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凌晨三點還在剪片子的我，刷到顧國寧去世的消息，手機直接砸臉上——原來年薪八十萬的主持人，也扛不住連續低燒半年不當回事。
央視老同事說，2015年后他的工資條縮了快一半，為了湊兒子的國際學校學費，他偷偷接了不少商業配音，凌晨兩點還在地下室錄到干嘔。我爸也是肺癌走的，最懂那種“累到骨頭縫發酸”的錯覺——以為睡一覺就好，其實免疫系統早就罷工。顧國寧把持續低燒當成“主持人常見咽炎”，吃了半年薄荷糖硬撐，錯過最佳窗口期。
現在傳媒大學用他名字設了獎學金，首批五個孩子各拿兩萬，發表獲獎感言時全在哭——他們見過顧老師期末考那天，一邊咳血一邊給全班錄示范音頻，說“你們將來要替我站著”。媒體圈平均壽命比普通人短五年，真不是嚇人的數據，是無數個顧國寧用命填出來的平均值。
我關掉電腦去廚房倒水，聽見室友在客廳改方案，鍵盤敲得像機槍。想了想還是把紀錄片鏈接甩過去，附上一句：下周體檢我陪你，別再拖了。顧國寧的故事最殘忍的部分不是他走了，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復制他的路徑——把咳嗽忍成癌癥，把離婚忍成抑郁，把“再撐撐”忍成最后一根稻草。
天亮前，我給自己約了全身體檢，順手把微信簽名改成：低燒不退不是敬業，是作死。這回，輪到活人認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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