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迎人口死亡高峰！22年1041萬，23年1110萬，去年死亡多少？

離世是一個極為莊重的命題，卻也是每個人生命旅程中無法繞開的終點。正因如此，中國每年的逝者數量，始終牽動著公眾的目光與思考。

2022年全國死亡人口為1041萬人；2023年上升至1110萬人。

那么，2024年呢？我國是否正步入一段前所未有的生命謝幕高峰期？

歷史積壓的課題，終將在時間中顯影

近兩年，公眾首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清晰讀到一組具象而凝重的數據：2024年，全國死亡人數為1093萬人，出生人數為954萬人，自然增長呈現負值——凈減少139萬人。

單看數字或許略顯疏離，但若換作另一種表達：相當于一座常住人口超千萬的特大城市，在一年之內悄然退出現實圖景。

倘若將視野延展至更長的歷史維度，便會發現，這并非突發性震蕩，而是一場醞釀數十年、如今集中兌現的人口結構清算。

回溯1949年，全國死亡人數為1083萬人，表面與當下相近，但彼時人均預期壽命僅約35歲，大量生命消逝于嬰幼兒期、烈性傳染病及社會動蕩之中。

而今，我國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9.2歲，絕大多數人得以抵達生理意義上的生命周期尾端。

真正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是1963年——新中國成立后規模最大的嬰兒潮年份。

當年新生兒達2954萬人，相當于當前每百名中國人中，約有4位誕生于那個春天。

時至今日，這批龐大群體正穩步邁入60歲、65歲門檻，整體進入慢性病高發、功能衰退加速、健康風險顯著攀升的關鍵階段。

可將其視作一場跨越半世紀的“人口蓄水”與“周期性泄流”：當年一次性注入社會肌體的巨大人口流量，如今正以集體性老齡化的形態，進入不可逆的釋放通道。

因此，當前每年逾千萬的死亡規模，并非偶然災變的征兆，而是特定代際人群完成其完整生命歷程的結構性體現。

據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等權威機構建模推演，這一“死亡高位平臺期”將持續三十余年，預計于2060年前后攀至頂峰，年死亡人數或將逼近1900萬，此后才逐步趨緩。

與其冠之以“人口塌方”的悲觀標簽，不如理性承認：這是人口年齡金字塔深層演變與歷史積累效應共同作用下的必經階段。

從“竭力挽留”到“從容作別”

這場持續數十年的生命退潮，對社會最切近的叩問，并非殯葬資源是否緊張，而是我們這一代人正在被時代推動著，重新習得一門久被忽視的生命功課：如何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過往家庭語境中的“已經盡力”，往往指向不惜成本啟用呼吸機、氣管插管、高風險介入手術等干預手段，即便臨床判斷已無實質獲益，家屬仍難啟齒“停止搶救”四個字。

然而，近年來，一種靜默卻堅定的觀念遷移正在發生。

以上海市為例，“生前預囑”制度推廣實施數年來，簽署者數量持續攀升，其中60歲以上長者占比高達七成。

這批成長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老人，親歷過物資緊缺年代，也見證了現代醫學的飛躍式進步，如今越來越多人主動提筆落墨：當疾病進入不可逆轉的終末狀態時，愿減少無效醫療干預，優先保障身心安寧與人格完整。

這種選擇背后，是安寧療護理念日益深入社會肌理的印證。

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已建成多家獨立建制的安寧療護中心；不少三級綜合醫院同步設立“舒緩醫學”?？撇^，其核心目標不再拘泥于延長生存天數，而是聚焦疼痛管理、呼吸支持、情緒疏導、靈性照護及家屬心理陪伴等多維需求。

現實數據揭示出巨大落差：全國每年約700萬患者亟需終末期專業照護，但實際接入規范化安寧服務體系的不足十分之一。

障礙既來自認知層面——部分家庭仍將簽署放棄過度治療文件等同于“不孝”；也源于供給短板——專業醫護人員極度匱乏、醫保報銷目錄尚未全面覆蓋、臨床評估標準尚未統一。

盡管如此，變化已在細微處扎根：一名資深老年科醫生手寫的預囑指導手冊被社區反復傳閱；某三甲醫院安寧病房新增的親子閱讀角與家庭合影墻悄然啟用；基層衛生服務中心開始試點“居家安寧支持包”……這些微小卻真實的信號表明，社會正以務實姿態，系統性補上“善終教育”這一課。

面對未來每年千萬級的生命告別，真正的焦點不應再是“該不該全力搶救”，而是能否為每位個體鋪設更多元、更自主、更具溫度的臨終路徑選擇。

養老正演化為一項融合科技、制度與人文的系統工程

討論“死亡高峰”，必然關聯“老齡化高原”。二者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塑造著中國社會的深層轉型。

截至2024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突破3.1億，體量相當于三個日本總人口之和。

養老議題早已超越傳統意義上“有人照料起居”的樸素范疇，深度嵌入醫療資源配置、長期護理金融設計、適老住房改造、銀發消費分級、終身學習體系乃至代際關系重構等多重系統之中。

過去提及“養老產業”，大眾腦海中浮現的多是按摩器械、滋補品營銷或夕陽紅旅游團；而今，整個產業圖譜正經歷一場靜水深流式的重塑。

一方面，基礎照護人力缺口觸目驚心，業內估算持證專業護理人員短缺超過550萬人；

另一方面，一批新興職業正加速涌現。

例如“老年人能力綜合評估師”，需掌握老年醫學篩查、認知行為觀察、社會支持網絡分析及政策資源對接等復合技能，已成為多地人社部門重點扶持的新職業，起薪普遍高于行業均值。

目前已有47所本科高校開設智慧健康養老服務與管理、老年福祉與管理等相關專業；各級職業院校的“健康照護技術”“智能康養工程”方向招生規模逐年擴大。

尤為關鍵的是，“算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養老服務鏈條。

智能心率貼片、毫米波跌倒監測雷達、AI語音認知篩查工具、環境壓力傳感床墊……

“人工智能+適老服務”已走出實驗室，在多個城市社區落地應用：通過分析獨居老人夜間活動頻次、衛生間停留時長、廚房使用規律等非接觸式數據，提前識別潛在健康惡化信號。

適老化改造也不再停留于加裝扶手、更換防滑地磚等基礎動作，而是依托算法模型，對門洞寬度、照明色溫、地面摩擦系數、聲控響應延遲等數十項參數進行個性化調優，切實降低意外跌倒概率。

與此同時，銀發群體的正向消費需求持續釋放：老年研學旅行、慢病數字化管理、銀齡在線教育平臺、適老化社交App等細分賽道，已被列為國家“十四五”銀發經濟重點培育領域，市場空間預計達數萬億元級別。

人口結構的老化與死亡峰值的到來，天然喚起人們對“負擔加重”“財政承壓”的本能擔憂；但換個視角審視，它亦成為倒逼治理體系從經驗驅動轉向數據驅動、從粗放應對轉向精準施策的重要契機。

比如，長期護理保險如何實現城鄉統籌與跨省結算？居家上門服務與機構托養之間怎樣構建科學分級響應機制？醫養結合究竟如何穿透行政壁壘，在街道衛生服務中心與社區日間照料站實現真實協同？

當復旦團隊預測2061年將迎來死亡峰值之時，回望2020年代，我們極有可能將其定義為整套老年友好型社會基礎設施的奠基期。

生前預囑制度的立法探索、安寧療護服務的標準化建設、智能適老產品的產業化落地、專業化照護人才的規?；囵B——這些看似分散的實踐，實則正沿著同一邏輯主線匯聚：讓“長壽”不只是生命的長度延伸，更是質量提升與尊嚴保全的雙重實現。

比起執著于人口總量曲線的下行趨勢，我們更應聚焦一個更具操作性的命題：在這段不可回避的“死亡高位運行期”中，能否為每一位普通公民賦予更強的主體性——多一分自主抉擇的空間，少一分身不由己的倉促。

人口數據自有其運行規律，但我們完全有能力決定：那些躍動于統計報表背后的鮮活生命，將以何種環境、何種節奏、何種尊嚴，完成他們人生最后一頁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