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更迭頻繁的涼州，在十六國之亂中卻成為了漢文化的樂土

十六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代。在這100多年的時間內，長江以北的地區出現了二十多個政權。在100多年的時間內，北方戰亂不斷，經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不過該時期北方卻出現了兩個比較安定的地方，一個是慕容鮮卑管理下的遼西，一個則是涼州地區。涼州地區雖然也出現了“五涼”的更替，但是成為了北方最穩定、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一，民族融合的前沿陣地

涼州，在地理位置上是十分特別的。涼州處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西域和中原的交界地區，也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過渡地區，溝通西域和中原的唯一交通要道。這一切條件共同決定了涼州就是一個民族融合的熔爐。在魏晉時期，這里聚居著漢族、匈奴、西羌、氐族、鮮卑等民族。而今天的甘肅一帶依然是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道教文化的交融之地。

在漢朝之前，涼州被大月氏人、羌族、匈奴等占據。漢武帝擊敗了匈奴后，設立河西四郡和涼州刺史，進行移民屯田等活動，使得涼州的農業得到了開發。由于“絲綢之路”開通，涼州的經濟地位迅速提高，“胡商販客，日款于塞下”。東漢時期，涼州的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兩漢之交，竇融保據河西，周邊的羌胡、流民歸之不絕，為涼州開發提供了勞動力。東漢初期，新任武威太守任延 “造立校官”，為河西文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在東漢時期，涼州就已經出現了一批名人儒士，如曹全、蓋勛、令狐禹、張奐、段穎、索勱、侯瑾等。

漢族在涼州的開發，逐漸改變了涼州的風俗，許多游牧民族也逐漸轉為了農耕民族，漢族和少數民族開始融合起來。漢朝還不斷將周邊的游牧民族安置于此，如121年， 匈奴渾邪王歸漢后，其部眾被安置于五郡塞外，隴西便是其中之一。東漢末年到西晉，涼州總體還是保持著和平局面，其中的敦煌發展為了“華戎所交一都會”。西晉時期，涼州的少數民族數量和漢族持平。江統曾說“西北諸郡，戎狄居半”。在這種漢族和少數民族雜居的狀態中，涼州的民族融合是最早也是最劇烈的。

二，“五涼”的文化政策

西晉后期，王朝就已經開始崩潰，中原出現了“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平涼人張軌也在301年成為了涼州刺史，從此割據一方，史稱“前涼”。張軌在涼州的統治，為后來的涼州政權做好了榜樣。他重用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等人為股肱，“威著西州”。305年，鮮卑拓跋氏10萬軍隊入侵涼州，被宋配擊敗。張軌便將10多萬的鮮卑族安置在河西走廊。永嘉之亂后，“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張軌于是將流民安排在了武興郡、晉興郡。涼州地區在魏晉時期經濟凋敝，使用的是實物貨幣。張軌就下令鑄造五銖錢，加速了工商業的恢復。

張軌在涼州建立學校，大力發展儒學，推動了涼州河西文化的產生。胡三省說“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

河西的士人并非全部是避難來的，其中的大部分是本地的世家，如安定張氏、 隴西李氏、 略陽郭氏、 西平田氏、 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 陰、 索、 汜等， 都是儒學世家。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涼州成為了當時北方的文化中心。

前涼政權滅亡后，涼州出現了后涼，北涼，南涼，西涼四個政權。這些政權在文化上都大體上都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并且主動接受了漢文化。

南涼是鮮卑族拓跋氏（禿發氏）建立的政權，但是政權建立后就不斷遭到周邊大夏、北涼的進攻，生產無法正常進行，只存在了19年便滅亡了，因而也沒有留下什么業績。但是拓跋氏也采取了史囂“宜建學校， 開庠序， 選耆德碩鏞以訓胄子” 的建議，積極辦學， “以田缶沖、 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到侮檀時期，又不斷吸收后涼、后奏文士為己所用， 使境內尊師重教之風依然興盛。后來后秦的尚書韋宗在考察了南涼后說“涼州雖殘弊之后， 風化未頹， ……憑山河之固， 未可圖也”。

西涼是河西大族李暠建立的，李暠思賢若渴，在涼州招納賢才，設立泮宮，縣學、州學和醫學等，使得涼州人才濟濟，涌現了郭璃、劉釃、索靖、索敞、索襲、索兢、索綏、張穆、 張斌、張湛、祁嘉、宋繇、纖、汜騰、闞駟等儒士。

北涼是匈奴分支的盧水胡人沮渠蒙遜建立的，他們長期生活在河西走廊，到了十六國時期已經嫻習漢語，《晉書》稱沮渠蒙遜“博涉群史”。他們也積極在境內建立學校，推廣儒學。沮渠蒙遜子沮渠興國曾遣使至宋，“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合四百七十五卷”。元嘉十四年，沮渠牧犍給南朝贈送了154卷書籍，其中包括敦煌趙瞰的《甲寅元歷》、《涼書》等，對江南文化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對后世影響深遠

北魏滅北涼后，除了就將大量的學者遷徙到了平城，其中包括敦煌的劉昺、闞骃、索敞,武威的陰興、宗欽、段承根；金城的趙柔以及程駿、程弘、常爽等人。這些學者在平城著書修史，講學授業，成為北魏儒學的開端，史稱“魏之儒風及平涼州始振”。后來北魏孝文帝推行全面的漢化改革，使得北方的民族都融入了漢族之中。恰恰是河西文化為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礎。

十六國時期的涼州不僅是儒學的高地，也是佛教東來的重要跳板。十六國時期，許多西域、印度的僧人經過河西走廊進入了中原，而涼州的許多僧人也到西域、印度求取佛法，對佛教的東傳和中國化做出了貢獻。

呂光在征服西域后，將鳩摩羅什先后帶到涼州，在那里建精舍， 授弟子，講經說法，翻譯佛經，使得涼州的佛教盛行一時。西涼的有曇無讖等印度僧人講學。北涼滅西涼后，又迎接曇無讖到姑臧主持翻譯佛經，一共翻譯了11部佛經，其中《大般涅槃經》 最為重要，對大乘佛教的傳播有重要的作用。涼州的僧人還大規模建造寺廟、開鑿石窟，著名的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就是十六國時期開始開鑿。后來北魏受其影響，又開鑿了云岡石窟、龍門石窟。

敦煌石窟

從南北朝到隋唐時期，佛教文化成為了中國的重要文化，而涼州無疑成為了佛教佛教的主要陣地。另外，道教也在西晉和十六國時期大規模傳入了涼州，因而使得涼州成為了儒學、佛教、道教文化的交融之地。從魏晉之后，中國的文化就從儒學獨尊變成了“三教并存”，在這個文化基礎上建立的隋朝推行了“三教合一”，唐朝推行“三教并行”，為后來宋明理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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