留。
大兒子王魯光成家那會兒，院里的工作人員好心想幫襯一把，提議借點公家的桌椅板凳布置新房。
這事兒在當時的大院里，也就是睜只眼閉只眼的事。
可王樹聲聽完，當場把警衛員叫過來一頓狠批：“公家的物件，結婚能用？
你是想讓他結完婚就背個處分？”
到最后，婚禮當天的鋪蓋卷都是從自家床底下湊出來的。
這種“甚至有點不通人情”的倔勁兒，在小閨女四毛身上演得最絕。
最難熬的時候，她偷偷給親媽寫信訴苦，哭著喊著說“想回家”。
信轉到了王樹聲手里。
他沒一句安慰，也沒半分心疼，回信就七個大字：“你不是來享清福的。”
在連隊里，壓根沒人知道四毛她爹是哪路神仙。
有回大伙聊起干部的家風，隊長問她，她低著腦袋說：“沒啥不一樣的，我爸從來沒領我出過門。”
這可不是瞎話。
在她的腦海里，父親確實把自己跟那些“特權”撇得干干凈凈。
這種撇清，最后卻釀成了一個讓人心里發酸的結局。
1974年，王樹聲病重告急。
那時候四毛正在連隊值班。
接到信兒，她趕緊找連部請假。
這時候，只要有一通從北京打來的電話，或者哪怕有人知道她是副部長的千金，這張假條閉著眼都能批下來。
可連隊領導被蒙在鼓里。
看著堆成山的任務，領導搖了搖頭：“眼下任務重，假批不了。”
四毛急得掉眼淚，那是她在連隊頭一回哭鼻子。
可軍令如山倒，她愣是沒走成。
等到任務扛完，她火急火燎趕回北京，黃花菜都涼了。
葬禮辦完了，骨灰也送走了。
她站在老宅緊閉的大門前，瞅著窗臺上的落灰，連親爹最后一面都沒見著。
很多年后，再有人提這檔子事，四毛語氣很平，但透著股遺憾勁兒：
“那天，他要是稍微給我打個電話，沒準我就能趕上了。
可他偏偏沒打。”
在人生的最后關頭，王樹聲還在算那筆賬：是動用特權見閨女最后一眼，還是守住“不搞特殊”的底線帶進棺材？
老爺子選了后者。
1987年，王樹聲的骨灰回到了麻城烈士陵園。
沒啥排場，也沒有記者扛著長槍短炮，只有幾個老戰友靜靜地陪著。
碑不高，上頭刻著：“王樹聲，1905—1974”。
四毛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軍裝，彎腰抹了抹碑腳上的泥土。
她說：“他這一輩子不樂意抬頭看人，現如今也沒抬頭。”
這話聽著讓人心里發酸，可細琢磨，這沒準正是王樹聲最稀罕的評價。
在他眼里，低著頭當個老兵，比昂著頭當個大官，心里頭要踏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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