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以為高市早苗連任,能讓中國吃下啞巴虧同意“中日就此翻篇”,結果到等來的卻是更狠的一記反制。
2月24日,中國商務部正式發布了2026年第11號和第12號公告,這是一套組合拳:第11號公告將三菱造船在內的20家已經確認涉軍的實體直接列入管控名單,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
而第12號公告則將包括斯巴魯在內的另外20家無法核實最終用途的實體列入關注名單,意味著它們隨時可能面臨同樣的制裁。
當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佐藤啟在記者會上聲嘶力竭地喊出“絕對無法接受”時,全世界都聽到了那種混雜著恐慌與無力的喘息。這已經不是今年第一次來自中國的重擊了。
早在1月初,中方就曾發布《關于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的公告》,試圖給當時狂熱的日本政壇降溫。
那時的東京政客們還沉浸在盲目的樂觀中,他們不僅沒有收斂,反而將中方的警告解讀為一種“例行公事”的姿態,甚至陰謀論地認為這是中國試圖干預日本選情、制造其國內政治分裂的“小動作”。
如今,名單上那一個個精確到車間與船塢的企業名字,正像手術刀一樣,精準地切開了日本對于兩用物項流動的最后一點灰色幻想。
此舉絕非僅針對個別企業實施制裁這般簡單,其背后蘊含著對日本軍工產業體系的一次深度沖擊,宛如巨石投入平靜湖面,漣漪波及整個日本軍工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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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略圈近期流行一種近乎于“劇本殺”的奇特邏輯:他們天真地認為,只要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拿下了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席位,只要高市早苗代表的右翼勢力能夠實現“政令歸一”,那么中國就會因為失去了分化日本內部的抓手而不得不軟化立場。
在這種邏輯里,實力的天平似乎是由議席的多少決定的,仿佛只要在國內喊得夠響,外部世界就會乖乖聽話。于是我們看到,在自民黨大勝之后,高市早苗等人不僅沒有在涉臺言論上有所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公開揚言要推動自衛隊入憲,甚至在敏感海域進行挑釁性演習。
這種急于讓軍國主義魂魄回流的政治沖動,直接導致了1月份中方那份框架性公告的落地。遺憾的是,東京的劇本里從來沒有“妥協”和“反省”這兩個詞。他們選擇將中國的克制解讀為軟弱,將中國的耐心視作無底線。
這種認知偏差,像極了當年舊日本海軍在進行太平洋戰爭兵棋推演時的做法:先設定一個有利的結局,然后強行逆推敵方的行動。如果推演過程中敵人的反應不符合自己的預期,他們竟然會當場修改規則,繼續假裝勝利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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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維定式在近日再次撞到了南墻。當佐藤啟在鏡頭前大談“極為遺憾”時,他似乎忘了,中方的關注點從來不在于日本哪個黨派贏了多少席位,而在于這個國家正在整體性地滑向戰爭策源地的深淵。
中國關心的不是日本政壇的權力游戲,而是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否受到實質性威脅。如果說1月份的公告是一張警示性的“封條”,那么2月下旬落地的第11號、12號公告,就是一組定向爆破的“炸藥包”。
從“框架性管制”升級到“精準名單制”,這種路徑的轉變,清晰地劃出了中方反制邏輯的進化軌跡。1月份的時候,規則還是原則性的,給日本留下了觀測風向、調整姿態的空間。但日本選擇了踩油門加速右轉,于是,中方的工具包也隨之進入了執行階段,不再留有余地。
看看這份名單的含金量吧。三菱造船,日本海上軍事力量的核心母體,承載著日本打造航母夢的關鍵技術;斯巴魯,在民用汽車的溫和外表下,掩蓋著復雜的航空航天軍工背景。這40家企業的入榜,不是為了打口水仗,而是為了從源頭上對日本進行“去軍事化”手術。
這是一種全新的治理邏輯:你既然想通過推動自衛隊入憲來實現武力擴張,那我們就從產業源頭的關鍵物項上,直接切斷這種擴張的物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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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簡單的貿易摩擦,而是規則重塑的開始。中國不再通過反復喊話來勸阻對方,而是通過具體的、有法律效力的管制名單,直接定義什么是不能逾越的紅線。
這套組合拳打得極具節奏感。第11號公告盯著“已經涉軍”的,實施定點清除;第12號公告盯著“可能涉軍”的,進行嚴密監控。
這種雙軌并行的封堵,讓任何試圖通過第三方倒手、模糊用途的伎倆徹底失效。中國海關和商務部的數據聯網,加上情報系統的支持,讓日本企業在兩用物項上的任何違規操作都無所遁形。
自民黨那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在東京的國會大廈里或許象征著絕對權力,但在現實的地緣物理法則面前,它蒼白得令人同情。一個國家的戰略姿態如果不建立在真實的實力基石上,就會淪為一場滑稽的表演。
日本當下的悲哀在于,高市早苗等政客拼命煽動的情緒,正將日本工業的最后一點家底推向火坑。在涉事企業股價應聲下挫的背后,是全球產業鏈對日本信譽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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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連基本的兩用物項供應鏈都無法維持穩定,那么所謂“加速右轉”的底氣又在哪里?自民黨的席位能夠填補自衛隊與解放軍之間的代差嗎?能夠挽救日本日益萎靡的實體經濟嗎?顯然不能。
事實證明,這種通過挑釁周邊國家來收割國內選票的政治戲碼,正在迎來它的最后回響。中國并沒有按照日本寫好的劇本“軟化”,反而在反制的力度和深度上完成了階梯式的跨越。這場博弈正在進入一個更加露骨的階段。
日方如果繼續沉浸在“強硬姿態能逼退中國”的戰略幻覺中,只會誘導自己做出更激進、更錯誤的判斷。當這種幻覺再次觸碰現實,迎來的將不僅僅是股價的波動,更是國運的劇烈震蕩。
在這場跨越2026年開年的博弈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出口管制的權力運用,更是一個時代的落幕與開啟。舊的“日本可以通過模糊地帶兩頭獲利”的時代已經死在了第12號公告的墨跡里。
日本的悲劇在于,它的政壇精英們依舊試圖用20世紀初的地緣舊邏輯,去對抗21世紀中葉的工業綜合體意志。高市早苗和佐藤啟們或許應該明白,政治上的“絕對多數”在物理世界的“絕對實力”面前,不僅毫無意義,甚至連當一塊擋箭牌的資格都沒有。
下一次,當日方的“震驚”再次出現時,他們是否還會想起,其實所有的解藥早在1月份就已經擺在了他們的桌面上?那份被他們輕視的公告,原本是他們最后的機會,可惜,他們選擇了無視。現在,苦果已經釀成,且必須由整個日本社會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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