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許世友給兒子許光寫信，并寄去五十元錢：在老家給我買口棺材

1979年深秋，河南新縣許家洼一帶，山風已經帶著涼意。許光拿著從南京寄來的信，站在院子里愣了很久。信封里除了薄薄一頁信紙，還有一疊用紙條扎好的五元票子，湊起來剛好五十元。信不長，卻句句扎心：讓兒子先在老家給自己買一口棺材，將來好埋在爺爺奶奶身邊，不火化。那一年，許世友七十四歲，自認“身體蠻好”，還能再活十來年。但從這封信開始，他對身后事的安排，其實已經有了清晰的盤算。

有意思的是，信里反復提到“活著盡忠，死后盡孝”這八個字。一面是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一面是埋在河南山坳里的父母墳塋，這兩頭，他想同時抓住。這樣的取舍糾結，一直伴隨他走到生命終點。

一、從不服老到病危，鋼鐵漢子的最后一年

時間轉到1985年。那一年元旦剛過，已經八十歲的許世友，讓秘書代筆寫了一份報告，上交中央。內容并不復雜：一是自認年事已高，“來日不多”；二是坦言對組織沒有別的要求，只求死后能棺葬，回鄉與父母合葬。他還一再叮囑身邊人，幫忙看看中央批復下來了沒有。

在旁人印象中，這樣的話，似乎有些突兀。因為就在不久之前，他還逢人就說自己“腦子清楚，手腳靈便”，連醫生的叮嚀都當耳邊風。久經沙場的人，對疼痛、對危險的忍耐，早已遠超常人，對自己的身體，他有一種天然的自信，甚至帶著幾分倔強的驕傲。

那一年春節前后，他腹部開始隱隱脹痛。對在炮火中滾過來的他來說，這點不適算不了什么。工作人員和家人看得出情況不對，勸了好幾回，才把他勸到上海華東醫院做檢查。抽血結果出來，甲胎蛋白指數高得驚人，是常人的四十倍以上，這在臨床上通常意味著肝癌的高度疑似。

醫生們不敢貿然下結論。畢竟，這位老人多年飲酒，又有肝硬化病史，指標異常可能有多種原因。醫院組織了一次會診，最后給出一個謹慎的意見：嚴密觀察，定期復查。報告字里行間，已經透出一種隱隱的緊張。

兩個月后，南京軍區總醫院重新化驗血樣，指標依舊居高不下。又過十來天，醫院再做一次復查，數值被牢牢釘在一千毫微克以上。這一次，懷疑幾乎變成了確診。醫院專門起草了一份關于“許世友同志健康情況”的紅頭文件，只印了十份，送往南京軍區和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部分首長手中。

拿到這份報告的人里，有他的老戰友聶鳳智。當時，兩人在青島參加中顧委會議。消息先到了秘書手里，再由秘書轉到聶鳳智案頭。聶鳳智看完報告，久久沒說話，最后手一抖，在紙上簽下一個“聶”字。這一筆，既是閱知，也是沉重的確認。

那天晚上，他決定當面勸一勸老戰友。許世友沒參加當晚的活動，正一個人在住處。見面時，他仍舊笑呵呵的，說話中氣十足。聶鳳智小心翼翼問起身體狀況，他擺擺手，說“好得很”。對于南京軍區總醫院打來的“肝部有點問題”的電話，他只是點點頭，似乎并不在意。

勸他去北京301醫院檢查，氣氛立刻變了。許世友臉一沉，只吐出兩個字：“不去。”他向來如此，說出“不要”，就很難再有回旋余地。聶鳳智知道他脾氣，為難又擔心，只能從醫療條件、檢查設備、治療手段，一條一條耐心往下說。回答還是那兩個字：“不去。”

過了幾天，聶鳳智越想越不踏實，8月6日，又帶著妻子何鳴去見他。這一次，許世友顯得有些疲憊，說話含糊。何鳴湊近聽，才聽清楚——他想盡快回南京。原因他沒有展開說，只是反復提這一點。那天送客之后，聶鳳智站在窗前愣了很久，心里隱約覺出，那種“想回去”，可能不只是想回一個駐地，而是想離北京遠一點。

后來，301醫院政治委員劉軒廷奉命到南京會診。他曾是許世友的老部下，兩人見面多少還帶點戰場上下來的親近。劉軒廷坐在病榻前，又提起去北京治療的建議。許世友依舊搖頭：“我不去北京。”劉軒廷試著打趣：“北京條件好，路又寬。”許世友想了想，悶聲說出一句“北京路太窄”。劉軒廷不理解，繼續說起長安街有多寬。沉默片刻，許世友低聲補了一句：“我吵不過他們。”

這句看似玩笑的話，不得不說也藏著幾分心事。他清楚，北京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集中治療，也意味著一旦病情惡化，想再回老家，就沒那么容易了。與其到人生最后一段時間里在大城市病房里轉圈，他更寧愿靠近中部，靠近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

二、病房里的倔強與疼痛，人與病的拉鋸

其實，他不僅抵觸去北京，連醫院也不想多待。回到南京后，他堅持住在中山陵8號，不愿正式住進南京軍區總醫院。中央權衡再三，只能退一步：由南京軍區總醫院抽調精兵強將，組成醫療小組，進駐中山陵8號，對他實施系統監護。

在這一點上，他還是延續了自己一貫的想法——能不住院就不住院，能用“土辦法”就不用大手術。多年的行軍打仗，造就了他對現代醫療手段的本能排斥，也形成了那種“扛一扛就過去”的習慣。遺憾的是，這一次的對手不是普通的傷病，而是惡化迅速的肝癌。

醫療小組的病情記錄越來越沉重。起初是偶爾腹痛，需要按時注射止痛針。到9月下旬，每日止痛次數已經增加到四次。伴隨腫瘤發展，肝區疼痛如影隨形，時輕時重，像一把鈍刀，反復在一個點上摩擦。他這樣一個在戰場上九死一生的鋼鐵漢子，也開始被生理上的痛苦拖入深淵。

許世友的兒媳婦后來回憶，說在最難熬的那段時間里，他幾乎從不在別人面前叫疼。有時候實在挺不住了，就主動提出打一針止痛藥，過一會兒又反悔，說“算了，不打了”，咬著牙強撐。他還有一個習慣：疼得厲害的時候，不允許任何人在病房里。他不愿意讓別人看到自己難受的樣子，這一點，既倔強又帶著點近乎苛刻的自尊。

有一天中午，他說要上衛生間。進去后遲遲沒出來，十分鐘過去了，護士覺得不放心，輕輕推門，眼前的景象把她嚇了一跳——許世友正用頭用力往墻上撞。工作人員趕緊沖上去，把人按住，扶回病床。事后，醫療組專門開了一個會，有人認為，這是肝癌疼痛難以忍受后的一種極端發泄方式；也有人判斷，他的神志已經受累，出現短暫性的意識障礙。

考慮再三，大家決定加強陪護，由熟悉他的工作人員二十四小時輪流守在床邊。比起專業醫護，這些老部下更懂他的脾氣，也更愿意遷就他的各種不合常理的要求。在他們眼里，許世友不只是一個病人，更是一位多年來朝夕相處的首長。身體重要，情緒同樣重要，這種心理，外人很難完全理解。

某天夜里，他突然變得異常煩躁，嘴里不停嘟囔著要“活動活動”。那時的他，全身嚴重水腫，腹水明顯，體重已經超過兩百斤，起身都困難，更別說自己下床走路。屋里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想辦法，又不想直接拒絕他的要求。最后，有人提了一招：把他挪到沙發上，幾個人一起推著沙發在病房里移動一圈，當成“散步”。

說干就干。七八個壯實的工作人員合力將他從病床抬到沙發上，慢慢扶好，再一起推著沙發在病房里來回“走”。樓下病房的醫護聽到動靜，還以為樓上出了什么事，急忙跑上來詢問，是不是出了意外。看見屋里的場景，不免有些釋然，也有幾分心酸。

活動結束，眾人又把他轉回病床。折騰了一圈，他反而安靜下來，很快沉沉睡去，那一覺睡得格外安穩。類似這樣略帶“幼稚”的安排，在旁人看來或許有些可笑，但對于一個被病痛逼到絕境的老人，能滿足一點點心理上的愿望，已經彌足珍貴。

進入9月底，他清醒的時間越來越少，常常整天昏睡。9月30日，他的下肢皮膚出現大片瘀斑，這是肝癌晚期較為典型的表現，預示著生命的計時進入了最后階段。此時，中央軍委方面十分關注，多位領導人派人前往南京探視。

楊尚昆親自到病房看望。工作人員湊到許世友耳邊，大聲說：“許司令，軍委楊尚昆副主席來看你啦，是從北京來的，是代表鄧小平主席來的！”喊了好幾遍，他才從昏睡中艱難掙扎出來，喉間發出幾聲含混的“咕嚕”聲。費了很大力氣，他睜開眼，看到床前站著的楊尚昆，艱難挪動嘴唇，吐出幾個模糊的音節。大家仔細辨認他的口型，才明白那幾個字——“我完蛋了”。

這一句話，對他來說并不容易。他這一生，對生死一向有種“不信邪”的勁頭。戰場上被子彈擦身而過，被炮火掀翻在泥水里，他都硬生生挺了過來。如今，反倒是在病房里，親口承認了自己的終點。聽懂這句話的人，心里都不免一沉。

醫護團隊并沒有因此放棄。10月20日前后，醫療小組發出緊急警告，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專家輪番會診，試圖在極限邊緣搶回一點時間。可是在生命體征迅速滑落面前，所有手段都顯得力不從心。10月22日下午，南京軍區總醫院的心電監護屏幕上，波形緩緩拉直，最終化為一條穩定的直線。這一天是1985年10月22日，他終年八十歲。

那一頭，是戰場上的無數次出生入死；這一頭，是病房里與癌癥的短兵相接。倘若只看結果，會覺得不過是“病重身亡”幾個字。但細看他在病中的選擇與堅持，可以發現，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一份尊嚴，也守住那點關乎“回鄉”的倔強。

三、火葬倡議與“棺材信”：忠與孝的拉扯

1985年許世友去世后，關于他后事的安排，迅速提上議程。10月26日上午，中顧委副主任王震受鄧小平委托，專程趕到南京軍區，向有關方面傳達小平同志的意見。在那段講話中，他連續七次提到“特殊”二字：特殊的性格、特殊的經歷、特殊的貢獻，甚至還有“特殊通行證”，一層壓一層，語氣格外鄭重。

所謂“特殊通行證”，說到底，是為他破了一個當時已經形成原則的例。事情要從1950年代中期說起。

1956年，中南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一份倡導干部身后火葬的意見書在領導人中傳閱。當時，出于節約土地、移風易俗等考量，很多中央領導都在這份倡議書上簽了名，表示支持。那時，全國殯葬改革剛起步，上行下效的示范意義非常重要。

這份文件擺到許世友面前，他卻遲遲不肯落筆。他的為難，說起來既簡單又固執——舍不得放棄棺葬。在河南老家那片山里，人們骨子里認的是入土為安、落葉歸根那一套。他在外打仗幾十年，一直覺得虧欠父母太多，希望死后能埋在父母墳旁，為他們“守墳盡孝”。火葬，對他來說，不只是一種新制度，更像是割斷與祖墳最后的聯系。

這種情緒，并非一夜之間產生。早在1952年，他第一次以山東軍區司令員的身份回鄉探親時，就被現實深深刺痛。那一年，他與家鄉已經闊別二十年。進門見到母親，一時竟認不出來。眼前這位頭發花白、衣衫襤褸的老人在廚房忙里忙外，與記憶中那個中年婦人幾乎連不起來。他下意識地愣住，隨即一跪到底，放聲大哭。母親也跟著掉眼淚，嘴里念叨著“回來了就好”。燒水、做飯、讓兒子坐下吃飯，這些再普通不過的小事，在那一刻卻格外刺目。

1957年，他已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又一次回鄉。這時母親已七十八歲，仍習慣親自砍柴、生火做飯。許世友看在眼里，心里五味雜陳。他和妻子田普商量，決心把老人接到南京照顧，換個生活條件。田普也全力支持，對老人百般敬讓，什么都搶著干，希望讓她過幾天輕松日子。

然而，環境變了，人卻不自在。母親在南京住了不到一個月，就提出要回鄉。她不適應城市生活，不習慣別人替自己做事，覺得每天坐著不干活，反而心里空落落。許世友以為是自己工作忙，忽略了母親，便更加用心照料，連一些小事情都不讓她動手。沒想到，這樣反而讓老人更不自在，整日郁郁寡歡，說話也少了。

最后，他不得不妥協。看著母親執意要回老家，他壓下自己的不舍，把她送回故鄉。此后每一次回鄉，他心里都帶著一點說不出的愧疚。

1959年，當他再回到新縣時，母親已經離世。站在新墳前，他又跪下，低聲自語：“娘，忠孝難兩全，您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未能服侍您，我死后一定回來為您守墳盡孝。”這句“忠孝難兩全”，不僅是對自己經歷的概括，也像是從許多老一輩軍人嘴里流出的共同心聲。

正因為有這樣一段心路，他面對火葬倡議時，才會格外糾結。據傳，那時他還為此專門去找毛澤東說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為難說得很直。毛澤東聽完，只是笑了一笑，沒有當場表態。這個笑，有人理解為寬容，也有人理解為對這種掙扎的理解，態度并不簡單。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國殯葬改革更進一步，干部和群眾基本都按規定執行。許世友越老，心里反而越不踏實。他非常清楚，一旦自己在北京病危或去世，身后事就很難再單獨做安排。北京廣闊，但對于一個心心念念想埋在農村山坳里的老人來說，卻反而顯得“路太窄”。

所以，1979年10月22日那封寫給許光的信，就顯得格外有意味。這封信，寫得樸素，字里行間卻規劃得十分清楚：寄去五十元，讓兒子先在老家買口棺材，等自己走后，不要火化，要埋到爺爺奶奶身邊。他還認真算了一筆“時間賬”：自己七十四歲，“身體蠻好”，如果能活到八九十歲，大概還有十多年，這十幾年，可以把該準備的都準備好。

從那一刻起，他不只是在安排一口棺材，而是在給自己未來的“歸屬”留出一條路。五十元，在當年并不算小數目，但也談不上昂貴。棺材本身不是重點，重點是那種“先準備著”的態度。他怕的是到時來不及，怕的是自己還沒回到河南，事情就定了性。

1985年初，他讓秘書代寫報告上交中央，請求允許自己棺葬回鄉。這是他在制度面前主動的一次正式申請，也是對多年心愿的集中表達。隨著病情惡化，他在迷糊中還常常問秘書：“中央回信沒有？同意不同意？”這種反復追問，不像一位高級將領，更像一個惦記家里事的老人。

報告送到北京后，層層傳閱。事情的難處在于，誰都知道一旦為他開了這個口子，后面如何把握，如何“下不為例”，都須考慮清楚。最后，批示落在鄧小平的案頭。

鄧小平和許世友打交道多年，對他的性格和經歷再熟悉不過。他知道許世友在戰爭年代付出了多少，也知道他這份“死后盡孝”的執念從何而來。權衡之后，他在報告上寫下短短幾字：“照此辦理，下不為例。”這句話，說得干脆，也留下了邊界：只此一次，不作先例。

這份批示，在當時并沒有公開宣傳。關于他能棺葬、能回鄉埋葬的消息，僅在極小范圍內知情。用現在的話說，是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內部決定”。而在許世友生命的最后幾天，這份批示已經到了南京，也讓負責后事的人有了最關鍵的依據。

四、回到許家洼：一位老將的落葉歸根

許世友逝世后，南京方面按中央指示，緊鑼密鼓地安排后事。公開的信息，仍舊遵照當時的殯葬規定；而真正與棺葬、回鄉有關的準備，則在另一條線悄然推進。

1985年11月8日零點，南京軍區副參謀長范志倫奉命，下達一項并不起眼卻極為重要的命令：車隊按既定路線，連夜出發，駛往河南新縣許家洼。這支車隊的任務，并不對外宣傳，只在內部以高度保密的方式執行。

車隊一路北上，抵達新縣時已經是9日凌晨。當地一支工兵分隊早已提前到達，悄悄在選定位置開始作業。四周山林寂靜，只有鐵鍬插入泥土發出的悶響，在夜色中一下一下傳來。沒有儀式，沒有鼓樂，甚至連說話的人都不多，大家都明白這趟任務的分量，也懂得低調的必要。

天色微亮時，準備工作已經完成。許世友的棺木在這一片青山綠水間緩緩下葬。那一年，他離開故鄉已經半個多世紀，中間經歷過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又歷經共和國早期的風風雨雨。繞了一圈，最終還是回到了父母身邊。

當時中央有硬性規定：不準為他樹立墓碑。這一條是為了堅持原則，也為了避免引發誤會。墓地的位置，沒有明顯的標記，只有知情者心里有一張“地圖”。

不過，時間一長，來此吊唁的人越來越多。有的是老戰友，有的是曾在他麾下服役的干部戰士，還有一部分，是慕名而來的當地群眾。大家走到山坡間，往往要靠打聽或指點，才能找到大致的地方。沒有碑，沒有字，只有一抔黃土，多少讓人覺得有些遺憾。

在眾人的反復建議下，1986年，王震出面做了協調。他親自過問這件事，在合規范圍內想辦法給這位老將留下一點明確的標識。最后，選定一塊花崗巖石，立在墓前，上面請著名書法家題寫了七個大字：“許世友同志之墓”。字不多，格式也很樸素，但對于那些知道來龍去脈的人來說，這塊碑既是紀念，也是一個時代的注腳。

回頭再看，這條從“火葬倡議”到“棺葬破例”的路，其實貫穿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1979年的那封“棺材信”，1985年元旦后的那份報告，加上他一再躲開北京、不愿遠離中部的選擇，前后串聯起來，就形成了一條相對完整的思路：要為自己的身后之事留出余地，要為當年的那句“死后回來守墳盡孝”找一個落實的方式。

許世友身上，有兩條線始終糾纏在一起。一條是從1920年代末參加革命開始，橫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成立后長期統兵的“忠”的那條線；另一條，則是在河南山區長大的兒子，對父母、對祖墳、對“入土為安”的那種固執的“孝”的那條線。

在組織安排與個人心愿之間，他并非不懂輕重，只是寧愿用提前十年寫信、反復叮囑，甚至拒絕去北京治療的方式，為自己爭取一個能與父母相伴的機會。他的請求最終得到了批準，但同時也被明確為“下不為例”。這一點，本身就很能說明當時制度與個案之間的微妙平衡。

許家洼的那塊花崗巖石，如今靜靜立在山坡上。碑后的黃土之下，是一位從黃泛區走出的農家子弟，也是新中國軍隊中極具個性的上將。他在生前把大半生交給了戰火與軍營，在身后則執意回到山村和長眠多年的父母作伴。忠與孝兩頭拉扯，最后落在這一方小小的墓地里，算是有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