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潤千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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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千年前，五代吳越國王錢镠極富詩意的一封浪漫家書，向世人訴說著吳越文化的溫潤靈動與雋永悠長。從史前星火點亮文明曙光，至古越春秋積淀文化底色，經近代變革穿越風雷激蕩，到當代發展再譜盛世新篇，吳越文化在匯聚中華文化精華的同時實現自我更新，源源不斷為中華文明注入時代活水與蓬勃生機。

吳越文化源遠流長，文物遺珍燦若星辰。上圖為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玉琮，左下圖為戰國越王者旨於睗劍，右下圖為北宋泥塑彩繪菩薩立像。 浙江省博物館供圖

吳越文化源遠流長，兼具吳文化和越文化的傳統與特色。吳文化主要指太湖流域的文化，越文化主要指錢塘江流域的文化。二者在春秋時期吳、越兩國的紛爭中交流交融，逐漸形成較為統一的文化面貌。據《越絕書》記載，“吳越為鄰，同俗并土”，“吳越二邦，同氣共俗”。秦統一中國以前，以夷越人為主創造的吳越文化，展現出水鄉澤國的特色和精勤耕戰的傳統，構成了中華文化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水韻悠遠，文明淵藪。大約100萬年前，浙江最早的古人類腳印落在了西苕溪畔。湖州長興七里亭遺址、安吉上馬坎遺址，用一件件手鎬、手斧、砍砸器、刮削器等古人類遺存，實證了浙江百萬年的人類史。大約10萬年前，已有人類在建德一帶居住。上山文化則用古老的炭化稻米，為“南稻北粟”這一支撐中華文化早期發展的獨特農業結構提供了“萬年級”實證。此后，距今約8000—7000年的跨湖橋文化、距今約7000—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距今約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共同講述著吳越先民舟楫渡生、搭建干欄式建筑防潮、挖井取水的生活智慧，勾勒出吳越地區從定居農業到社會結構日趨繁復的清晰軌跡，向世人展示了長三角太湖流域及錢塘江流域悠久厚重的文明歷史。

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斗”。良渚文化無疑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十分耀眼的那顆星。良渚古城遺址以其宏大的城址格局、復雜的水利系統、發達的稻作農業、等級分明的祭壇與墓葬制度，以及大量雕琢精細、紋飾神秘的玉器，展現出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結構和集政治、經濟、文化與祭祀功能于一體的早期城市形態。這些遺存揭示了當時長江下游地區已進入具有國家雛形的復雜社會階段，沖破了西方考古界以“冶金術、文字、城市”三要素作為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束縛。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和“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

春秋戰國時期，與同期中原文化持續整合演進相比，吳越地區發展相對平緩。直至吳、越立國建都，吳越文化展現出新的氣象。其時，吳、越并立東南，兩相爭霸。“句踐小城，山陰城也”，越國曾定都今浙江紹興一帶。吳國大敗越國后，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于攻滅吳國。勾踐忍辱負重、逆境奮起的傳奇經歷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勵志典故。清華簡《越公其事》記錄了勾踐推行的“五政”，即好農、好信、好征人、好兵、敕民。這“五政”使“東夷、西夷、古蔑、句吳四方之民乃皆聞越地之多食、政薄而好信，乃波往歸之”，充分展現出古越文化特征，積淀成為吳越文化內涵。吳、越雖相繼覆亡，但在長期爭衡與交融中形成的尚武重謀、堅韌務實的精神氣質，是后世地域認同與持續發展的精神紐帶。

公元前222年，秦以吳越地置會稽郡，中央集權統治在此首次實現了制度性確立與深度整合，有力推動了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在適應中融合、轉換中創新。秦至西漢的200余年間，吳越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仍明顯落后于北方。自東漢中后期起，北方戰亂不已，吳越文化因遠離兵燹而得以持續發展。東漢時期，會稽思想家王充通過《論衡》等論著，展現了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強調“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撥開了兩漢時期讖緯神學的迷霧，在中華文明史上刻下了“實證主義”的思想烙印，奠定了“浙學”的批判傳統，深刻影響了后世思想學術發展的脈絡。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曾寫道，王充“作為《論衡》，趣以正虛妄，審鄉背。懷疑之論，分析百端；有所發擿，不避孔氏。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會稽史學家趙曄編撰的《吳越春秋》及袁康、吳平編定的《越絕書》，史志并重，成為記錄吳越地區早期歷史文化的標識性文獻。