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交民巷御河段的時光低語

2024年9月10日，一個秋陽明媚的周三上午—開啟大運河御河段的尋訪之旅。御河屬于京杭大運河通惠河的城內河道，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曾作為大運河千里漕運的最后一段在胡同中蜿蜒，也被稱為胡同里的運河。

這一程尋訪的是御河邊的東交民巷。從新僑飯店南側開始，左轉便進入東交民巷，熟悉而陌生的百年建筑、豐富又跌宕的故人故事，都在這秋陽中分外地吸引著我…

《紅星照耀中國》的膠卷是在這里洗印出來的

東交民巷東段的大部分區(qū)域都曾是德國人地界。其中，與昔日著名建筑德華銀行遺址面對面的二層小樓，或與享譽攝影界與新聞界的阿東照相館有關（有說法是原址；但原址或應在路南，目前已經(jīng)無存）。

將近90年前，有一本名叫《紅星照耀中國》的圖書曾經(jīng)風靡西方世界。這本書被引入中國后，由于擔心GM黨當局禁止發(fā)行，改名為《西行漫記》。書中刊登了大量來自根據(jù)地的珍貴照片，其中一張“MZD在陜北”引起世人的廣泛關注，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新聞工作者埃德加·斯諾，而這些珍貴照片的洗印場所就是阿東照相館。

阿東照相館的創(chuàng)辦者是德國人哈同夫婦。當初起個具有中國南方特色的名字，或許是音譯，也可能是為了向華人顧客表示友好。哈同夫婦秉承了德國人的嚴謹態(tài)度，沖洗出來的照片專業(yè)水平很高，許多在京的外國攝影師都是他們的常客。

隨著照相館的名氣越來越大，哈同夫婦有些照顧不來。1933年，他們在《德國攝影學刊》上刊登了一條招聘廣告，廣告寫明：應聘者必須是茲瓦本人（德國西南部的一個前公爵領地），能講英語、法語，而且指定要女攝影師。在寥寥無幾的應聘者中，出現(xiàn)了赫達·哈默的名字。當時赫達·哈默剛從慕尼黑國立攝影學院畢業(yè)，她敏銳地感到，這就是為她量身定做的工作。于是她告別家人，遠赴北平，據(jù)說，臨行前，家人送給她兩件物品：一把防身用的手槍和一把雨傘，然而，這兩件東西都被哈默扔進了海里。

哈默曾患小兒麻痹癥，導致她右腿略短，她穿特制皮鞋校正，仍稍有跛行，但這種小障礙并不影響赫達·哈默在阿東照相館的五年經(jīng)理任期。

阿東照相館的工作很忙，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從早晨7時至晚上6時，哈默除了完成分內工作，還會把大量時間放在自己“拍攝北平”的興趣上，她騎上英國產(chǎn)的自行車，到處拍攝北平的風土人情。由于中文欠佳，哈默便用微笑替代言語，她以女性視角拍攝了大量北平風物，所關注的大多是一扇窗欞、一座古塔、一段城墻，有時她還會利用火車等交通工具，跑到京郊的西山，甚至京外的山東、河北等地采風。

有一天，埃德加·斯諾來到阿東照相館。此時他剛結束在陜北為期四個月的采訪，帶著30多枚膠卷返回北平。1936年的北平，處于GM黨、宋哲元、R本的三方勢力角逐中，無論哪一方都對陜北革命政權存在著深深的D意，所以，在北平?jīng)_洗這些照片要冒很大風險。當斯諾把膠卷拿給阿東照相館時，赫達·哈默接下了這份工作，那張頭戴八角帽的MZD形象多年后被選入中學歷史課本，成為人們對延安時代最深刻的記憶。

1938年，赫達·哈默離開阿東照相館。又過了兩年，她嫁給了《泰晤士報》駐京記者喬治·莫理循之子。赫達·哈默隨夫姓，改名為赫達·莫理循，人稱“小莫”。1991年，小莫在澳大利亞去世，根據(jù)遺囑，她在中國拍攝的一萬多張膠片與6000幅照片全部捐贈給了哈佛燕京圖書館。

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對聯(lián)，出自這座使館的前身

接著向前走，出現(xiàn)了小巧精美的圣米厄爾教堂。它曾經(jīng)是比利時公使館，庚子國變前，則是晚清內閣大學士、帝師徐桐的宅院，這個時期這所建筑里的故事更精彩。

當年徐桐走科舉之路，一步步成為帝師，之后又擔任了一系列要職。當時的中國，既有洋務運動、戊戌維新運動中出現(xiàn)的一批求新求變者，也有一大批如徐桐一樣的頑固守舊者，他們主張純之又純的中體中用，嫉惡西學。至戊戌政變后，徐桐一派更是不擇手段地攻擊新黨，以取得慈禧太后的信任。

關于徐桐的笑話，民間流傳得挺多。比如，作為帝師的他，終日不離手的居然是文人學士們不屑一顧的《太上感應篇》。他的“先進”事例滿朝皆知，連慈禧太后都看不下去了，幾次想撤掉徐桐的帝師資格，無奈他太過年邁，沒下得去手。

1900年，徐桐支持慈禧太后所寵愛的溥儁為大阿哥(皇儲)，進而謀劃廢掉光緒帝。如果溥儁繼位，徐桐至少是兩代帝師。于是，徐桐義無反顧地支持擁立溥儁的一切活動，洋人反對易儲，徐桐便痛恨洋人。朝中洋務派反對易儲，徐桐也痛恨洋務派。待義和團運動興起后，徐桐主張借助義和團排外，支持慈禧太后對外宣戰(zhàn)。

待八國聯(lián)軍進入北京，本著“君辱臣死”的大義，徐桐命自家老仆在大廳正梁上結了兩個繩套，同時喚來官拜刑部左侍郎的三兒子徐承煜，要他與自己一同殉國。后徐桐上吊殉國，徐承煜則脫下官衣跑了，可他慌不擇路，一出巷口，便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辛丑條約》簽訂后，關押在牢里的徐承煜和他父親的弟子啟秀一道被朝廷斬于菜市口。

關于徐桐之死在民間傳說中還有一個版本，說是徐承煜預見會有殺身之禍，便婉勸徐桐早做了斷，自己也以身相陪。此時，家中婦孺都已投身于水井，井里人滿，于是，父子倆便在房梁上打了兩個繩套，徐承煜誑騙老父先行投繯。

徐桐眼里見不得洋人，但偏偏住在東交民巷東段路南。這處宅院北側與意大利公使館的老館隔街而望，西側不遠處與德國公使館、西北側與法國公使館為鄰，于是，徐桐在自家門口貼了一副楹聯(lián)，這可能是近代歷史上最出名的楹聯(lián)之一：上聯(lián)是望洋興嘆，下聯(lián)是與鬼為鄰。

徐桐父子死了，他家的宅院被八國聯(lián)軍占據(jù)，于是，這里的新主人就成了洋人，便是未派軍隊、卻參與了簽訂《辛丑條約》的比利時人。

之前的比利時公使館同治四年（1865）初設在崇文門內大街路東、東單牌樓北側。庚子國變時，因為擔心遭炮火攻擊，使館工作人員不得不棄館出逃。他們跑到東江米巷的其他使館內，隨后，這所比利時公使館便被徹底焚毀了。《辛丑條約》簽訂后，比利時使館趁機占據(jù)了徐桐故宅，隨后又將東界擴充至德國兵營，南至南城墻根，北界則在東交民巷路南。

法國郵政局舊址，也曾叫做北京飯店

位于東交民巷中段的法國郵政局舊址如今也是網(wǎng)紅打卡地，這座優(yōu)美的建筑，最初是以北京飯店之名出現(xiàn)的。

北京飯店怎么會建在一條看起來并不繁華的街巷深處？其實對于一百多年前的洋人而言，這所名為HOTOLDEPEKIN的飯店雖不臨大道，但它的鄰居都很有消費能力。

那時，飯店的經(jīng)營者是一位來自瑞士名叫沙蒙的人。庚子國變時，北京飯店成為洋人與義和團、清軍部隊作戰(zhàn)的東線重點防御地段。從當時的一些老照片來看，北京飯店一帶筑起了街壘等防御工事，但這些并沒有擋住義和團與清軍的攻勢，由于戰(zhàn)斗激烈，最終導致北京飯店幾乎報廢。

待《辛丑條約》簽訂，各國列強在東交民巷獲得獨立郵政權，由于廢棄的北京飯店建筑緊鄰法國公使館，便被改造成了法國客郵局。所謂“客郵”，是指19世紀后期英、美、法、德、俄、日等國家強行在中國開辦的郵政機構，為了說起來好聽，于是把這些郵政機構稱作客郵。

最早的客郵是英國于1842年4月開辦的香港英國郵局。根據(jù)《南京條約》及附件的規(guī)定，英國人可以在五處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開辦客郵發(fā)售郵票。此后，法、美、日、德、俄等國以利益均沾為名，先后于1861年、1867年、1876年、1886年、1897年在上海設立了自己的郵局。

客郵的泛濫既侵犯了中國主權，也損害了中國的經(jīng)濟利益，長此以往，必然會引起中國政府與民眾的不滿。1919年“五四運動”所爭取的國權之一，便是要求撤銷外國在華客郵。1921年，北洋政權的外交部正式照會美、英、法、日四國，要求撤銷在華客郵。最終，在1922年2月召開的太平洋會議上，通過了撤銷外國在華客郵的議案，限期于1923年1月1日前撤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法國郵政局結束了在華的生意。

京城最早出售發(fā)電機的地方后來成為一家著名的服裝品牌店

從法國郵政局舊址一路往西，走到東交民巷飯店時，街對面就是京城制衣名店紅都，在東交民巷，它的年歲最大，至少125歲了。

有的朋友講，紅都制衣是北京百姓身邊的老品牌，這話說的對也不對，說是老品牌不假，但它之所以會出現(xiàn)是有著特殊原因的。

1956年，為了解決國家領導人、駐京使團和出國人員的制裝問題，在周總理的特別關照下，波緯、藍天、造寸等20家上海知名服裝店遷到北京，幾經(jīng)重組，最后成立了北京市友聯(lián)時裝廠，上世紀60年代，友聯(lián)改名為紅都。

正因為紅都所服務的對象是以從事外交活動的人員為主，所以直到1983年，紅都制衣都不對外營業(yè)。1984年，紅都服裝店成品部正式對社會開放，開始面向市場。

紅都的歷史與新中國外交密切相關，而這個地方原來的主人是一家名叫祁羅弗的洋行。祁羅弗的名字讓人感到十分陌生，但是，這里可以勾連起一個大家多少知道的名字：電影《定軍山》。《定軍山》是我國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它的出現(xiàn)也標志著中國電影的誕生，而拍攝這部影片所使用的機器設備是從祁羅弗洋行購買的。

這家洋行由丹麥商人彼得?基魯爾夫于1874年開設。作為北京第一家西方貿(mào)易公司，祁羅弗洋行以專售舶來品聞名京城。1893年，基魯爾夫將公司轉賣給德國人，后稱德商祁羅弗洋行。

祁羅弗洋行對北京的近代化進程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京城最早的發(fā)電設備也是從祁羅弗洋行購進的，這件事，得從慈禧太后準備還政光緒帝說起。

光緒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放出風來，打算在光緒帝大婚之后便退居西苑頤養(yǎng)天年。此時，工部奉旨為太后修葺西苑，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花費白銀六千兩，從祁羅弗洋行購進發(fā)電設備與電燈，并作為貢品獻給慈禧太后。這一年4月，西苑電燈公所成立，安裝了4臺蒸汽直流發(fā)電機組，為慈禧太后所居住的儀鑾殿供電。根據(jù)盛昱的奏折以及翁同龢的日記所載：安裝在慈禧太后寢室內的電燈是京城亮起的第一盞電燈。

時隔不久，光緒十六年（1890），清政府又耗費白銀1.22萬兩，從德國購進了一臺蒸汽機帶動的發(fā)電機組，次年被安裝在頤和園宮門外東南角的耶律楚材祠南側，從而建立了頤和園電燈公所。

東方的皇宮苑囿里亮起了電燈，引起西方電氣公司的普遍關注。從中看到商機的德國西門子貿(mào)易公司率先在東交民巷建起了第一家商用電氣燈公司，開始向附近的領事館、銀行和洋行提供照明電力。幾年后，照明的范圍擴大到東長安街、崇文門大街、東單等處。

當然，城市近代化的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到了庚子國變，西苑、頤和園電燈公所的兩套發(fā)電機組及電燈設備均被毀壞，而位于東交民巷的祁羅弗洋行也被破壞殆盡。等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前門外大柵欄的大觀樓里放映《定軍山》的時候，祁羅弗洋行才漸漸恢復了元氣，而此時，紫禁城內的寧壽宮也準備安裝電燈了。

正義路綠化帶上尋找河流的印跡

從東交民巷一路走過來，昔日的御河河道何在？原來就在行程的結束處——正義路的中心綠化帶。

綠化帶看起來像街心公園，只是格外寬裕，以致兩側的車道都顯得狹窄擁擠。其實，這條綠化帶有多寬就預示著下面的河道有多寬，如今在河道中，依然流淌著御河之水。

有很多人認為，玉河的水源出自西郊的玉泉山或北郊的白浮泉。因玉泉山等處的水潔凈無沙，在百姓中留有良好的印象，人們就將這條穿過北京城內的河流稱為玉河，又因玉河的河水流經(jīng)明代的皇城附近，人們將這一段河道也稱作御河。實際上，玉河與御河是同一條河的不同河段，姑且稱之為“御河”。

元代的御河起點是積水潭（水源地可以上溯至昌平白浮泉）。自元代積水潭，過萬寧橋，再一路朝東南流淌，出元大都的南水門（今東長安街以南）后，進入正義路一線。此時，河水并未一路南下，而是向東流經(jīng)今臺基廠二條一帶，再過文明門外關廂（今崇文門內大街），沿船板胡同至東南角樓（今古觀象臺）內側的泡子河，經(jīng)金口河故道，直入通州。至明永樂十八年（1420），由于北京城的南城垣被向南推移近二里（移至前三門大街一線），御河南出水口也就跟著南移了。

內城南移后，漕運船只便不再通往積水潭。到宣德七年（1432），由于宣德帝嫌御河畔過于喧鬧，便下旨將東皇城城垣往東移動，從而把御河圈入皇城之內。民眾用不了御河的水，聲響自然也就沒了。而此時的御河，在南出皇城以后，也沒有必要再經(jīng)臺基廠二條向東南流淌，它被一條新開辟的河道徑直南引，縱穿如今的正義路，從正陽門東水關（前三門大街與正義路的交匯點）一路流入南濠（內城南護城河）。

又過了六年，明朝政府修復通惠河，新建大通橋，通惠河的起點也改在東便門外的大通橋。此時的御河，已經(jīng)完全不具有漕運功能，只是京城中的一條排水主干渠。此后，在東交民巷地區(qū)先后出現(xiàn)了兩座御河橋，若加上位于東長安街的北御河橋，這片區(qū)域自北向南總共三座橋。到上世紀前半葉，隨著御河河道改造工作的推進，三座御河橋相繼消失。

民國十五年（1926），在北洋政府的市政改造過程中，御河河道被分段改作暗渠。按照史料記載，當時的城市設計者將西方現(xiàn)代城市建設理念大膽引入御河河道改造項目中，封蓋的河床最終被改造為城市街心公園，由此，古老的北京城內出現(xiàn)了第一個對公眾免費開放的街心花園，這也是北京城市建設的一個成功范例。

在明溝改暗渠的過程中，東西兩側的河沿被修成道路。其實早在道路升級的20多年前，由于河沿西岸臨近英國使館，所以被洋人稱作英國路（街），而河沿東岸挨著日本使館，便被稱為明治路。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英國路被改為正義路，明治路則被更名為興國路。1949年后，這兩條路被統(tǒng)一命名為正義路。

那時的御河水脈與運河相連，瑩瑩碧波。如今河道加蓋蓋板，寬敞整潔，兩側綠樹環(huán)繞，早已成為人們漫步休閑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