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化妝品行業與皮膚科醫生的聯動日益緊密,從“醫研共創”到臨床合作,專業醫生背書成為品牌爭奪市場的新籌碼。然而,這種深度綁定也極可能暗藏利益輸送。
近期,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曝出的一起受賄案,將這一灰色地帶徹底曝光。
據日媒報道,日本警視廳于1月底以涉嫌受賄逮捕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皮膚科科長、教授佐藤伸一。警方懷疑其在2023年3月至2024年8月期間,借與日本化妝品協會合作開展“含大麻素化學物質皮膚治療研究”講座之機,頻繁接受協會方提供的高檔俱樂部、桑拿浴場及性風俗場所招待,累計約30次,涉案金額約180萬日元。
此外,佐藤的行為還包括以終止合作為由向合作方施壓、索要不當利益,性質惡劣。一同涉案的一名前特任準教授也在接受調查,協會相關負責人則因涉嫌行賄被立案。
據悉,涉案的日本化妝品協會JCA是一家以“化妝品通報/咨詢、研究開發與分析、培訓教育”等為主要對外業務的機構,官網公開信息顯示其還運營課程與活動報名體系,并與東京大學設有“臨床大麻素(カンナビノイド)學”相關社會連攜講座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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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行賄動機方面,目前較清晰的線索集中在該講座的主題與商業轉化預期上:有公開報道提到,該協會圍繞CBD(大麻二酚)等大麻素成分在皮膚領域的應用尋求聯合研究,并希望借助東京大學的學術聲譽與皮膚科體系,提高相關研究與對外傳播的可信度,為其后續在護膚品或相關產品方向的商業機會鋪路。
丑聞曝光后,東京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院長田中榮于1月27日引咎辭職。隨后,東京大學校長藤井輝夫召開新聞發布會,鞠躬致歉并承認校方在產學研合作監管、利益沖突審查上存在嚴重漏洞。此次事件并非孤例,東大醫學部此前已有整形外科教授因收受醫療器械商賄賂被捕,接連丑聞在重創日本頂尖學府聲譽之余,也為全球“醫研共創”模式敲響了警鐘。
切換到國內語境,在醫藥反腐持續推進、行業規范不斷收緊的當下,醫生為品牌站臺、參與商業合作的行為是否需要被重新審視?
01
“學會協會”成為反腐敗重點領域
2023年,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正式啟動,以“全領域、全鏈條、全覆蓋”為原則,劍指藥品耗材采購、臨床診療、醫保基金使用等核心環節,一批醫院院長、科室主任、藥企高管相繼落馬,行業生態迎來深刻重塑。
彼時,就有業內人士敏銳指出,反腐風暴的影響將溢出醫藥領域,開始波及與醫生綁定的化妝品行業。例如當年發布的行業工作要點明確“九項準則”底線,嚴禁醫務人員“違規直播帶貨獲利”,并重點整治“假借學術活動名義收受紅包、回扣”,有被解讀為對醫生為化妝品“站臺”行為劃出警戒線。
而2026年剛開年,醫藥行業就迎來一個明確信號:學術團體成2026反腐新靶點學,行業須重新審視學術合規。
1月14日,中紀委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公報中首次明確提出,將“學會協會”列為反腐敗重點領域之一,與金融、國企、能源等傳統權力集中、資金密集領域并列,釋放出向“隱形權力”開刀的強烈信號。
長期以來,醫藥學會、醫師協會、行業協會等專業組織被視為信息交流的中立平臺,遠離商業利益漩渦。
但現實中,部分學協會已悄然異化,依托行政資源背書,掌握臨床指南制定、職稱評審、科研項目立項、學術會議審批等關鍵權力,成為企業爭相綁定的核心節點。
一些由退休官員或在職專家兼任的協會負責人,利用“政商旋轉門”的雙重身份,在學術外衣下進行利益輸送,將學術資源異化為尋租工具。
從早年審計署點名中華醫學會學術會議違規收取藥企巨額贊助,到如今多地醫學會負責人接連被查,學協會領域的腐敗問題早已不是個案。這些組織憑借行業話語權,成為連接企業、醫生與市場的關鍵樞紐,一旦失守,不僅會扭曲學術評價體系,更會直接損害患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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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中紀委將學協會納入重點整治,標志著醫藥反腐從醫療機構、醫藥企業,進一步延伸至學術領域的“灰色地帶”,旨在斬斷“學術—商業”利益鏈,凈化行業生態。
結合日本東京大學皮膚科教授受賄案的警示,以及國內醫藥反腐的高壓態勢,厘清醫生參與化妝品行業相關活動的邊界、規范合作模式,或將成為守護專業公信力的關鍵。
02
商業捆綁下的群體困境
首先,在醫生群體高度綁定行業的當下,背書站臺已形成多元場景,既有顯性的商業合作,也有隱性的利益綁定。
例如在社交平臺上,“醫生護膚”成為流量密碼,不少醫生以科普為名,變相為化妝品引流,有的在護膚知識分享中刻意植入特定產品,有的開通商品櫥窗直接帶貨,還有的簽約MCN機構承接商業合作,模糊了科普與營銷的界限。
在線下,化妝品企業、協會頻繁邀請皮膚科醫生參與新品發布會、學術沙龍,甚至聘為“首席科學家”“品牌顧問”,借助醫生的專業身份為產品功效背書,提升品牌溢價與消費者信任度。更有甚者,如日本化妝品協會與佐藤伸一的合作般,以學術研究、講座為由,通過高額招待、利益輸送綁定醫生,實現商業利益的隱性變現。
而厘清合規邊界,核心在于區分“正常學術交流”與“利益輸送”、“專業科普”與“商業站臺”。
結合行業共識,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幾條紅線,例如嚴禁醫務人員利用執業便利或職業身份,假借學術活動名義收受化妝品企業的好處,即便以個人名義參與,也需規避與執業身份的綁定,不得誤導消費者將個人觀點等同于消費結論,又或者在學協會層面,嚴禁依托學術權力為化妝品企業“背書鋪路”,不可通過指南制定、學術評審等環節傾斜資源,避免學術資源異化為利益尋租的工具等。
但實際上,一旦醫生群體與企業形成利益綁定,專業獨立性被侵蝕幾乎成為高概率事件。
不同于單次講座、短期顧問合作,部分醫生與品牌之間已演化為更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有的通過股權合作、分成協議深度參與產品商業化,有的長期擔任顧問角色參與研發敘事構建,甚至直接主導功效話術設計。在此結構下,醫生角色已從“第三方專業評估者”轉變為“商業利益相關方”,其對產品安全性、功效性的對外表達,天然難以保持完全客觀。
在利益深度綁定結構下,醫生個體亦面臨現實困境。
一方面,其職業聲譽、學術資源乃至科研經費,可能已與企業合作深度捆綁;另一方面,一旦產品出現爭議或安全質疑,醫生往往處于“進退失據”的位置,公開質疑意味著商業關系破裂,保持沉默則可能損害專業公信力。在此語境中,即便面對臨床證據不足、功效表述夸大等情形,部分合作專家也更傾向于回避發聲,形成事實上的“集體沉默”。
當消費者逐漸意識到“專家推薦”背后可能存在商業利益驅動,醫學背書的說服力便會系統性貶值,真正具備臨床證據與科研積累的品牌,反而被淹沒在同質化的“專家站臺”噪音中。
學術資源被過度商業化使用,也將反向侵蝕科研評價體系,使“誰更有學術話語權”異化為“誰更具商業合作能力”。
如何既釋放醫生群體的專業價值,又避免其被過度商業化裹挾,推動美妝行業向科學、規范的方向發展,最終惠及消費者與整個行業生態,正在成為美妝行業無可回避的新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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