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石家莊的寒意尚未褪去,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案頭,一份厚厚的案卷壓得人喘不過氣。翻至最后一頁,他沉默良久,終是開口,聲音沉重:“他的精神狀態,到底怎樣?”“剛做過檢查,神經健全。”一句小心翼翼的匯報,讓屋內陷入死寂,窗外的風卷著寒意,仿佛在為這個艱難的決斷嘆息。
案卷上的名字——沙飛,對聶榮臻而言,不是陌生的犯人,而是并肩作戰的老部下,是抗戰攝影戰線的旗手,是用鏡頭當武器的“特殊戰士”。誰也未曾料到,抗戰勝利僅僅五年,這位曾用相機定格民族苦難與抗爭的先驅,會因一聲槍響,站在軍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最終落幕于自己人手中,年僅3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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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飛的人生,從一開始就帶著不甘平庸的底色。1926年,14歲的他從無線電學校畢業,成為北伐軍的一名報務員,每日與電碼、天線為伴,過著安穩體面的生活。1932年,他調任汕頭電臺,成為特級報務員,薪水優厚、工作穩定,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已是旁人羨慕的境遇。可魯迅的著作,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字里行間的犀利與清醒,讓他無法再安于現狀,渴望為苦難的祖國做些什么。
真正讓他找到方向的,是一臺相機。新婚旅行時,他買下人生第一部相機,起初只是記錄生活,可當鏡頭對準街頭的人力車夫、流離失所的災民、衣衫襤褸的乞丐,他忽然明白:鏡頭可以成為吶喊的工具,那些被文字忽略的苦難,能通過畫面直擊人心。1935年,他加入“黑白攝影”團體,從此踏上用鏡頭記錄現實、控訴苦難的道路。
1936年,沙飛奔赴上海,一邊在美專求學,一邊做職業攝影記者。這一年,他迎來了人生中最具影響力的拍攝——魯迅。在全國木刻流動展覽上,他抓拍了身患重病的魯迅拄著拐杖的身影,這組照片后來被公認為“魯迅一生最傳神的影像”。魯迅逝世后,他全程記錄葬禮,那些悲慟的畫面登上報刊,震撼了整個文藝界。可也正因與魯迅的關聯,他被上海美專勒令退學,嘗到了風口浪尖的滋味。
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劃破寧靜,全面抗戰爆發。沙飛毅然放棄城市的一切,奔赴戰地,踐行“攝影是武器”的信念。彼時中國文盲率極高,他深知,一張真實的戰場照片,比千言萬語更有力量。平型關大捷后,他輾轉進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穿上八路軍軍裝,成為聶榮臻身邊的專職新聞攝影人員。
在淶源,他拍下《戰斗在古長城》,殘垣斷壁間,戰士們的身影透著不屈的力量;在根據地,他記錄戰士訓練、群眾生產的日常,讓外界看到敵后抗戰的真實面貌。1939年,在聶榮臻的支持下,他舉辦晉察冀邊區第一次攝影展,一張張黑白照片,讓軍民看到了自己的抗爭,也凝聚了抗戰的力量。同年,他出任軍區新聞攝影科科長,培養了一批戰地攝影骨干。
1942年,沙飛牽頭創辦《晉察冀畫報》,創刊號收錄的150幅照片中,82幅出自他之手。為了這份畫報,他幾乎連軸轉,白天奔赴前線拍攝,晚上在簡陋的暗房沖洗底片,曾累到吐血,卻始終不肯停下。可長期的戰地奔波、血腥畫面的沖擊,讓他的精神逐漸崩潰,被診斷出精神疾病,只是在那個醫療落后的年代,這份隱患被暫時擱置。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沙飛病情加重,被送往石家莊醫院治療。誰也沒想到,這場治療,會成為悲劇的開端。負責診治他的,是日本反戰醫生津澤勝——一位在白求恩醫院工作、醫德醫術俱佳的反戰人士,長期救治中國傷員,口碑極好。
一個是功勛卓著的戰地攝影先驅,一個是心懷良知的反戰醫生,本該是互相扶持的關系,卻因沙飛不穩定的精神狀態,走向了毀滅。某天,得知主治醫生是日本人的沙飛,被戰爭歲月里的慘烈記憶徹底擊潰,理智盡失的他拔槍射擊,當場打死了津澤勝。這一槍,擊碎了他的功勛,也將他推向了深淵。
案件傳開后,國內外一片嘩然。一邊是備受尊敬的革命功臣,一邊是國際反戰人士,這起案件不僅關乎個人,更牽扯到新中國的國際形象。軍區起初有從輕處理的想法,可隨著津澤勝反戰事跡的曝光,輿論壓力劇增,最終,司法的嚴肅性與國際影響,讓判決偏向了死刑。
聶榮臻深知沙飛的功績與苦難,他反復詢問沙飛的精神狀態,渴望找到一絲從輕的余地,可“神經健全”的診斷,讓他只能做出“揮淚斬馬謖”的決定。簽署處決命令時,他特意叮囑:“行刑前,給她做頓好吃的,讓他吃飽。”一句樸素的叮囑,藏著老戰友之間最深的無奈與惋惜。
1950年3月,沙飛被執行槍決,年僅38歲。這個用相機記錄了無數英雄的人,最終沒能逃過自己的悲劇。直到1986年,在沙飛親屬的反復申訴下,北京軍區軍事法院重新審理此案,認定沙飛作案時患有精神疾病,不具備正常自控力,撤銷了當年的死刑判決,恢復其黨籍,為這位蒙冤三十多年的先驅,送上了遲來的清白。
沙飛的一生,是榮耀與悲劇的交織。他用相機定格了抗戰的苦難與不屈,開創了晉察冀戰地攝影事業,培養了一批攝影人才,那句“不能有負于歷史”,他用一生踐行。可戰爭留下的精神創傷,讓他在勝利后迷失,最終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如今,他拍攝的照片依然清晰,《戰斗在古長城》《魯迅最后的身影》,每一張都承載著厚重的歷史。沙飛的故事告訴我們,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英雄也有脆弱的一面。他用鏡頭守護了歷史,卻沒能守護好自己,這份遺憾,成為中國攝影史乃至革命史上,一道難以愈合的傷口,也讓我們讀懂了戰爭的殘酷,以及和平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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